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斋藤拙堂

对江户时代著名诗人斋藤正谦（拙堂），过去曾有耳闻，大抵是从俞曲园《东瀛诗选》中得知。在大阪巧遇拙堂玄孙斋藤正和先生，承他赐赠《拙堂诗集》，拜读之下，深有敬佩。赴东京，遍访古书店，又在西川宁主编的《日本书论全集》中得知斋藤正谦（拙堂）还有书论存世。是则文学家、诗人兼书学家，可谓一身数任，倒是地道的中国明清文人士大夫的典型形象。日前正和先生还赐寄他的大著《斋藤拙堂传》，拜读之后对斋藤拙堂更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因为他不仅是吟风弄月的文人，也还怀有一腔报国的热忱。特别是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深感学问报国之重要性，于是也开始研究西洋诸国，上《海防图》告诫当局吸取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因昏庸腐败落后而挨打的教训。以后，又曾书《制虏事宜》以答幕府之问。由于他的陈策深谋远虑，颇受时赏，故成为以后幕府对外交往的主要参考依据。我想在这一点上斋藤拙堂又颇有点像清代许多学者，治经治史之外又特别关注时事，不断有所建言，忧国忧民之心跃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者的信条。斋滕拙堂既是江户时代汉学大家，一代大儒，于此亦不稍让。其实，即使不看他的那些建策，只要读读他的诗，其磊落不平、摩荡生气的意欲，即已明显可以感觉到了。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那些题画诗。兹引数语如下以见大概：

《奥田氏宅观明王建章画山水》：

高堂素壁现胜区，

呜乎幻乎将真乎？

山是山兮水是水，

阁可倚兮楼可居。

谛视始知幻非真，

十幅素绢可卷舒。

孰其画之天然妙？

明代名手王仲初。

主人之先三角子，

艺苑传称风流士。

身在魏阙心江湖，

获此不知老将至。

画中楼阁是菟裘，

幻景认作真山水。

君不见明家不保旧山川，

二京宫殿化灰尘。

仿佛梦幻当时事，

不若此图至今存。

山水楼阁俱无恙，

图里幻景却是真。

《天民老人墨竹歌》：

竹与天民难兄弟，

一见此君心可洗。

天民与竹前后身，

潇洒清风不受尘。

胸中淋漓三斗墨，

泼向生绡风雨作。

袜材如山一挥尽，

放笔绝叫惊坐客。

客舍本无地立锥，

何术移来绿漪漪。

借君妙手补造化，

满壁琅玕影参差。

终岁何嫌食无肉，

出有天民居有竹。

风流共许岁寒盟，

能使羁客脱尘俗。

天民真天民，诗佛真诗佛。

游戏三昧悟觉余，

尚友七贤与六逸。

须知写竹即写真，

想见大苏老可肖其人。

始信世间自有千寻竹，

高出人民老天民。

（世间云云句，用坡赠与可语。）

《王海仙画史来游，为余造山水图，赋此谢之》：

王家画源出摩诘，

宋有晋卿元黄鹤。

流到近代尚彬彬，

石谷麓台俱杰出。

东渐今日乃有君，

亦传家法称绝伦。

雪里芭蕉法外意，

笔端丘壑幻中真。

罢仕漫游个素愿，

西穷肥萨南阿赞。

师人不如师造化，

综览名胜入手腕。

朅来相逢势海湾，

为我一笔写秋山。

惊君赑屃巨灵手，

劈取巉岩置席间。

余犹未偿游山债，

忽得此图心自快。

莫道云烟过眼空，

终日坐我台宕际。

所引三篇，无论从用典、修辞、句法、押韵等看，都是地道的行家大手笔。恐怕掩去姓名，指为中国诗人作品亦未遑多让。特别是用典，画山水而数出从王维、王晋卿、王蒙直到王石谷，又引“雪里芭蕉”之典；画竹而引“食无肉”“居有竹”、七贤六逸以及苏东坡、文与可，都足以见出斋藤拙堂对中国绘画史实的如数家珍。虽然在拙堂生平行实中，我们得知他是一代诗宗，是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又是书法理论家，但却不知他还是一个对中国绘画史有如此造诣的学识渊博的艺术史学者。《拙堂诗集》中甚至还有他的《送墨工安斋归越后》，其诗句有“古来墨工谁最善，后有程方前李潘。其人与墨共磨尽，空留样式在陈编”的妙句，表明他对文房四宝史的稔熟也是极称专家的。

从斋藤拙堂的行实看当时日本江户士大夫风姿，我以为是极有典型意义的。之所以专门对斋藤拙堂加以探讨，并引出他的许多诗作，意图揭示出江户文人注重汉学的一个侧面。不但是注重汉学这一学问方面的特色，即使是整个文人的心态，恐怕也是步趋中国明清士大夫那种学富五车而又举止飘逸潇洒的高迈格调。因此，江户时代从赖山阳、荻生徂徕以下，儒者辈出，无论是治儒学或志在报国的志士，所事虽别，但心目中的行世模式却是大抵相同的——在学问、艺术上是力求多才多艺，书画诗文皆追上乘；在节操品行上则是追求报国救民，兼善天下；或是穷则独善其身，自我砥砺、冰清玉洁。总之，行世模式仍不出儒家纲常范围。这在中国似已老朽，儒生文士也从规行矩步的固定格式走向放浪形骸，但在日本，这却是还很新鲜的处世方式。日本是个佛教社会，自奈良、平安以来都是佛学一统天下，江户时代出现的儒家学说绝无昏暗老朽的弊端，而是清新严整并有充分的现实针对意义的。倘若不是中英鸦片战争给旁观的日本人带来重大刺激，本来一个儒学，是足以在尊王攘夷、归政于天皇的斗争中发挥出淋漓尽致的作用的。

在日本人心目中是皇皇天朝的中华上国，延续上千年的文化依附，却在一场不大不小的鸦片战争中，把原有的梦幻打伎粉碎。日本人虽未参与战争，但他们已看到了落后是要挨打的这个极朴素的道理。斋藤拙堂曾有一文，是清朝陈逢衡痛省鸦片战争失败而写下的对策文书《英吉利纪略》被译成日文本时拙堂特为撰写的序。他在序中指出：

英吉利本是蕞尔贫陋之邦，是以君臣一心，以致富强，竟能雄视五界，而迫使堂堂清国纳贿乞和。其故安在？英吉利有贫陋之患而未敢自安，内修武备，外通商旅，熟知各国技俩，取彼之长以补己短，备识各国形势，持己之长攻彼之短，故而所向有功。清则反之。清、英兴衰，于是已可判明矣。

这虽然还不乏幼稚的口吻，但它却是日本江户时代一介文人的真实感觉与思想。后来的康梁变法以至民国初年大批有志之士涌现，不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痛感吗？即使在今天，要使中国富国强兵不挨打，不也正应听听这出自斋藤拙堂之口的“书生之见”，并引为他山之石吗？更何况这他山之石所说的，正是我国的近代史现实呢！

斋藤拙堂在江户时代是一位有世望的大学者。只凭他那一手古风，就足以不朽。但他又并非是一介书迂。他善于书论画论，并在诗中自然地表现出他在美术方面的见解，使我们感到他的形象立体并且丰满。至于他的上《海防图》《制虏事宜》，并为许多西洋研究著作写序以推扬之，则更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儒生；对天下兴亡大事，他的洞见是有胸襟与气度的。我以为，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典型——他是江户时代日本寻求发展富强之途的文化人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