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时期

唐朝在我国书法史上是楷书的成熟时期。初唐和中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此外，由于当时佛教盛行，大量的佛经、书籍，在印刷术尚未昌明的情况下，都需要依靠人手抄。因此，在民间中出现了许多佚名的，从事抄写的“经生”和“书生”。从近现代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成千上万卷的唐人写经来看，这些书迹，虽出自民间，但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是唐朝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基础。另外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帝王的爱好和提倡。从文献资料来看，唐代诸帝王颇好翰墨一道，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尤钟情于王羲之的书法，并重金购求羲之墨迹，锐意临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学王之风一时盛行。

唐代时书被列为“六学”之一，政府又设置侍书或翰林侍书之职，“以书取士”。又设立“弘文馆”，专门招收一批上层贵族子弟学习书法。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唐代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家。

初唐书风因承袭六朝之余绪，崇尚瘦硬。悉学王字，故囿于守旧，如唐太宗、陆柬之等人的行书始终未能跳出“二王”藩篱。中唐书风，由于社会审美观的改变，又崇尚肥劲，富有创新。总的来说，唐代书风以“法”相胜。赵宧光《寒山帚谈》中谓：

唐人严于法。法者，左顾右盼，前呼后应，笔笔断，笔笔连，修短合度，疏密相间耳。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曰：

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至唐人始专以法为蹊径，而尽态极妍矣。

唐代在书法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熔六朝碑版于一炉，创新出各种风格，端庄匀称，姿态协调，修短合度，矩矱森严，法度备然。这些楷书，不但具备字法，同时亦具备笔法，字形的疏密、欹正，用笔的方圆、中侧等都运用得十分圆熟。唐人创立严格的法度，为后世之极，这是唐代书法的一个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在草书的创作上，唐代一些著名的书家如张旭、怀素等，在他们的狂草中抒情写意，却又表现出一种不为法度所拘，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创作风格。在行书方面，其成就显然为楷书和草书所掩，尽管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徐浩、薛稷等亦善行书，但其艺术成就却远远及不上他们的楷书。在唐代行书上富有创新精神的则首推颜真卿和李邕二人。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琅玡临沂人。曾为平原（山东）太守，故又称“颜平原”。官至鲁郡公，故亦称“颜鲁公”。

颜真卿在唐代是一个最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相传他少时家贫乏纸，笔以黄土扫墙学书。后学褚遂良楷法，并师从张旭，得“锥画沙”笔法，书乃大进。在楷书方面，他并不拘泥陈法，努力从汉碑中吸取其雄浑宽博的气韵，从籀篆中挹其骨苍神腴的笔法，又能从民间书法中获得启示。最后熔铸出他以古为新，以拙为巧的书风。他的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体势端严，雍容宽绰，丰腴雄伟，富有一种质朴自然的美。但亦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当笔者读到李后主评其书“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和米芾评其书“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时，不禁哑然失笑起来。其实他所追求的质朴之美与王羲之追求的妍雅之美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在以“王字”为正宗的一些人眼里自然就会看不惯，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颜真卿的楷书似肥实劲，似浊实清，似拙实巧，似古实新。读其帖，初观不甚可人，久视弥珍，自觉有一种古淡浑脱之气味扑人眉宇。正由于他有着雄厚的楷书功力，故流溢为行书，笔力自然可观。

颜真卿善“稿书”，因是作者的手稿之作，多从不经意处随意挥出，故显得很自然洒脱。颜真卿于“稿行”一体尤为称善。其行书最具特色的是能以篆法入行，运以中锋，以疾涩之法出之，即便是极具挑剔眼光的米芾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书可观，有篆籀气。

颜真卿的楷书极其庄严沉着，但其行书又极其诡异飞动，矫变奇逸，意不在书，而天真罄露，可见这种痛快酣畅，当是扎扎实实地从沉着功夫中出来的。颜真卿的楷书用肥，法用满捺；行书用瘦，法用提飞。二者只是用笔的轻重不同而已，但都能运之以中锋，沉劲入骨。其行书又善用裹锋，故清腴之气跃然纸上。颜真卿留传下来的行书有《争座位帖》《祭伯父稿》《刘中使帖》《送刘太冲序》《与蔡明远帖》等。特别是《祭侄文稿》（图8）行书墨迹，写得尤为精彩，遒劲郁勃，激越顿挫，字势飞动，深得锥画沙之妙。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一种悲愤激昂的心情。观其字如睹其人，能唤起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这大概就是此稿被世人珍重，而身列“天下第二行书”的原因吧。

李邕（678—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因做过北海太守，故又称“李北海”。

李邕少负文名，颇为时人所重。书学二王，但又不为二王所囿，旁参北碑斜横紧结之体势，另辟町畦，自创新意。可见他是一个很富有才气和个性的书家。李邕生性豪爽不羁，不拘小节，虽负美名，却屡遭贬斥。性喜以文结友，故当时学士贾生，望风趋谒，门巷填隘。因其善书，且又尤长写碑，故凡王公大臣，每有家丧，必奉金银，请他撰文写碑。鬻文获财，所受钜万，且又能将这些钱拯孤恤寡，济人之急，人所誉之。时宰相李林甫妒忌其才，以事相诬，被杖杀在汲郡狱中。

李邕擅长行楷入碑，以笔力见胜。刘熙载《书概》中评其书曰：

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矫之意拟之。

在结构上，他采用了欹侧取势的方法，故体势雄强。王文治评其书曰：“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正由于其书势和笔力上的优点，故给人一种气势磅礴、凌厉无前的艺术感受。

学李北海不当只着意作左低右昂之态，而忽视骨力、气度上的追求，若然则易滑入佻巧一路，此不可不慎。故李北海有“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之说，意在告诫学书者勿徒以形似求工，勿徒以姿态取媚。事实上，李北海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米芾、赵孟 、董其昌等都学过他的字。

相传李北海在用墨上也很讲究。他善用渴笔，墨渴而笔劲，尤具神采，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他的墨迹了。从传为李邕书的《五言兰亭诗》墨迹中或许还可以探求他的用墨方法。

李北海的行楷书用笔雄健浑厚，虽时露锋芒，但劲挺凌厉，绝无怯弱之态。结字茂密，体势多方，笔调圆活，于欹侧中有沉着庄和之态。所谓“势方而韵圆，笔骏而度缓”。

李北海流传下来的碑刻很多，著名的有《云麾李秀碑》《李思训碑》（图9）、《叶有道碑》《端州石室记》《法华寺碑》《卢正道碑》《东林寺碑》等，最负盛名的首推《岳麓寺碑》，此碑最为艺林所重。欧阳修对李邕的书法体味颇深，曾说：

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

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必须具有一种内在的魅力，玩之愈久其味愈远，方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李邕的书法，正以其一种内在的美，隐隐于碑碣之间，奕奕动人，而博得了后人的青睐。这便是李北海的胜人之处。

唐代末年，国势日衰，干戈连绵。迁至五代，国家分裂，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而士大夫亦无闲情雅致，留心于翰墨。故书道凋零，非有唐之此。然其中仍有异花独放，所谓“时接乎唐，流风所渐，结习未忘。工书之家，往往间出”。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杨凝式和李建中二人。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华阴（今陕西）人。因官至少师太保，故人称“杨少师”。因佯疯，故亦称“杨风子”。

杨凝式才华横溢，言有狂态，行无定踪，放浪形骸之外，因对当时社会不满，有愤世绝俗之慨，故装疯作态。他的这种个性，在书法中得以充分流露。他作书喜题壁，既成又复刮去，故留传下来的墨迹很少。所作楷书精绝，得欧、柳之神髓。行书出入二王，有鲁公遗意。从他流传下来的四件墨迹来看，都很有特色。如《神仙起居法》意境超轶、字势飞动，如横风斜雨，真有一种脱超尘俗之气，境界极空灵飘逸；《卢鸿草堂志跋》（图10）朴茂厚重、天真烂漫，有颜真卿《争座位帖》遗意；《夏热帖》则点画奇古，令人不可思议。诸帖之中最著名的《韭花帖》（图11），点画精劲含蓄，章法萧散有致，平正中寓险绝之态，直传二王衣钵。此帖对于我们研究王羲之的用笔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近现代书家李瑞清亦称：“《韭花帖》笔笔敛锋入纸，《兰亭》法也。”所谓“《兰亭》法”即指“内”法，此法敛毫入纸，中锋行笔，逆势顿挫，沉劲入骨，极其含蓄蕴藉，凡欲攻王字者，可从此帖中探消息，则不难探骊得珠。

杨凝式的书法给后世影响很大。苏轼曾评其曰：“杨少师能变右军之面目，得其神理。”黄山谷亦有诗赞曰：“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明代的董其昌受杨凝式的影响尤其明显。董氏二十三岁时，在张觐宸家见到《韭花帖》真迹，赏玩终日，欣叹不已。他汲取了字距行距皆远的章法，而自成面目。

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号岩夫民伯，京兆（今西安）人。因做过西京留司御史台，故世称“李西台”。

李建中性喜闲静，淡于荣利，因爱洛阳风土，于是筑园池居之，取名“静居”。他诸体皆能，尤工于行书，得欧阳询之笔意，雄实笃厚。字虽偏肥，但肥不露肉。正如黄庭坚所评：“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他的行书看似平淡，但在平淡中却蕴藏着醇古的风味，耐人回味。可惜他留传下来的墨迹并不多，著名的有《土母帖》《黄宅帖》《同年帖》（图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