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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家的研究显然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甚至是必要的方面。科学作为一种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某些方面扩大了的投影，这些方面的知识增长，都会自动在科学上扩大许多倍。例如，每门科学及其中的每种理论，都会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1）偏见和客观性的实质；（2）抽象过程的本质；（3）创造力的本质；（4）文化适应的本质，以及科学家抵制文化适应的本质；（5）期待、希望、焦虑、期盼等对感知的干扰；（6）科学家的角色或地位的本质；（7）我们文化中的反智主义；（8）信仰、信念、信心、确定性等事物的本质。当然，更基本的是前文提过的问题，特别是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Maslow，1966；Watson，1953）。
科学建立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而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体系（Bronowski，1956）。人类的情感、认知、表达和审美需求是科学的起源，也是科学的目标。任何这种需求的满足都是“价值”。对真理或确定性的追求如此，对安全的追求也不例外。简洁明了、惜字如金、优雅秀美、朴素率真、精致准确、整洁美观，这类审美上的满足不光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很有价值，对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一样。
此外，事实上，作为科学家，我们同样共享着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永远都将如此。这类价值观包括诚实、人道主义、尊重他人、社会服务、民主地尊重每个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哪怕决定是错误的）、维持生命和健康、减轻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分享自己的荣誉、讲体育道德、“公平”等。
显然，“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观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定义（Maslow，1966）。“排除价值观”最初是指排除神学的以及其他专制教条，因为它们总是怀抱偏见，预先判定事实。在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排除是非常有必要的，如今也不例外，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得到不被污染的事实。虽然在我们国家的今天，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科学只能造成非常微弱的威胁，但我们仍然需要对付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教条。
要防止人类的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感知，唯一的办法就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保持清醒的认识，理解它们对感知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做出必要的修正（所谓干扰，我指的是在我们试图理解现实时，出现了精神决定因素和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对价值、需求、愿望、偏见、恐惧、兴趣和神经症的研究，必须成为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这种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种全人类都很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发现异同点，以及大体上有选择地注意现实，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恐惧来改变与重新安排事实。以这种方式在各种规则下组织我们的观念（即“使之规范化”），既有可取和有用的一面，又有不可取和有害的一面，因为它既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表现鲜明，又使另一些方面隐匿不见。我们必须清楚，虽然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类的线索，有时还有“天然的”分界线，但这些线索在大多数情况下十分微妙而模棱两可。我们时常必须人为创建分类，或把某种分类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结合自己的人性，以及无意识的价值观、偏见和兴趣。如果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的人为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人为因素，而非一味否认其影响。
忐忑不安的“纯粹”科学家可以放心，关于价值观的这些令人不安的讨论，其宗旨是要更有效地达到科学的目标，也就是改进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现有知识中的杂质（Polanyi，1958；Polanyi，1964）。
人类的心理学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在某些方面又截然不同。人类在自然世界生存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人类的所有法则和规律都必须和自然界一样。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得不向其低头，但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类拥有不同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愿望、恐惧、梦想、希望，这些规律都与鹅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不同。建构哲学结构和搭建桥梁绝不能用同一套方法，研究家庭和研究水晶也不能通用法则。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讨论，并不打算将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但我们当然必须将人性心理化。
非人类的现实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存在，既不善良也不邪恶，没有目的、意图、目标或职责（只有生物才有目的），没有意义，也没有情感倾向。即使所有人类都消失了，这个现实仍然存在——这并非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为了满足“纯粹”无私的好奇心，还是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进行预测和控制，我们都应该去认识现实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肆意调整。康德（Kant）的主张是对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理解非人类的现实，但可以尽可能地逐步趋近，多多少少理解一些。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家社会学的研究。如果说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文化变量的影响，那么，科学作为科学家的产品，当然也是如此。科学有多需要其他文化的贡献？为了更好地感知世界，科学家应该在什么程度上跳出自己所属文化的限制？科学家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视为国际主义者，而非某个国家的公民？科学家的阶级和阶层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工作成果？要全面地理解文化对感知自然的“干扰”情况，人类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只是认识自然、社会和心理现实的一种手段。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本主义作家乃至挖水沟的工人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也该像科学家那样受到鼓励。
这些人不应该被看作彼此相斥甚至不可并存的，科学家也可以同时是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人比那些狭隘的同行更进了一步。
如果这种心理多元论致使我们将科学视为多种才能、动机、兴趣的集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忙于批判、分析科学概念的科学哲学家与纯理论科学家之间的区别，肯定要小于后者与纯技术科学家的差异。提出人性系统理论的剧作家或诗人当然更接近心理学家，比后者与工程师的关系更近。科学史学家既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以是科学家。仔细探索个案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营养，恐怕比自从事抽象及实验研究的同行处获得的收益更多。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人们甚至不能将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工资单上标明为“科学家”的人从来没做过实验，而且这辈子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专科学校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但他经常阅读化学杂志、重复别人的实验，也认为自己是个化学家。实际上，这个人与科学家的距离，可能比在自家地下室系统地探索世界的12岁学生还远，同样也比不上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家庭妇女。
某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些方面还是科学家？他或许把时间都花在了行政和组织工作上。然而，他也喜欢自称科学家。
如果理想的科学家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检查者、哲学体系的构建者、历史学者、工艺学者、组织家、教育—写作—宣传能手、应用者和鉴赏者于一身，那么，很容易就能想到，理想的科学团队或许应该由至少9个专家组成，他们各具能力，可以起到不同作用——根本不需要全能的科学家！
然而，当我们指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的二分法过于简单时，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发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业过窄难成大事，因为这样一来，他就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般意义上全面的健康人往往比残缺者更擅长做好大多数事情，如果一个人过度压抑自己的冲动和情感，只想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他往往反而会沦为只能以病态方式思考问题的病人。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稍具艺术家特质的科学家，可能会比不带任何艺术特质的纯粹科学家做得更好。
如果我们采用个案历史法，就更清楚了。伟大的科学家往往兴趣非常广泛，而非狭隘的技术人员。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多才多艺，具有人文、哲学、社会及美学方面的兴趣。
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科学的心理多元论告诉我们，通向知识和真理的道路有许多条，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哲学家、人本主义作家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一个快乐、无忧无虑、平静而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行政官员）很可能比不快乐、忧虑、不安定且不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行政官员）更成功。神经质的人扭曲现实，苛求现实，把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而新奇的东西，过多地被人际需要所决定，太容易受到惊吓，太渴望他人的赞同，从而无法成为优秀的现实报告者。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者更恰当地说，一般的真理追寻者）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才能将工作做到最好。第二，或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进步了，所有公民的健康也能随之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就进步了。第三，心理治疗可以改善科学家的个人机能，我们应该对此抱有期待。
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学术自由、终身教职、较高薪水，提供这些更好的社会条件往往能帮助真理的探索者。 [1]
[1] 对于那些认识到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声明的读者，以及那些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阅读的读者，我强烈建议各位阅读这一领域的伟大著作，即波拉尼（Michael Polanyi）的《个人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就不应认为自己对下个世纪胸有成竹。假如你没有时间、意愿和精力来读这本书，那么我向你推荐拙著《科学心理学》（ Psychology of Science: A Reconnaissance ），这本书的优点是短小精悍，易于阅读，观点则与波拉尼的著作相似。本章和上述两本书，以及参考书目中的另一些著作，都很好地阐释了科学领域的新人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