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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从江户时代传入日本后，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方面，在德川幕府的书库“红叶山文库”中即有记录：“宽永十六年（1639）《水浒全传》入文库。”而在正保三年（1646）则又有《英雄谱》入文库的记录。《英雄谱》是《二刻英雄谱》的略称，是在一书中同时每页上半刻《水浒传》、下半刻《三国演义》，两部小说同时阅读的版本，故又称《三国水浒全传》。幕府所藏的《英雄谱》是明崇祯年间（1628—1644）出刊的本子。发行后立即被引入日本，其速度极快。而在最初被引进日本之际，也留下了一些逸闻。一是传入日本必取长崎，因为当时日本锁国，只以长崎一地允许中国贸易商船入境，商船入长崎目的是贸易，商品运载是目的。书籍不算商品，故运来最多不过一两部，不会很多。这样书籍在长崎就成为贵重品，估计其价格也会相当高。但我想去买这类书的人也不会很多，因为大部人是不会读汉文，买主恐怕不出商船周围的人，或是久居长崎的中国人也未可知。江户初居京都深草的高僧元政（1623—1668）曾有一信致友人，其中有关于水浒的内容：
日昨闻有中国书籍进货，扶病出町，初见目录，见有《水浒传》。借问店主，云已卖出。为谁购去亦未知。以前读袁宏道《水浒传诗》有“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之句，故知有此一部奇书……
元政上人显然是对中国情况极关心者。此信可作为过去日本人热心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见证。但此后元政上人也有因中国书籍价格太高，“一字一金”而无力购买的感叹，但得知此奇书，无论如何都要买来一读。这样想来，他竟是个书痴书蠹之类了。
另一是近代学者铃木虎雄所藏《英雄谱》。据说这部书是居住长崎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之物（当时居住长崎的中国商人约有万人）。这位中国商人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后的三年间，专心读《英雄谱》即《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并在书尾批有数行字：
己未夏六月十九日，日本人山形八右卫门乞望予《水浒传》及《三国志》二部中文理不审之处以明详之由。虽萍水之交，芝兰一般意也。故不辞。以所知示语二部文理，实可愧可愧。
从跋文来看，这位中国商人的文笔实在欠佳，连文字都写不通顺。但正是这段不通顺的文字，使我们对当时情形有了大致的想象：山形八右卫门大约是个长崎的“通事”即翻译。他看到商人读《英雄谱》津津有味，也想读一遍，但却不懂其中所述。于是请商人为他解读，因此他应该是个热心学习的日本人。结果，这部《英雄谱》被卖给山形八右卫门，因为跋文即是应山形八右卫门之请而写的。这是一位身份不高的普通人读《水浒传》的真实写照，可见《水浒传》并不仅仅存身于德川幕府将军的私人图书馆中而已。
相比之下，《水浒传》因为文句平白，似比《红楼梦》更为通行。自江户以来，各种和译《水浒传》即不下三十余种，这是译本。至于翻案，即以《水浒传》模式创作新小说的，如《湘中八雄传》《日本水浒传》，伊丹椿园《女水浒传》以及《八犬传》《倾城水浒传》等，也有十余种。明治时代，则还有各种《水浒传》的讲义、译解、考证。今天在日本最流行的松枝茂夫编译《水浒传》，则是二战后新译的最权威译本。
大约是搞美术的关系，我对“绘本”即图画本水浒传是最感兴趣的。在江户时代，绘本《水浒传》约有如下几种：
当然，曲亭马琴编译、葛饰北斋插图的《新编水浒画传》也算此中之一。但鸟山石燕的《水浒画潜览》刊出是在安永六年（1777），比曲亭马琴、葛饰北斋的《新编水浒画传》早了约三十年。
《水浒画潜览》为三卷三册，共二十六幅画。画到武松打虎凯旋而归为止，只占《水浒传》内容的四分之一。按绘本格式，说明文字在画页的左端竖行。画风极为古朴简拙，但构图技巧是极高的。《梁山一步谈》三卷、《天刚垂杨柳》三卷则于十五年后出版，画工是北尾重政，这些应该都是当时浮世绘版画中的名手。
《北斋水浒传》原本为上下二册，刊行时间为文政二年（1819），是马琴、北斋作《新编水浒画传》的十四年之后。这时，绘本已是彩色的了。除最初四幅是有场面的（如“洪太尉误走妖魔”等）之外，其后则全是梁山好汉的人物肖像，计七十九人。但据专家认为，其实这批画与葛饰北斋的画风——如他为《新编水浒画传》所作插图的风格——相去甚远，因此这可能是葛饰北斋系统画工的作品。此外，在七十九人肖像中，每位肖像上都书姓名，而这些姓名常有错谬，如林冲为“林仲”，卢俊义为“卢後义”，一丈青为“一犬青”，表明作画者也许并未读过《水浒传》，只是作为工作应命而已。但江户文政时期葛饰北斋还健在，对于盗用他的画名的现象，为什么也不曾大动肝火？他曾因与他合作的曲亭马琴未经他同意就印刷他早年不得意作品而大发雷霆，倘有人冒他之名，肯定更会惹他发怒。这样看来，葛饰北斋的沉默似乎应该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绣像水浒铭铭传》则可能是水浒肖像画中水准最高的绘本。作者月冈芳年，是江户末期到明治初的浮世绘画师，以专为人绘插图闻名。此书有扉绘二幅、梁山泊好汉的肖像画三十六幅。线条遒丽、造型生动，而色彩也堪称丰富。水浒画成熟是在月冈芳年与小杉未醒两位绘师的时代。但从纯绘画角度看，则葛饰北斋的技巧纯熟仍胜一筹；而对人物的传神刻画，则月冈芳年与小杉未醒的确未遑多让。他们体现了浮世绘画风与庶民小说《水浒传》之间结合的最佳点。
绘本小说，可以说是庶民文化的直接结果。中国从明代以来，在这方面也有很辉煌的业绩。人物画大师陈洪绶《水浒叶子》所画的梁山英雄肖像，迄今仍为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改琦作《红楼梦图咏》也是清末市民美术中的一件大事。恐怕它的价值并不亚于文人画在当时的价值。19 世纪吴友如创《点石斋画报》，大大刺激了小说插图、人物肖像画创作，以后郑振铎、鲁迅对中国版画如此用心收集，可以说都是从陈老莲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传统。日本对绘本小说的重视并不逊于中国，特别是在对待像《水浒传》这种外来文学作品之时，由于文化、语言文字的隔阂而导致的阅读困难，显然比中国读者要大得多，而用绘本方式进行形象化的表现，却是个卓有成效、立竿见影的好办法。当然，它在客观上则带动了美术的进一步发展，使画家不得不更多地从画风、技巧上动脑筋以求有鲜明个性，这一点，是我们在认识日本《水浒传》流传史时所不可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