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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杭州，对古代吴越文化以及有关杭州的地方掌故特别关心。即如本师沙孟海先生之对故乡宁波的地方史实也特别在意。开始时我是随便做做笔记，零篇碎楮，并不成系统。而后听沙老说他想搞一部《浙东金石志》，对宁波、四明山一带的刻石作全盘调查，遂觉得老辈学人对家乡地方文献的重视，正是一种优秀的学问素质。我们还年轻，也应该学着做做。于是，后来做过两篇杭州方面的地方文化研究论文：《南宋临安府钱牌的缘起及其性质》，是关于钱币学方面的论文；《吴越国对外交流史实考述》，是关于五代钱镠王立吴越国时与朝鲜、日本的外交活动的论文。但时间既少，学术活动太忙，后来也很难再抽出精力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来日本初，并没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只是还保留着一份下意识的关注而已。殊不料却正是在此，接触到一份杭州文人王元珍与日本交往的史料。中日两国诗人互相唱和，其间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更何况王元珍要赴日本，但却终于未能成行，仅仅是四首诗东渡扶桑，并引来日本诗人的数度唱和，这真是一件太风雅的往事。先来看王元珍诗：
道光戊戌（1838）仲冬，将作东海之游，留别同社诸君。钱塘王元珍。
讵能投笔羡封侯，
且作乘风汗漫游。
放眼沧溟窥巨镜，
只身天地寄扁舟。
月明璚嵨招玄鹤，
星灿银河戏玉虬。
料得卢敖应识我，
独吹铁笛度瀛洲。
也知远涉计全非，
欲问他途愿更违。
出手尽多云雨幻，
关心漫说雪霜霏。
老亲幸有诸孙伴，
娇女怜无阿母依
。
秋隼习飞何足怪，
篱间鷃雀莫相讥。
成败论人最可伤，
秋风几度困名场。
好游有客情同壮
，
感逝经年鬓易苍。
游子苦心多怅惘，
男儿变计亦寻常，
停云八表无他恋，
惟祝高堂乐寿康。
昔闻宗老历蓬莱
，
倘继仙缘亦快哉。
雅集定逢花月主
，
名流都赠画诗来。
楂弃斗极量杓近，
帆卸东瀛曙旭开。
归舶应添观海记，
此游愧乏采风才。
据诗和自注，则对这位王元珍，我们大概能看出一些端倪。首先，他困顿场屋，久试不售，不得已才想东渡的。其二，他准备行装时，妻子已谢世一年。其三，他的从祖（云轩先生）、老友（陈二山）都有东渡经历，而他在日本长崎也有知己，名叫木下逸云。此次东渡，很可能即是与木下逸云相约的。落第秀才，郁郁不得志，想去海外开开胸襟。
但他准备了许久，却还是未能遂愿。据说一是台风，出海后又被迫返还；二是海盗猖獗，航路不安全，也使他不敢再次冒险。于是即将此四首诗寄往日本索和，以记此一段憾事。这些，可以从第一位和诗者斋藤拙堂和第三位和诗者东褧题中见出。斋藤拙堂的和诗有题，如下：
钱唐王梅庵元珍将来游长崎，已发，遇飓而返。录寄其将发时所作律诗四首索和于本邦之士。余乃效颦次韵却寄。
东褧的诗题则更具体，连时间都有拈出：
梅庵尝将来吾长崎，海上遇飓而返。后有蛮寇，海路梗塞，不果，客岁事平，以此诗托商舨以请本邦诗人之和。拙堂、雪淙诸公有句，余亦效之。
在拜读王元珍四首诗之后，斋藤拙堂遍邀日本名士唱酬。唱酬的人依次是斋藤拙堂、鹰羽龙年、东褧、龙维孝、篠崎弼、僧月性、斋藤正格。除斋藤父子之外，另有五位名流，其中东褧的四首诗最有特色，显示出作者出众的汉学功底，而且还保留了一些关于王元珍的零碎材料。故依王元珍原诗排列，引如下：
好在云溪旧醉侯
，
多年难果日东游。
三家鼎立吴中社
，
万里书来海外舟。
不是周旋乘赤鲤
，
亦应客裔驾青虬
。
读诗西望遥相待，
六十余州即十洲。
长卿本悟倦游非，
世路崎岖宿志违。
海阔飓风多逆浪，
天晴蜃气远升霏。
词林忽见高柯梃，
学圃偏惭弱蔓依
。
秀句相传名士和，
此身宁避滥竽讥。
误使冲天六翮伤，
青云望绝斗鸡场。
身辞俸禄何清白？
口吐文章自老苍。
几岁蛮兵谋不轨，
当时海路备非常。
西风忽拂妖氛去，
想起杭州丽且康
。
幽居屈节守蒿莱，
日赋新诗亦乐哉。
偏愿棘闱投笔去，
直须蓬岛挂帆来
。
天边水尽鹏云落，
海上风收
月开。
何处最堪穷远目，
登楼遥羡仲宣才。
王元珍被指为“钱塘三大家”之一，此事在当时不知是小范围内互相抬爱，还是他真有诗名传于时？但日本人东褧的诗极有功底，看来他是属于言必有据者。是则这“钱塘三大家”云云定有来历，而世不知，这正足以补地方文献录载之缺也。
此外，既以诗唱酬，东褧对汉诗的一套也可谓是运用熟识于心。明明是王元珍数入科场而不售，是被迫无奈，但在诗中，东褧却偏要说他是“身辞俸禄何清白”。这“辞”“清白”之说，真不知从何说起。但在汉诗中，用此“曲词”却是十分常见的。我故指东褧是一流的好手，因为他不但遣词造句极工，且于此等去处，也是地道的本色技巧。一般的外域之人，恐难到此一境地。四首诗中的最后一首，在结尾时喻王元珍为仲宣才，并为他“穷远目”以与挂帆东渡相对应，亦是个极好的比附与联想，可谓不露斧凿痕迹。
中国诗人到日本来，或日本诗人到中国去，以诗唱酬，自李白《送晁卿》以来即有传统，本不足为奇。但王元珍并未赴日，他只是以诗通过当时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商舶带入日本，竟引出日本的一流好手唱和步韵。其间往还的，都是地道的中国古诗，这就很难得了。故而我想应该让治钱塘地方者了解到有这么一段史实。在中日文化交流进程中，我们知道有泉州、明州、登州等不同的进出口岸，杭州本非重镇，但一介落第文人王元珍，身未赴而诗已传，并以一种真正的主动姿态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交流心愿。我想，当王元珍再从商船主那儿得到这些和诗之后，他一定会得到一种充分的满足。因为他发出的信号得到了回响，他的心情是能为对方所理解的。从诗中即可充分看出这一点。
目前的地方志编纂与地域文化研究中，似乎还未把对外交流作为重要课题来对待。若不然，像王元珍与日本七位诗人的唱和，应该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很难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