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方法中心论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而正统一旦出现，就会将其他领域排斥为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无法用公式来表达，也很难将其一一分类，塞进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还未出现。不过，我们可以用公式归纳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对其进行分类。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为“科学方法的准则”。它们被奉为圭臬，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从而成为对今天的束缚（而不仅仅是起到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胆小怕事、墨守成规的人手中，这些“准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采纳前人解决过去问题的办法，解决今天的全新问题。
这种态度对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危险。人们常将“真正的科学”解读为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一来，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就开始倾向于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技术。然而，这些领域的发展程度、要研究的问题、所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新技术不可或缺。在科学中，传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代表了绝对的危险。
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在于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如果科学方法的准则被视为公式，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应用它了。新的方式方法必然很可疑，容易受到敌视，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等。这样的敌意可能是因为新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所需的同时并存且相互关联的逻辑学、统计学与数学方法尚未发明出来。
通常而言，科学的进步是协作的结果。如果没有协作，有局限性的个体怎么能做出重要甚至是伟大的发明呢？如果没有合作，发展就会停止，除非出现了某个根本不需要帮助的天才。正统就意味着拒绝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都少有天才，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持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异端观点在长期被人忽视、受人反对的情况下饱受阻拦，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设它们是正确的），随后成为新的正统。
正统观点还有一种也许更危险的倾向，即对科学的权限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倾向也是由方法中心论所滋养。正统观点不但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还会阻碍许多新问题的提出，理由很容易猜到，就是因为即便提出了新问题，也无法用现有技术解决，例如那些有关主观、价值和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原因导致了人们毫无理由的认输，也带来了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非科学问题”的概念，让人们不敢提出问题，更无从解答。事实上，任何读过且懂得科学史的人，都不敢谈论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只会对尚未解决但可以解决的问题高谈阔论。只有敢于提出问题，我们的行动才会有明确的动力，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创造力。根据当前科学正统观点，我们用（已知的）科学方法能做些什么？我们被鼓励走向科学的反面，甘愿作茧自缚，放弃人类感兴趣的广大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极端。近期，国会试图设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时，竟然有一部分物理学家提出，所有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应享受基金会的好处，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这些人只看重精雕细琢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了科学探究的本质，也看不见科学根植于人的价值观和动机这一事实，否则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该如何解读这些物理学家朋友的类似嘲讽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这些技术对解决我的问题毫无用处，物理技术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呢？难道心理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吗？还是说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将其还给神学家？这可能只是一种人身攻击式的冷嘲热讽，为了表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毫无来由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个人印象吗？那么，我就必须谈谈我的印象了。我觉得每个科学领域都有蠢人，哪儿都不特别多，却也不会特别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自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或许也是唯一考虑的位置，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方法中心论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安全、冷静、稳妥”，而不是“大胆、无畏”。这使得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大道上一寸一寸往前挪动，而不是在未知的领域开辟全新的道路。它使人面对未知时更趋保守而非进取，从而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非开拓者。
对科学家而言，最适宜（至少偶尔需要）的处所应在未知、混乱、朦胧之中，必须面对难以应付且尚未表达明晰的神秘事物。问题导向的科学家能够根据需要随时进入这种状态，而方法中心论则会阻碍这种状态。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导致科学家：（1）高估自己的客观性，低估主观性；（2）不关心价值。方法在伦理上是中性的，而问题和疑难则未必，因为后者迟早会招来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不强调目标，只强调技术。的确，科学的方法中心论的主要根源之一似乎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客观（价值中立）。
正如第一章所述，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独立于人类价值之外。更进一步说，科学是否应该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有可能达到的客观程度），这一点也很值得商榷。本章及前一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都证明了忽视人性缺点带来的各种危害。神经症患者不仅要为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主观代价，讽刺的是，其思维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独立于价值之外，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如果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事实上它们很少做到彻底），始终完全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害怕得出蠢得很明显的结果），那就无法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实验，只能区别技术上优越和糟糕的实验了。 [3] 如果只以方法作为标准，毫无价值的研究就能和极富成效的研究获得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未表现得如此极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会加入其他尺度和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表现得特别明目张胆，但还是经常以不太显眼的形式存在。科学史中充满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本来就不值得做的事情，当然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学只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和国际象棋、炼金术、防护学（umbrellaology）或牙科实践有什么区别呢？
[1] “即使是学者，也喜欢在小问题上做大文章，称之为开创性研究。重要的是这些事实以前没人知道，而不是它们是否有价值。也许其他专家迟早会将这些事实派上用场。所有大学里的专家实际上都在向着神秘莫测的结果努力，以筑堤防一般的耐心为彼此写作。”（Van Doren，1936，p.107）
“或者他们整日持着钓竿坐在泥沼旁边，因此而自以为深奥；但无论是谁，沉湎于在没有鱼的地方捕鱼，我甚至说他们还不如浅薄！”（Nietzsche，1937，p.117）
“运动爱好者”其实只是坐着观看运动员比赛的人。
[2] “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里尔克（Rilke）
“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所有答案。我们不知道的只有问题。”——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 MacLeish），《麦克利什的小村庄》（ The Hamlet of A. MacLeish ），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3] “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解决了某个问题，而是因为他提出了某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会带来真正的进步。”（Cantril，1950）
“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Einstein，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