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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强调优美、完善的技术与设备，常常导致意义和重要性的下降，也会降低整体上的创造性。几乎每个心理学博士生都明白这句话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一个实验只要方法上令人满意，哪怕实际上非常琐碎、缺乏意义，也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具有开创性的问题，由于可能会“失败”，往往还没开始就被批评扼杀。事实上，科学文献中的批评往往只针对方法、技术和逻辑性。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几乎想不起有哪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于琐碎或没有意义。 [1]
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把它做好就行了。换句话说，论文不必做出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博士生只需要了解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和现成的累积数据，未必要有好的研究观点。这样一来，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成为“科学家”。
在较低的层次——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我们鼓励学生从操作手册中学习死板的程序，然后照猫画虎地操纵实验装置，认为这就是所谓科学。一句话概括，就是鼓励学生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科学家与技术员或科学书籍爱好者不一样。
这些论点很容易被误解。我无意贬低方法，只是想指出，即使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容易与目的相混淆。但首先要有科学的目标或目的，才可能使其方法受到重视，得以证实。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重视方法，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些技术能够帮他达到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一旦科学家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就变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擦眼镜片上，以至于根本没时间戴上眼镜看世界。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员”放在科学的核心地位，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造成极端而不真实的割裂，但仍然可以指出，只知道“怎么做”的人和既知道“怎么做”也知道“要做什么”的人有所差异。前者人数众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学术界的神职岗位，成为仪式、程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只不过是些讨厌鬼，但现在，由于科学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策层面的问题，他们也随之可能成为某种危险因素，有可能产生影响。由于外行人难以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却很容易对操作者一知半解，这就使上述倾向的危险性加倍了。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量化关系，并将其视为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度强调表达的形式，而非内容。这样一来，形式的优雅与精确，便和内容的针对性和广度形成了对立关系。
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的问题适用于方法，而不是反过来。他们往往一开始就问：我现有的技术和设备能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遵照通常应有的规范，问自己：眼下最关键、最紧迫、最值得我奉献精力的课题是什么？大多数普通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而这一领域并不是因什么事关世界的根本问题而划定的，而是由某件设备或某种技术的限制而界定。
在心理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动物心理学家”或“统计心理学家”这样的概念有多可笑。它们指的是那些只要能用上自己的动物资料或统计数据，就不在乎它们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人。最终，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酒鬼故事，他一直在路灯下找自己的钱包，而不是去丢钱包的地方寻找，理由是“路灯底下光线好”。也可能让我们想起这么一个削足适履的医生，他只会一种治病的方法，所以不管病人是什么病，都套用同一个药方。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划分等级。他们认为物理学比生物学更“科学”，生物学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种分级的假设可能只是基于这一学科的技术是否优美、精确、完善。从问题中心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级法不可能出现，因为谁会认为失业、种族歧视或爱没有恒星、钠或肾功能相关问题重要？
这就意味着方法中心论倾向于将科学划分得过于刻板，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有人问雅克·洛布（Jacques Loeb）究竟是心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他只回答：“我解决问题。”这本应是个最寻常的答案。假如科学界多一些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受到了哲学上的明确抵制，这种哲学要让科学家成为技师，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不是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师，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拥向最新的科学前沿，前去探索那些我们了解最少也最需要了解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进入这些领域呢？假设研究物理或化学的科学家有100个，为什么研究心理学的只有12个呢？这种人数相差悬殊的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应该让1000个充满智慧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或者，就算是更好的青霉素吧），还是应该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剥削的问题？
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和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划分了深深的鸿沟，在理解问题、寻求真理的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极大的分裂。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和理解的追求，定义为对重要事物的关注，那么，要将科学家和诗人、艺术家及哲学家区分开来一定很困难 [2] ，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得承认，它们之间有语义学上的区别，并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防止方法和技术导致出错。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壁垒不再像今天这样难以逾越，显然会更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方法中心论只是将他们划分到不同的领域，而问题中心论则将他们视为互帮互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人物的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比前者更接近真实。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本身也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不亚于科学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