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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袭将东京烧成一片平地。在这片燃烧过后的废墟上，老百姓们自建棚屋，像杂草一样顽强地生存下来。
棚屋是指在自然灾害后搭建的临时住宅。我的母亲较早从疏散地回到东京，向区政府借款搭建棚屋，开了一个小小的百货店。
土地是租来的，在当时的东京，与自己拥有土地相比，租赁土地的形式更为普遍。我依然还记得，在签好了土地租赁合同之后，母亲与负责在土地所有者与租户之间斡旋的中介人员交谈时那高兴的样子。
战后马上借到土地和资金开始小买卖，我们一家也成了1940年体制的受惠者。正如后文介绍的，在土地方面，租地者的权利受到保护，地位要高于所有者的权利。一旦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土地所有者没有正当理由既不能赶走租户，也不能单方面提高租金。
再加上战后的通货膨胀，租金实质上不断降低。我们一家虽然贫穷，但也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得到许多好处。
空袭的大火使东京成为废墟，可对于孩子来说，这里却是天堂。木造建筑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只有水泥修建的学校、电报局和当铺用石头建造的仓库侥幸留存下来。澡堂的四壁与屋顶被尽数烧毁，只剩下水池和贴着瓷砖的地板光秃秃地露在外边。我们有时把这里当作要塞，有时把它当作宫殿。在断壁残垣中，我们寻找、挖掘被大火烧得变形的玻璃碎片，当作宝贝。我们也会潜入禁止进出的校舍，趴在屋顶屏住呼吸，用砖头设下圈套捕捉小鸟。
水从破裂的水管里漏出来，积成一汪浅池。对于我们来说，这浅池就是一个湖，湖边盛开着紫茉莉花。直到今天，看到紫茉莉，仍然会勾起我对那个“湖”的回忆。那时，无论在东京的哪个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富士山。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玩水雷游戏。我们将之称为“水雷横”，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横”字，大概是扮演水雷艇的孩子总是把棒球帽的帽檐横过来戴在头上的缘故吧。
孩子们分成两方，每方由一艘战舰、四五艘驱逐舰和十来艘水雷艇组成。战舰通常由孩子王来当。游戏规则是，驱逐舰被战舰摸到就要沉没，水雷艇被驱逐舰摸到要沉没，而战舰被水雷艇摸到就要沉没。战舰由驱逐舰护航出征，冲到敌军阵营就算胜利。
水雷艇如果跑得不快，马上就会被敌军的驱逐舰击沉，所以必须动作敏捷。我一向喜欢当水雷艇，因为水雷艇虽然最弱小，却只有它才能干掉战舰，我喜欢这种设定。回首过去，我发现自己之后也都是以当水雷艇为信念走过来的。
虽说当时的孩子们除了这个游戏以外，确实没有条件玩棒球之类的其他游戏，然而这个游戏却是军国主义思想的完全体现。换句话说，和平国家的理念并没有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
常会听到有人说，那时孩子们最开心的是看连环画剧表演。虽然确实有人来表演连环画剧，但我却不认为它多么有趣。我更爱看连环画，比如山川惣治的《少年王者》、小松崎茂的《地球SOS》、永松健夫的《黄金蝙蝠》，特别是《少年俱乐部》杂志连载的横井福次郎作品《不可思议国的普恰》
最令我兴奋激动地期待不已。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本法国作家写的《海底两万里》特别有趣，正在书店里出售，就缠着母亲要买。母亲不许，我晚上还难过得哭着入睡，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却发现这本书就放在枕边。那时的喜悦心情至今难忘。
当时最渴望吃到的食品是桃罐头。买不起香蕉，听到有人踩到香蕉皮摔了一跤的老笑话，我竟然也羡慕得不得了。香瓜只有在生病时才有口福享受。在战后初期，碗里的麦粒总是要比米粒多，后来米粒的比例才渐渐增多。而冰棍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据说吃了会得痢疾。
年末大扫除总是全家动员，大家合力将榻榻米抬起来清扫。不要的大件垃圾就随便堆在马路上，因为那时车流量很少，也无人介意此类事情。
浅草寺观音堂的后面，有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佛像是坐在船上的形状。能够在空袭的大火中幸存下来，想必是座石像吧。传闻从铁丝网外朝大佛扔石子，如果石子落入船中便预示征战在外的家人将要归来。因为父亲远征他乡，生死不明，我也曾投掷石子，期望父亲的归来。
在大空袭中被夷为平地的东京市内（1945年）©朝日新
小学的建筑因为是水泥建成的，所以在大火中残留了下来。学校地下的防空洞就是我们曾经躲避空袭的地方。在大火中失去房子的人们以校为家安居下来。因此，我们只好借用别校的教室上课。
现代化建筑变成废墟，又被人们非法占据，这样的光景总让人怀疑文明是否正在崩溃。多年后，当我访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时，看见许多民工睡在北京火车站里。这情景恍若战后初期的日本，不由使我回忆起当时的往事。
现在回头看小学入学时的照片，打赤脚的孩子多得惊人。因为营养不良，很多孩子都流着鼻涕。到了冬天，孩子们都被冻疮、手足皲裂所苦（不过我却不记得有谁在夏天热得中暑）。那时结核是不治之症，一旦染上，只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家人，被送往遥远的疗养院。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就是因为结核病离开了我们。
这一时期，我们最怕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因为战争再来的恐惧总是袭上心头。回望日本在那之前的历史，我认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一直逃过征兵，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所以我曾经认真地担心什么时候会被征兵。不过我到底幸运地逃过了被征兵的命运。每逢选举，母亲总是投社会党的票，倒不是赞同社会主义，而是因为母亲内心的愿望是，如果社会党执政，儿子就不会被征兵了。
当百姓们在大火过后的废墟里为生计而挣扎时，政府的官僚们也正忙于构建战后经济的基础。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
负责管理军需企业，对飞机等工业生产物资进行采购和管制的军需省官僚们，急着赶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将军需省的招牌换成“商工省”。因为占领军进驻后，当然要开始追究战犯责任。名字里带着“军需”二字的政府机构肯定无法继续存在。军需省原本就是商工省和企画院在1943年合并而来，所以官僚们又把名字改了回去。
指挥这场更名作战的人是椎名悦三郎事务次官。1945年8月26日，就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日本厚木机场的4天之前，官僚们完成了相关工作。这变身速度真是快得惊人！
就这样，商工省近乎毫发无损地在占领时期得以继续存在。后来，商工省又改名为通产省，主要负责对民间企业发号施令。这场更名作战的胜因在于，占领军对于日本的官僚机构无甚了解，对于政府各部门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更是一无所知。
当时，日本盛行各种各样的更名活动，比如将“战败”改为“终战”，将“占领军”改为“进驻军”，就连占领军的最高司令部，在美国文献中写成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同盟国最高司令部），在日本却被称为GHQ（General Headquarters：总司令部）。
军需省忙于更名作战时，大藏省在为“阻止B元计划”苦战。所谓B元是指占领军发行的简易货币，通称军票。
战争时期，日本也曾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发行军票，并因发行过剩而引发当地经济的混乱。如果同样的事情在日本发生，不仅日本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将被占领军剥夺，日本经济也难免因此遭受打击。
当时，打算在日本使用的军票已经由美军印好并装船完毕，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这种情形下，大藏省拼尽全力阻止军票在日本发行和使用。最终，以用日元提供占领经费为条件，大藏省说服占领军放弃了军票的流通和使用。不过由于没有留下详细资料，此事的具体交涉过程依然是谜。
大藏省的努力大获成功。只有极少量军票被投入使用，占领军很快就放弃了在日本本土使用军票。军票运输船只的目的地改成了冲绳（冲绳曾长期处于美军的支配之下，即使1952年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美军也仍然继续控制着冲绳。B元军票一直作为法定货币在当地发行及使用，直到1958年被美元代替）。就这样，日本躲过了占领军的干涉，保住了货币发行权。
为了瓦解日本的军事作战能力，占领军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了改革。毫无疑问，军部当然被撤销，内务省也被认为是核心政府部门而遭到解体，分为建设省、劳动省、地方自治厅、国家公安委员会等多个部门。仿照美国的警察体制，警察变成由地方公共团体管辖的地方编制。不过由于警察们的抵抗，负责管理和统筹地方警察的警察厅被作为中央政府部门保留下来。
在组织重组的同时，这些部门在战争期间处于领导职位的人，大多被开除了公职。
但是，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经济部门却被几乎毫发无伤地保留下来。当时日本全国有超过20万人以上被开除公职，可是大藏省仅有几人被开除。
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占领军对于日本官僚组织的实情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战时实际操纵日本经济运行的正是大藏省和军需省等经济部门。
另一件事也充分证明了占领军对日本政府机构的无知。那就是占领军认为，毫无实权的文部省应当为强制推行战时教育承担责任，竟然讨论将其废除。
开除公职的目的是为了追究战争责任，可对于经济官僚来说，他们受到的处罚都没有使其伤筋动骨。支持战时体制的技术官僚们也被保留下来，战后他们仍然继续掌控和操纵着日本的经济。
占领军还着手瓦解旧财阀企业。因为占领军认为“财阀是战争的罪魁祸首”，继1946年颁布开除战犯公职的命令之后，1947年大企业和军需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也成为开除对象。
占领军对于日本的官僚机构和经济体系知之不多，他们倾向于按照战前美国的逻辑来推测日本的情况。在美国，创办美孚石油的洛克菲勒等财阀对国家政治拥有巨大影响力。他们以为日本也是如此，所以试图瓦解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消除他们的家族统治。美军把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称为“三菱”，三菱这个名称广为美军所知，这大概也是导致日本财阀成为目标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免去经营管理层的职务，占领军还对大企业进行了分割。根据1947年公布的《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日本制铁、三菱重工业、王子制纸等大企业都成为分割对象。在美国，垄断企业被看作妨碍公平竞争，插手政治的“巨恶”。所以占领军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财阀也需要整治。
但是针对这些私人企业的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被分割的企业，大多在占领结束后又迅速地恢复了原样。
由于占领军对于战争时期形成的以银行为中心的日本金融体系不甚了解，金融机构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美国，与战前的日本相同，企业融资主要以股票和公司债券等直接金融为中心。美国的银行基本上在各州范围内营业，没有与日本的都市银行
一样，在全国设立分店展开业务的大银行。所以占领军并未理解“大银行在资金方面掌控企业”的日本式金融机制。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能说明占领军的无知。本章第2节将会介绍，日本因为复兴金融金库的过度放贷发生通货膨胀。担任占领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的威廉姆·莫克特少将（William Frederick Murcutt）（他是一名职业军人，曾任高射炮队队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曾谴责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是“兴银”
。于是有人纠正：“阁下所指责的难道不是复兴金融金库吗”，他就立即变得哑口无言了。
埃莉诺（Eleanor M. Hadley）是一名经济专家，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就职于美国国务部，参与了日本占领政策的制定。她在著作《财阀解体——占领军总司令部经济学家的回忆》一书中对当时占领军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描写。她提到，占领军中的大部分军人不懂日语，不能独立阅读日语资料，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大都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但是《菊与刀》以分析日本文化为主，并未分析日本的经济。所以占领军对日本的真实情况其实一窍不通。
占领军要么通过翻译，要么只能与精通英语的日本人谈话。翻译不一定精通经济，而当时精通英语的日本人又几乎全是官僚。官僚们当然不会向占领军汇报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所以对日本官僚来说，控制占领军并非难事。官僚们通过操纵信息来诱导占领军，巧妙利用占领军的权力来实现自己制定的改革计划。
曾经作为占领军总司令部职员来到日本，返回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文化人类学家哈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也曾经提到占领军对于日本经济的无知。
为了对日本公务员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占领军于1947年6月请来了由胡佛·布赖恩（Hoover Blain）任团长的专家顾问团。专家顾问团抵日后，向当时的片山哲内阁提交了国家公务员法的草案（也叫胡佛草案），在确立职阶制度、设立人事院、规范公务员劳动权等方面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议。
其后，胡佛因故暂返美国，日本的官僚们趁机将草案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比如人事院独立、禁止职员罢工等规定或修改或删除，并赶在胡佛回到日本之前，将经过修订的草案提交国会，1947年10月《国家公务员法》被正式通过。听说胡佛得知此事后曾大发雷霆，但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这就是所谓的“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的公务员改革。
关于公务员改革，胡佛在原草案中提出，设立人事院，集中管理公务员的录用及升职等人事工作。但是在日本政府中，这些人事工作却是由各部门单独进行的。各部门都不愿撒手放权，所以官僚们将这部分内容从草案中删除。结果，虽然设立了人事院，但官僚的录用和升职等人事工作仍然由各部门自行决定，人事院最终成为有名无实的存在。
对此，哈伯特·帕辛认为“占领军对日本官僚制度的无知”是根本原因。将公务员人事权交由人事院专门负责的公务员改革，其实正是当时美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方案。
在美国，公务员的重要职位实行政治任命制度，也就是公务员要职人选由当权政治家根据个人判断来决定。这本是为了实现任人唯贤而设立的制度，但实际上，政治家们为了确保选举获胜，作为水面下的交换条件，往往利用这一制度将重要职位赋予在资金或选票上为自己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
这项制度实际上变成“分赃制度”，成为美国公务员制度的重大问题。其结果是，只要政权交替，政府各部门的主要官员就会随之变化，人事被各种利益和权力关系所制约。为了确保任人唯贤，应保证人事不受各方干扰，必须设立中立的人事院来处理人事工作。占领军基于这种考量，提出了日本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草案。
不过在日本并不存在官僚的政治任命制。所以官员们也无心认真地对待改革，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对于哈伯特·帕辛的上述观点，我也深以为然。
一般认为，同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没有认真追究战犯责任，而德国却彻底清除了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
在德国，曾抵抗过纳粹政权的科隆市市长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成为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一任首相。而在日本，当选为战后第一任首相的却是在战前担任外交官的吉田茂。
一般观点认为，德国的战争责任得到了彻底追究，而且由于人们对德国的权力机构有着正确认识，所以根据被称为“摩根索计划”的占领政策，战时德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被完全瓦解，纳粹的残余分子被从政府部门中彻底清除了出去。
这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事实。但是关于战时德国的官僚机构是否被完全瓦解的问题，仍然还有考量的余地。
托尼·朱特（Tony Judt）在其著作《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在联邦德国战后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纳粹时代的技术官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国的官僚机构得以保留，这并不是仅在日本发生的特殊事例。
1947年到1950年的农地改革是占领政策的核心。一般观点认为1945年12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递交的《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是1947年日本农地改革的蓝本。
但是，这次农地改革其实也是留任下来的改革派官僚精心策划的。早在1945年，农地改革法案的草案就已构思完成，并提交内阁部长级会议讨论。但其内容与改革派官僚当初的提案相比有大幅倒退，改革力度被大幅缓和。因此，改革派官僚引导占领军发表声明，表示“第一次农地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并于1946年推出“第二次农地改革法”，公布《农地调整法修订》和《自耕农创设特别措置法》，并于1947年开始实行。此次改革法案与改革派官僚最初提出的改革方案较为相似，内容更为激进。
“第二次农地改革法”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以及在村地主拥有的超过规定面积的土地由政府强行征购，转卖给佃农。
政府以“交付公债”的方式向地主支付购地款。所谓“交付公债”是指由国家发行的债券，一定期限以后，持券人可以凭券换取现金，但不允许转让。由于后来发生通货膨胀，“交付公债”的实际价值大大缩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被称为“日本式管理”的企业管理方式的原型也形成于战争时期并沿用至今。
这种管理方式有几个特征。第一，几乎所有大企业的管理者都是在公司内部选拔产生。日本大企业的“社长”其实就是在本公司人才选拔赛中获胜的劳动者。而在美国，公司的管理者往往被当作是一种专业人才，从公司外部聘请有能者担任的情况并不罕见。有时还会将对手公司的管理者挖过来。
实际上，在战前的日本，依照大股东们的意愿从公司外部录用管理人才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之所以形成现今这种“日本式管理”，其实也是战时企业改革的结果。
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先后发布了1937年的《临时资金调整法》、1940年的《银行资金运用令》、1942年的《金融统制团体令》等多个法令。政府根据这些法令，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实行管制，优先对军需企业的投资，推进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的转换。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企业发放给股东的分红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因此导致股票价格走低，迫使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融资。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战前占主要地位的直接金融在战争时期失去市场，间接金融成为主要方式。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断分离，大股东们对公司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银行的发言权得到增强。政府通过操纵银行的资金分配间接控制了民间企业。
公司股东无法像战前一样对公司管理指手画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附加效果，使公司最高管理者自己选择后继者成为惯例。其结果是日本大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从公司内部选拔上来的。
“日本式管理”的第二个特征是，日本的工会的特殊性。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通常是按产业分类来组织工会的。战前的日本，工会也是由本行业的各企业联合组成。但是战后诞生的工会却基本是由各企业单独设立的组织。
之所以形成这种特征，是因为日本在战争时期构建的组织结构在战后被继续沿用。其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其后由于劳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调节劳资关系，1940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政府主导设立的这一机制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以各企业为单位，以促进劳资双方的沟通和提高员工福利为目的，在内务省的指导下得到迅速普及。
在产业报国会这种调节劳资关系的新机制得到普及的同时，之前的传统工会在战争时期被强制解散。
1945年，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颁发《五大改革指令》。根据该法令，众多工会纷纷诞生。不过这些工会几乎全部脱胎于之前的产业报国会，只是换汤不换药。
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与企业命运相连。所以工会并不把与资方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而是尽力协调劳资关系，推动企业成长。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工会的这个特征对推动企业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上可见，象征战后日本特色的日本式企业管理方式和劳资关系都源于战争时期。战前以欧美为原型的日本民间企业，通过战时改革发生了本质变化，经历了战争刚结束时的劳资对决之后，终于在经济开始高速增长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劳资协作为特色的“日本式管理”方式。
实行日本式管理的企业，如同军队一样，从最高管理者到一线员工，所有人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这里的共同目标首先是公司的生存，其次是扩大市场，在同业竞争中获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对公司具有高度忠诚心的日本企业的员工比喻为“企业战士”的确是实至名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交通条件非常恶劣。虽然1950年3月开通了从东京到沼津的“湘南列车”，但是起初列车故障频发，人们将之戏称为“遭难列车”。
就在这一时期，我们全家去了箱根旅行，是战后的第一次全家旅行。我们乘坐刚开通不久的湘南列车到小田原，然后转乘一种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到芦之湖。湖的周围什么也没有，那时的芦之湖还是藏在深山里的神秘之湖。
小学毕业旅行，我们去了伊豆下田
，列车只到伊东，剩下的路程还是要坐公共汽车。途中经过以险峻著称的天城山，公共汽车转过崖面的急转弯时，车体的后半部分被甩出路面悬在空中。最后到达目的地石廊崎时，我几乎有种到了世界尽头的感觉。
我们的全家旅行之后还去过伊豆的片濑和稻取、长野的汤田中等地。那时不用说千叶县的稻毛海岸，就连东京的大森也可以进行海水浴。
现在的人们甚至想象不出，当时的社会基础设施是多么贫乏。医院和保健所总是人满为患，停电也是家常便饭。道路上有马拉着货物在奔跑，冲水式厕所还未普及。屋外的垃圾箱里堆满乱七八糟的垃圾，总是引来许多苍蝇嗡嗡乱飞，家里也都挂着粘蝇纸。
那时日本人乘坐的汽车大都限于公共汽车、卡车和三轮车，所以美军的吉普车极为引人注目。大一些的十字路口经常有美国宪兵在指挥交通。根本没有国产汽车，街上跑的几乎全是“美国制造”（国产小汽车的生产限制直到1949年才被解除）。所有的汽车品牌我都认识，现在偶尔听到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汽车品牌，还会引起我对旧日的怀念。有一次，我看见有个穿着长靴的男人英姿飒爽地迈下保时捷跑车，曾经羡慕地暗想“有一天我也要这样”。
1949年10月，美国旧金山巨人队来到日本，与日本职业棒球队举行了友谊赛。虽说日方组织起几乎囊括了所有大牌球星的豪华阵容，可还是被强大的美国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就是那一天，在后乐园球场，我第一次尝到了只限当天特价销售的可口可乐，那不可思议的味道成了我最早的“美国印象”。
就连我家也请了保姆，可见当时劳动力的供需关系是多么缓和。
这一时期的某一天，我们收到了正式通知，得知父亲于1945年6月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阵亡。可能是父亲所在的输送船遭到了攻击。接过据说是装着父亲遗骨的骨灰盒，摇晃时能听到哗啦哗啦的响声。不过里面不可能会有父亲的遗骨，大概是一些石头或者木片吧。
在运动会上赢得接力赛跑冠军奖杯
如果父亲是6月阵亡的话，那么3月时他应该还在日本国内，很可能是知道东京大空袭的。无法得知家人的安危，父亲一定担心得要命吧！
到了小学高年级，我每个周日都带着同学去神田万世桥的交通博物馆，然后把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天查到的资料贴到教室里。
我刚好在“六三三学制”开始的那年上了小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看似是战后教育的宠儿。不过，我并没感觉到自己接受了民主主义教育或者和平教育。当时的公立学校，完全没有民主主义气氛。年级的级长、学生会委员、委员长都是由老师委任，而不是由学生们选举产生的。毕业典礼上朗读欢送致辞或者答谢致辞的学生也是一样。总之，学校里没有丝毫民主主义的痕迹。
学校联欢会的表演者也由老师指定。如果是戏剧表演，当然有主角、配角等各种分工，不可能做到人人平等，可是在日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校的联欢会却成了一出人人平等的剧。
当时没有补习班，公立中学堂而皇之地上着各种补习课。学生们按考试成绩高低分班，如果放在现在，这种做法肯定要被当作重大问题，可那时这种能力重视主义却能不受任何质疑地大行其道。这与其说是战后教育，还不如说是“战时教育”。
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电影。在东剧
看完欧美电影的试映，回家的路上再到末广餐厅吃一顿西餐，这是我一年仅能享受一两次的奢侈。对于小学生来说，在铺着白桌布，摆放着刀叉的餐桌前坐下那一刻真是令人紧张的瞬间啊！
1947年在日本上映的一部名为《石之花》的苏联电影中，蜥蜴摇身变成铜山女王的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这部影片被制成DVD，当我激动地再次回味时，却发现当时的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科技的进步虽然使人得以重温曾以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但也使当年深埋心底的神秘憧憬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