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年《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大河内辉声与黄遵宪

明治六年（1873），即清同治十二年，日本与中国经过几年商讨，终于结成了通商修好条约。过去由长崎一城进出的中日交往，开始由民间转为正式的官方政策。当然，由于长崎往返的是“南京船”，因而长崎“唐通事”热心学习中国南方方言，随着时势的变更，也开始转向对中国北京话即官话的学习。明治六年，由几所学校合并而成的东京外国语学校，起用大批“唐通事”出任教职。此外，又向清廷征聘了新的外国教师，最初仍以浙江人为多，明治九年春，北京旗人薛乃良作为外国教师赴任。这样，日本心目中的汉语，终于从过去的以南方话为中心开始转向了现在的以北京话为中心。长崎“唐通事”以《红楼梦》作为高级教材；在外国语学校，亦不出乎此。比如十年间，教师颍川重宽即指定《红楼梦》为授课必备教材。颍川重宽号莲舫，他是福建陈氏子孙，任“唐通事”已是第八代了，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汉语一等教谕。他在学校的授课即有如下一些文献记载：

（1）汉词学所（部）中级程度者，以《今古奇观》为教材，用南京官话教授。

（2）明治九年春，薛乃良作为外国教师从北京赴任，则开讲《红楼梦》，以北京官话讲授。

（3）作为补助教师的是川崎近义。

事实上，当时其他文献中也可见出把《红楼梦》作为教材的记录。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中的优秀者可选派赴北京留学。他们在北京也仍然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教材。至于民间，则各种中国语学校在明治时代设立。当时各外国语学校中的中国人教师或学生，目下能查到名字的有张滋昉、蔡轩、薛乃良、龚思禄、关桂林等。迄今还留存有当时对《红楼梦》全书进行注音、语释的课堂用书。而袖珍版《红楼梦》也是当时学生必备书籍之一。

但这还只是限于教科书范围。真正赋予《红楼梦》以文学意义的，我们不得不提到大河内辉声与黄遵宪。

大河内辉声（1848—1882）身份极高，他是上州高崎藩的藩主，是“大名”身份，号桂阁。对于中国的一切他都关心，他的藩邸几乎就是个常设的中国文化沙龙。黄遵宪则是首任参赞，是随驻日公使何如璋于明治十年（1877）到横滨并进京的。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交往甚密。他们之间的笔谈，到明治十四年（1881）为止，共有九十四册之多。目前早稻田大学即藏了七十七册，其中有关《红楼梦》的条目亦甚不少，试摘数条如下：

（1）明治十一年九月六日条：大河内辉声持《三国演义》请黄遵宪鉴定，于是即以白话小说展开了话题，同席的日本汉诗人石川鸿斋列举的中国白话小说有《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等，但未举《红楼梦》。黄遵宪遂曰：“《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论其文章，宜与《左》《国》《史》《汉》并妙。”

（2）大河内辉声应诺后，又举出《源氏物语》以与《红楼梦》相比，并指出两者之间极为相似。石川鸿斋则说：“此书为日本古文，即使国人能解其意者亦极少。”黄遵宪则答曰：“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此。”

这几乎是在以《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作比较了，只是未作理论探讨，仅仅是闲谈而已。但大河内辉声并不是此时才了解《红楼梦》的。早在一年前的明治十年（1877）七月，清朝人王治本（于泰园）与辉声有笔谈。大河内辉声即称自己藏有《聊斋志异》，并对只听到评论《红楼梦》而未看到过原书表示十分遗憾。以后正是通过王治本的斡旋，他才得到了《红楼梦》。但他汉语功底有限，无法句读。对于古文断句，则要依赖别人。故而在这次与黄遵宪谈话之后，他即向黄遵宪借来有句读的版本精读，兴趣当然更浓。当时这位大名文人曾有过一个计划，希望对这部小说进行训点并延请清朝公使馆诸公加以细谈，再由他出资刊版。但很遗憾，由于大河内辉声于四年后的明治十五年（1882）八月，在三十五岁时即逝世，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正在此年，水口久正出资将改琦《红楼梦图咏》用朱墨套印铜版印刷方法缩印出版。其实原刻本改琦《红楼梦图咏》有光绪五年（1879）己卯夏序，不到三年的明治十五年（1882），在日本已获得出版，其速度可谓惊人。也许大河内辉声在逝世前见到过这个日本版《红楼梦图咏》也未可知。这可说是日本《红楼梦》流传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改琦《红楼梦图咏》并不是小说本身，如此快被引进，恐怕也与美术魅力吸引人有关，但它毕竟是与《红楼梦》密不可分的。而大河内辉声与黄遵宪之间关于《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笔谈，也并未随着大河内辉声的早逝和黄遵宪的离日赴美而消逝。大河内辉声影响下的学问家依田学海（1823—1909），在明治政府出仕数年后即隐居独处，反复阅读《红楼梦》，并再一次读《源氏物语》。依田学海初读《红楼梦》是在结识大河内辉声之前，但他反复精读，却很可能是受了这位“大名”文艺家的影响。正在他读书之时，他留下了“《红楼梦》尽述世态人情，当与《源氏物语》作比”的记录。待到几十年后的明治三十九年（1906）四月，他则为《心花》杂志写过一篇评论：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这两部伟大的小说虽相隔数百年，但人情这一点上则是和汉相同的现象进行讨论。而从依田学海留给后人的藏书即今成田图书馆的依田学海文库和藏于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的学海遗书目录中，我们也能发现有关《红楼梦》的各种图书，估计这些应该是依田学海据以评论、阅读的原书，即《红楼梦》（藤花榭刊本）、《续红楼梦》（抱甕轩刊本）、《红楼梦补》（申报馆聚珍版）。这样，在明治近代文学史上，我们以《红楼梦》为主线，大致能找出一条日本文学家与中国进行交流的线索。在此中活跃着的，不仅仅有薛乃良这样的中国教师和颍川重宽这样的“唐通事”教师，也还有另外一批学问家——如黄遵宪、大河内辉声、王治本、石川鸿斋和依田学海等。以大河内辉声（藩主大名）、黄遵宪、王治本（清朝公使馆公使）为中心展开的这场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可以说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最有趣味的逸事。特别是其中不仅仅有《红楼梦》本身的问题，还自然地牵涉到《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必然更引起后世从事比较文化研究学者的浓厚兴趣。

依田学海之后，从事《红楼梦》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则有森鸥外、森槐南、狩野直喜等。到了明治末或大正、昭和年间，当然再也不会以《红楼梦》作为学习汉文方言的教材，而是对它的文学意义更加重视了。但这也正是我写此文的目的。恐怕在中国，谁都会把自己的习惯认识即“《红楼梦》是文学作品”这一观念套到日本，以为引入日本的《红楼梦》一定会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就像它在中国一样。但这显然不是事实。不过，正是在此中我们发现了《红楼梦》在日本的有趣经历：从语言教材到文学研究再到与《源氏物语》作比较，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不正显示出文学接受的丰富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