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通事”逸话：从小说中学习中国语

江户时代的锁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有规模的。可以说，从长崎开始作为贸易港，到只准在长崎而不准其他地域进出，其中包含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排列日本史上的年份，大致可得出如下一个时间表。

此后直到安政元年即 1854 年日本与英、美、俄缔结友好条约的二百五十年间中，长崎是唯一的外国文化的进入口。日本全国的学者、文人、医者等对新知识有憧憬的人物，无不向长崎觅取文化与科学的营养。特别是中国文化，自古对日本即有特殊的影响，则从长崎吸取明清新文化，对于江户文化人而言当然是当务之急。故而在江户时代，在长崎与中国商船贸易，就需要会讲中文的翻译。翻译叫“唐通事”，中文则叫“唐话”。长崎古称崎阳，又叫琼浦，于是学习中文称作“唐话学”，又叫“崎阳之学”。

长崎“唐通事”在古代是由新罗、百济等人担任的。随着明末清初兵乱避居日本的中国文人渐多，或他们的子弟，或与他们有接触的日本人担任“唐通事”的也增多。作为幕府“钦差”的小笠原一庵“奉行”官到长崎，即有姓“冯”名“六”的中国人提任“通事”。冯六死后，则又有林长右卫门继任。自此到宽文六年，任“通事”的人数将近一百六十余人。到庆应元年（1865）“唐通事”的名目则有如下：

“通事”职役大都世袭。“稽古通事”是见习职，由十五六岁的子弟补员。有中国船入港，则随“大通事”应接。关于“唐通事”的中文学习情况，雨森芳洲《桔窗茶话》卷上载：

通词家咸曰：唐音难习，教之当以七八岁为始。殊不知七八岁则晚矣。非从襁褓中则莫之能也。我东有单音而无合音，单音何？曰アイウエオ是也，碎音也。合音者何？曰アンインウンエンオン、アウイウウウエウオウ、アフツ、イフツ、ウフツ、エフツ、オフツ是也，全音也。我东孩儿之于单音也，听惯聆熟于襁褓不言之中；二岁以上智慧渐开，结而成语，其势然也。今不便之合音，遽教唐音于七八时岁，唯见其难耳。然则为之如何？曰二岁以上戏耍引斗之际，渐次教以合音，使之吻软舌滑，有如天成，以为五六岁上学话之地，则庶几易易耳。

至于学唐话，一般分为几个阶段：最初用的是《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以习发音。次则以《二字话》《三字话》《长短话》记常用语汇。三则以《译家必备》《养儿子》《三折肱》《医家摘要》《二才子》《琼浦佳话》《两国译通》等由唐通事编成的小册子。最后则取小说如《今古奇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作高级教材。更进而用《福惠全书》《资治新书》等作阅读教材。小说之功用，正在此发挥出来。它不但促使了语学的发达，同时引发了文学的移入。柳里恭《独寝》曾称“象胥学之类，当学《水浒传》《西游记》《通俗三国志》等”。雨森芳洲也同样提倡学唐语先学小说：

我东人欲学唐话，除小说无下手处。然小说还是笔头话，不知（如）传奇直截平话，只恨淫言亵语不可把玩，又且不免，竟隔一重靴；总不如亲近唐人，耳提面命为切矣。若以我东人为师，则北辕适越，不独字音已也。

或曰学唐话，须读小说，可乎？曰可也。然笔头者文字，口头者说话，依《平家物语》以成话，人肯听乎？

所谓的“口头说话”，还应该考虑到一个特殊因素，就是往来于大陆与长崎的中国船，分别出自不同的方言区域，所操的并非今天一式的普通话。因此所谓的唐话学，其实大部分还是中国方言之学。而小说中大都是标准文句，与方言的发音迥异。当时往来长崎的中国船主大都来自中国南方，不操北京话，故作为通事，仅会北京官话当然无济于事。

长崎虽是唯一港口，但当时萨摩藩通过琉球即冲绳岛与中国进行走私贸易。既有走私贸易，当然也需要作为桥梁的“通事”译员。关于此，也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学习中国话，也依然以小说为教材，见武藤长平《镇西中国语学研究》：

萨藩内有唐船飘至的地方，大抵也有唐通事。即萨摩的阿久根、川内、羽岛……乃至鹿儿岛，都有唐通事的头目。藩内各地由头目集合唐通事讲习唐话的活动也很多。萨藩唐通事最热心于到长崎去留学；向长崎唐通事学习中国语……而其用的教科书，则有《二字话》《三字话》《长短话》《小学生》《请客人》《要紧话》《苦恼子》《译家必备》《琼浦通》《三才子》《三折肱》《养儿子》《闹里闹》等，作为一般练习书。再读《小说精言》《小说奇言》《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唐话试考》，作为毕业的基本标准。其中《二字话》直至《苦恼子》等则是由鹿儿岛藩刊行的。

懂得了小说俗文学作为语学的另一翼功用，再考虑通事既要操标准话又要会方言的情况，则无论对于长崎还是萨摩，我们都会拥有一个更有弹性的研究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