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亭马琴：《八犬传》与《水浒传》

研究日本对中国小说的接受，就不能不提到泷泽马琴。泷泽马琴（1767—1848）又名曲亭马琴，是日本“读本”即小说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全九集四十八卷，共有一百八十回，其文字篇幅则与《红楼梦》相当。而据说《八犬传》，是从他四十八岁时初辑刊行，一直到七十六岁时才全部完成。在这中间，他六十五岁那年右眼失明，三年以后左眼亦患重病，无法继续写作；是由他口授而儿媳记录，持续十年才得以完成的。这样的写作精神，恐怕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堪与屈原、司马迁相比。

《八犬传》是描写日本南总地方“大名”里见家再兴的故事。登场人物共有四百余人，时间跨度则有六十余年。曲亭马琴研究家麻生矶次氏认为：马琴自幼即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对中国小说的空想、虚构的结构特征十分喜欢，自己亦有强烈欲望，希望能写出不亚于中国的传奇小说。《八犬传》中取材于中国小说的痕迹甚多，已可见他希望抗衡中国的心愿。

至于乡庭篁村，则更是指出曲亭马琴对《八犬传》极为自负，并希望《八犬传》能再被译成汉文，输出中国。这种逆向回输是他的夙愿。虽然最后他未能遂愿，却体现出当时日本文人对中国那种推仰备至的复杂心情。乡庭篁村提道：“曲亭翁毕生大愿，是把《八犬传》汉译后传回中国去。他孙子泷泽太郎常对亲朋好友说：吾辈当尽力修学，完成祖父的意愿。”曲亭马琴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亦在于他有这一夙愿——一部模仿中国小说的日本小说，希望再译转回去影响、流传中国。这实在是一种“野心”。没有真本领的人，恐怕连想都不敢去想。即此而言，曲亭马琴好像就已闪出隐隐的奇气来。《八犬传》的开卷，众所周知，即是学《水浒传》被封千年的天罡星、地煞星“遇洪而开”，投生成的一百单八好汉义士的格局。请看以下这段开场白：

被敌军紧紧包围的里见氏，对自己的饲犬“八房”说：如果能将敌军大将之首级取来，即以女儿伏姬许配义犬。“八房”犬果真奋力取回敌军大将首级，于是里见大获全胜。伏姬遵守父约，与“八房”犬躲进深山，受犬精气而成孕。为证明自身清白，伏姬切开己腹，殊不料自伤口冒出一股白气，手中的一百零八个水晶数珠也立即飞升半空。其中百珠落下，成“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字，而八大珠则飞散八方，以后现出人形，每人皆取“犬”姓，手持写有八字中一字的灵玉，是为忠义之士“八犬士”，为里见家族的再兴尽力。

《八犬传》最初是一人一人地出场，以后则八位义士一起为里见家尽忠，这种结构方式正是《水浒传》的结构特征：前半部是个人生活与经历，后半部则是共同忠义奋斗。故明治三十三年，正冈子规即撰《水浒传与八犬传》论文，比较其间异同。其中有一个最根本的观点即《水浒传》是天真自然的单纯的，而《八犬传》则是伦理的、讲究纲常大节的。因此正冈子规自述：对《八犬传》感觉自然有趣处甚多，而《水浒传》却每每让他感到人情人性的可贵。正冈子规为近世一代文学宗师，特别是俳坛领袖，他对这两部小说的批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整个日本文学界。

曲亭马琴的《八犬传》最终没有被译成中文逆向输入中国并构成积极的影响，我想当时恐怕也没有这样的大气候。但他写《八犬传》时对《水浒传》故事结构的参考引用，却不禁使我想起了他的另外一些往事：第一是他三十岁时创作的处女作《高尾船宇文》五卷，几乎全用《水浒传》方式格局，连人名也多有直接引用者。第二是十年后的文化二年（1805），他又以读本形式全译《水浒传》，并创作了一部《新编水浒画传》，并延请当时一流的浮世绘画师葛饰北斋为画传作插图。仅初编十卷即有插图八十多幅。第一流的巨匠画家与第一流的文坛巨子，珠联璧合，其此之谓乎？于是我们看到了《新编水浒画传》的流行——其实，当时为水浒小说插图的不仅仅有葛饰北斋。《梁山一步谈》有重政插图，《稗史水浒传》有国芒插图，这两位也是江户画坛名手。但我们看葛饰北斋的插图，还是觉得他出手毕竟不同凡响。据说，当时曲亭马琴自己也投身到插图创作中去。他以传来日本的各种《水浒传》插图作为依据，并参考其他插图，对北斋所绘的作品进行严格审查，提出许多房屋、机器、衣服与小饰品的形状或结构不确之处，并请北斋修改画稿。因此插图的精彩，除北斋本身的功底深湛外，也有曲亭马琴自己呕心沥血的功绩在。虽然其后据说葛饰北斋与曲亭马琴失和；又有说曲亭马琴以后卷入他事而未能将这套画传坚持到底，但无论如何，《新编水浒画传》已是不可磨灭的巨著。曲亭马琴在《新编水浒画传》的前编十卷之首，还作了一篇专文《译水浒辨》；而他在随笔《玄同放言》卷三也有一文《诘金圣叹》，其中引用了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关于《水浒传》的记载。这在现在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史料，但在日本江户时代，曲亭马琴独力发掘这些资料，既证明他眼力极高，又足以表明他当时是博览群书，把《水浒传》研究当作一项严格的学术工作来做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江户时代的日本，要找郎瑛《七修类稿》和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就不容易，要读懂它们就更不容易。这样的研究立场，与曲亭马琴作为《水浒传》的研究专家，与他能不惜一切对葛饰北斋的图稿进行挑剔考订，是完全一致的。

《八犬传》与《水浒传》的关系，同《源氏物语》之于《红楼梦》，是两组不同的比较内容。后两部书之间并无直接关系，而前者却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曲亭马琴是先翻译《水浒传》，制作编成《画本》，然后才创作他的代表作《八犬传》的。但在直接承传关系研究中，我们又不能忽略其间有平行影响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曲亭马琴自身只要有立场：日本文学的特殊立场和“读本”的立场，他就不可能不用这个立场来改造既成的《水浒传》并引为己用。比较文学的一个原则，即原书移植、本国翻刻、翻译、翻案文字四个演变阶段，在曲亭马琴的《水浒传》创作、研究中也体现得十分充分。先是移入；再是翻刻包括像《新编水浒画传》；再后是译文：新编本身即是一种译转；而后是翻案文章，如从《水浒传》转向《八犬传》，这成为一种创作了。而在这四个环节中，越往后即越能见出曲亭马琴的个人见解，因而构成平行比较的可能性。比如，曲亭马琴对金圣叹改作的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处理很不赞成，而注重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但他对《忠义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或服毒或战死的大悲剧又很不合意，在自作的《八犬传》中则改为里见家族的大团圆结局。这悲剧结局与大团圆结局之不同，即足以见出明末文人生逢乱世与江户文人仍不失清新的不同社会氛围所带来的审美趣味的差异。当然大抵也能看出落魄文人施耐庵与江户读本作家第一人的曲亭马琴个人际遇不同。其间是有很多差异内容足以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