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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兴趣想查阅在日本的《三国演义》流传的情况。但遍访诸书，均不得要领。泽田一斋是京陂地方小说刊行的大家，他曾有《俗语解》八卷，以小说传奇中的俗语为字头逐加注解，间附唐音。注解皆有引用书目，一则表明他所藏、所寓目的中国古典小说之多，二则也表明他的来源之丰富。摘录如下：
在这个引用书目中，没有《三国演义》。如果它还不说明问题，那么请再看下引的著名学者皆川淇园于宽政九年为《通俗平妖传》作的序：
余与弟章幼时尝闻家大人说《水浒传》第一回魔君出幽将生世之事，而心愿续闻其后事，而家大人无暇及之。余兄弟请其书，枕藉以读之，经一年后粗得通晓其大略。及十八九岁，得一百回《水浒传》读之。友人清君锦亦酷好之，每会互举其文奇者以为谈资。后又遂与君锦竞共读他演奇小说，如《西游》《西洋》《金瓶》《封神》《女仙》《禅真》等诸书，无不遍读……最后得《平妖传》读之……与君锦弟章玩读不已，此距今四十年前事也。
所谓的四十余年前，正当俗语小说最盛期的宝历初期，但是很遗憾，此中还是没有《三国演义》的名目。此外，还有一条资料也颇可参考。《水浒传译解》有宝历七年刊本，上有同年芥川丹丘的序。序有云：
南海陶君去岁宦游山阴，今夏罢归京师。袖书一帙，访余茅庐。谓余曰：冕少年与吾子师友田文瑟先生，相与切劘崎阳之学，学就研精《水浒》《西游》诸稗官，平日说话不假邦语，相得欢甚。既而文瑟卧病，不幸夙逝。
诸稗官中也不列《三国演义》，足见在江户前中期，《三国演义》的地位远不如《水浒》《金瓶》《西游》诸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当时即抱着很大的疑问。
《三国演义》的日译本名《通俗三国志》，出版于元禄二年到元禄五年之间（1689—1692）。刊本署译者之名曰“文山”，所据底本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它是以明建阳吴观明刊本为底本的。与俗本小说大流行的宝历年间相比，则元禄本《通俗三国志》在时间上提前了近半个世纪。而与享保十三年（1728）京都文会堂刊行的初集五册和刻本《忠义水浒传》相比，则《三国演义》比其早了将近三十年。
但《水浒传》在日本是妇孺皆知，小说史上没有《水浒传》，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而《三国演义》却未能有此重要地位。不但很少有文士提起，而且书肆刻坊对它也不甚热心。译者曰“文山”，据专家考证，这个“文山”实际上是两个人：译者是一对僧侣兄弟，一名义彻，一名月堂。田中大观《大观随笔》曰：
近世国语书有《通俗三国志》，盖因罗贯中《演义》，而以国语译之者也。天龙寺僧义彻著。义彻失其字，称彻藏主，地藏院某长老弟子也。有弟，亦为僧，字月堂，失其名。盖义彻草创之，未成而逝。月堂继而成之，遂以上梓。而其刻本多月堂手书云。
田中大观点出了“文山”背后隐藏着一对僧人兄弟翻译家，这是一个大成功。而后人更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大致弄清了义彻与月堂同时又名梦梅轩章峰和称好轩徽庵，这一轩号并用的奇特现象。此外，《通俗三国志》的翻译，是义彻译出前半部分，而由月堂译出后半部分，在翻译的风格上也有明显不同的痕迹——义彻的译风简洁扼要，而月堂的译风则详尽细腻。亦即是说，译文较短的大都为义彻所为，而文长的则出自月堂之手。《通俗三国志》全文短句较多，见出义彻译的部分占多数；而后半少部分译文较长，显系月堂所为。
而一牵涉到对它的评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还是这位一代名流田文瑟田中大观，对《通俗三国志》曾发表过一段议论，抑此扬彼，在当时影响甚大。见《月堂手书》：
罗氏《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西游记》鼎峙于小说之场。以余（大观）观之，《三国》不如《西游》，又不如《水浒》。然二书皆俗语也。国人日谈诗书，而于俗语则不啻如燕人之视郢书也。故其书虽久传而人目罕击；近日稍稍有读之者，而未能甚行，盖世人谓文云。文云而俗语何有焉。
田中大观明显不喜《通俗三国志》，而重视《水浒》《西游》。但以此二书俗语即白话，日本人不易懂为憾。这样反推起来，则《三国》则应该被归于文言或半文言了。倘是论不假，则田中大观以为文言易学而白话难行，故而《水浒》《西游》难以“甚行”；则正好反推江户时代长崎一带“唐通事”学习白话以求应用必取《水浒》而弃《三国》。这样，以语学需要而普及起来的中国小说热，恐怕正应该取《水浒》《西游》而不取《三国》。倘若再考虑到《三国》是历史“军谈”帝王将相故事，未如《水浒》是描写市庶里巷的故事更易获得大众青睐，所以对当时一般庶民而言，当然是《水浒》《西游》更具有吸引力了。但这也仍只是个推测，也许还有更切实的理由。
《三国演义》在日本现代社会中可谓风行不已。市肆书屋，各种绘本、改编本、翻案的，以及以单人为主题的如诸葛亮、刘关张等的故事小说，乃至《三国志辞典》之类，不下二十余种。现在日本商业界甚至还有以贸易战为应用的“三国学”。毫无疑义，比起过去的《通俗三国志》的寂寞而言，真是霄壤之别。相反，《水浒》《西游》诸书却未能有此地位，这真是一个历史的逆转。但我想江户时代《通俗三国志》遇冷而《水浒》大盛，与现在的满城争唱《三国》而冷落《水浒》，其中似乎也包含了一个比较学常常应用的原则：环境、条件的变迁，人文氛围的改移，都会对文学或其他社会现象带来或多或少的作用；其间的差异，恰好是比较文学最感兴趣的内容。举一个现成例子：曹、刘、孙三家争战的“三国”，到了日本人手里，却变成了曹、刘两家争战的“两国”，孙权一方被悄悄略去了。这种“歪曲”，不正表明了日本文化对此的潜在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