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大学进了工学部的应用物理专业，专修半导体研究。当时的指导老师是田中昭二先生，他在超导体的研究方面曾经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田中老师极重情义，在研究方面相当严格，在照顾学生方面也总是尽心尽力。
在研究室里专心实验到深夜的生活持续了几年，转眼就到了该考虑就业问题的时期。我从没考虑过成为一名学者。因为做研究必须留在大学，继续做几年没有工资的研究。我的单亲母子家庭是没有这样的余力的。当时能以当学者为目标的学生，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大学学习经济学，他甚至曾经对我说，“成绩太好会被建议留校，我可不能好好学。”
应用物理专业的毕业去向多是日立制作所、东芝、八幡制铁、富士制铁、电电公社等大公司。工学部的学生在大三和大四的暑假要去工厂实习。我大四时曾到一家知名机电厂家的中央研究所实习了一个月。我不喜欢那里的工作氛围，希望能从事“视野更宽阔的工作”。于是我考了研究生，同时开始自学经济学。
我觉得参加公务员考试最能证明自己学过经济学，所以在1963年的初夏参加了经济类职位的公务员考试。
虽然并没打算做公务员，但考试成绩公布以后，我还是抱着长长见识的想法去通产省参加了面试。没想到走进会客室，正面坐着的一个人就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当场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通产省的人了”。
这个人就是通产省的特许厅长官佐桥滋。他是通产省“统制派”的统帅，也是城山三郎的小说《官僚们的夏天》中的风越这个角色的原型。作为通产省的非核心部门，特许厅的长官怎么能够有权参与通产省的职员招聘呢？这是因为在通产省内部的权利斗争中，他虽然一时失利脱离了核心地位（详见本章第3节），但是实际上仍然掌握人事大权。
佐桥长官的左边坐着一个圆脸的人，一言不发，只温和地笑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通产省的秘书科长川原英之（政府部门的秘书科长相当于民间企业的人事科长，负责人事录用）。我对始终未发一言的川原科长印象非常深刻。现在想起他来，还会有种莫名的感动。他也是佐桥军团的一员干将，在《官僚们的夏天》中以“鲇川”之名登场。现实中的川原英之先生在三年后的1966年，在任通产省官房长官期间突然去世。
总之在这一天，尽管我并没打算做公务员，却因为去了一趟通产省，一下子就被抓到了。不过，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那天我刚回到家里，就接到了大藏省打来的电话，叫我马上过去。于是急忙赶到大藏省，负责人事招聘的高木文雄秘书科长就不容置疑地单方面向我宣布：“你被录用了。”
高木科长后来成为大藏省的事务次官，并做了国铁公司的总裁。他在我参加公务员考试时曾经主持过我们的集体面试（大概有十来个考生同时围绕被给出的题目进行讨论），可能是那时记住了我。
虽然大藏省宣布我被录用了，但我已经同意进入通产省了。不过听到我说“其实刚才已经在通产省跟佐桥长官握过手了”，高木科长满不在意地说，“这个不用担心，我去跟他们联系。”他还说，“你去主计局负责通产业务的人那里打听打听，通产省不过是大藏省下面的一个局的再下一级部门来负责的。大藏省比那种地方好多了。”
这理由真是有点牵强（或者根本算不上理由），总之我被不容分说地拽进了大藏省。
要说当时比较正式的考试，大概就是有刚从驻德大使馆返日的官房调查科长参加的那次面试。因为我的履历表里写着“会说德语”，他说要考考我的德语。考题是向来东京参观奥运会的德国人询问他们对东京的印象。我随便说了几句，立即被他指出了其中的错误。
可能高木科长打了招呼，我没有向通产省做出任何解释就进了大藏省。对此我一直惦记在心里。过了几年之后，有个机会与通产省的佐桥先生谈起这件事，他好像早已不记得了，我终于觉得心安了一些。可能当时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见吧！后来，一位进了通产省的朋友在退休之后感谢我说，“你没去，我才有机会进了通产省。”虽然不知事实是否果真如此，但他的话也多少使我释然。
就这样，在日本这样一个上下等级森严的纵向社会，我却做了横向移动。
这个不同寻常的工作在大学里引起了一些摩擦。听说我要去跟研究没有任何关系的大藏省就业，田中老师大发雷霆，把我带到学校门口的咖啡厅，连日花上几个小时来劝说和教训我。他甚至还找来我的好几个高中同学，要他们想办法劝我回心转意。这件事给朋友们也添了许多麻烦。去大藏省工作了好几年之后，田中老师才终于原谅了我。
1964年4月，我们同一批进入大藏省的20名新职员被带到大藏省的大臣办公室。大家排成一列横队，恭听前一年就任、当时只有45岁的田中角荣大藏大臣训话。
田中大臣径直走近我们，从最边上开始，依次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他也不看笔记，也不问秘书，就能一字不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边握手边说，“××，好好干”。接下来，大臣对我们做了训话。
他说：“你们的上司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笨蛋，他可能无法理解你们的优秀建议。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来找我。不要客气，直接到大臣办公室来找我。”只在一瞬间，就能马上抓住人心，田中角荣收买人心的手段可真是厉害（不过后来听说，他在各种场合都喜欢说“直接到大臣办公室来找我”）！
接下来，我们又到另一个办公室，听高木科长讲话。他指示我们如何做好成为新职员的心理准备。
他说，“前几天，你们的前辈中，有人喝醉了酒，把警察扔进了皇居的护城河里。胡闹到这种程度都没关系，我替你们摆平。但是比这更无法无天的事，就不要做了。”
这个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清楚地理解了，绝对不能越过的界限。
在20年以后，大藏省还真有人做出越过了这条界限的事。也就是说，有人忘记了高木科长的警告。这件事会在第5章详述。
古村裕官房长的训示是，“各位算是抄到了底价”（这应该不算是训示，而是估值吧）。他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社会对大藏省的评价已经到了最低点，所以今后只会好转，不会更加恶化，叫我们无须担心。但遗憾的是，他的预测落空了。大藏省的最低点还在后面等着呢。
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工资是月薪17 300元。
现在大藏省的办公楼外墙贴着瓷砖，但在当年我工作的时候，办公楼的表面只是光秃秃的水泥墙。没有任何装饰，毫无特点。与模仿比利时国家银行建成的典雅端庄的日本银行大楼相比，这里的环境仿佛更适合做流浪武士们的栖身地。
只有地面铺着实木拼接地板，略显优雅。多年后我到东京大学前沿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与大藏省办公楼是同一年代建成的，地板也一模一样，让我感到十分怀念。
我被分配到理财局的总务科，理财局负责国债和财政投融资等工作。第二年我调到理财局资金科，从事财政投融资工作（关于财政投融资，将在本章第3节详述）。
虽然我说“从事财政投融资工作”，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新职员，我的工作内容不过就是转送文件、整理资料等零活儿。当时的会议资料都是油印的，计算用的是手动计算机。我总是受上司或前辈的指派，在大藏省内部来回跑腿。晚上加班时还要帮大家点外卖当加餐，还在深夜里给大家泡过方便面。据说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新职员去掉大学毕业生的盲目自负。
不过在这过程中，我也受到了一些无意中的训练。例如，经常需要拿着紧急文件请副科长、科长或者局长签字盖章，因为他们一般要询问文件的内容，所以我都会提前学习有关的内容。
在大藏省内四处跑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职员推销自己的好机会。而且，我们也可以借机了解和品评对方。例如有些总是见机行事的人就会说，“让我盖章之前，先去问问局长怎么说。”谁是有能力的人，谁可以信赖，谁比较“黑”，大藏省的人物评价，往往就是通过这些日常交流，自然而然地在大家之间形成共识的。
我也被许可出席局一级的会议。虽然无权发言，但是观看案件讨论及决定的整个过程，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到了晚上，局长的女秘书下班以后，我们这些新职员会临时接手她的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想办法将一个接一个前来陈情的政治家们打发走。如今的情形是政府官员们夹着资料到议员的办公室去“解释说明”，当时的力量对比关系却恰恰相反。
到了夏天，我们会卸下房间入口的铁门，换上木格子门。不过还是很热，所以女职员都走了以后，我们就把脚泡进冷水桶里工作。编制预算期间赶上圣诞节，我们就直接在科室的办公桌上庆祝。
工作环境一天天改善。电梯由专人手动控制变为自动运行，复印机由湿式复印变为大型的复合电子影印机。局长办公室安上了空调。局长不在时，我们也曾溜进去避暑乘凉。
前辈们传授了许多处世法则，例如“在走廊走路时一定要拿着点文件，两手空空会被视为无能”“不过当上科长以后，文件就要交给部下，自己绝对不要拿”等。
大藏省甚至还有万能演讲法，专门用来应付突然需要发言的场面。据说就是不论什么情况，一律用“这个世界是由经线与纬线交织而成的”来搪塞。例如，如果提到税收问题，就可以说：“所谓税收，是由税务局征税这条经线和纳税人的合作这条纬线构成的。只有两条线互相协作，方能形成合适的税收体系。”关键是要用“线”的比喻，使大家联想到布匹，然后恍然大悟，表示理解。
有一天，我在仓库里查找文件，偶然发现了一份赫然写着“起草人：平冈公威”的文件（平冈公威是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原名。三岛由纪夫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以后，曾经在大藏省银行局工作过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当时曾想偷偷地把它抽出来放进口袋里，但终究心存顾虑，还是放回了原来的位置。现在想来，特别懊悔当初没有把这份文件保留下来。刚参加工作的新人起草的文件，对于大藏省来说算不得什么宝贝，三岛由纪夫签名的这份文件后来想必是和其他资料一起被处理掉了。而如果由我保留到现在的话，一定具有极高的价值。
196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年会在东京召开。与奥运会一样，此次年会的目的之一，无疑也是向世界展示日本实现经济复兴之后的雄姿。
我们也被派往会场帮忙。所谓帮忙，就是会议之前的准备和会议期间的联络工作。我曾经把资料送到法国当时的财政大臣，后来成为总统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手里。
年会的会场设在帝国饭店和刚刚建成的大仓酒店。大仓酒店本馆于2015年秋开始拆解作业，令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个时代的开始与结束”。
东海道新干线是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的，所以在线路正式开通之前，我们曾经招待世界银行成员进行试乘，带他们到京都游玩。回程坐的普通列车，大家不禁惊叹新干线与普通列车之间的差距之大。
参加工作第二年，我调到资金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科室，有五十多名职员，坐在房间的一侧，只见另一侧都笼罩在香烟的烟雾当中。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工作至深夜。在办公楼地下被称作“太平间”的房间里稍微打个盹儿，然后被清晨第一班电车的响声吵醒。接下来又开始对工作全力以赴的一天。
我在理财局总务科工作时，该局地方资金科科长是刚从比利时归国的竹内道雄。可能这份工作太缺乏挑战性，他总是把脚翘在桌面打瞌睡。竹内不久之后被任命为资金科科长，开始在资金科发挥才能。
竹内道雄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不管对话有多复杂，他都能瞬间理解，还能预料到之后的发展。大藏省的工作大多与数字有关，他的心算速度快得惊人，只看一眼表格，就马上能计算出个中明细。有人说他是超级明星杰拉·菲利浦（Gérard Philipe）
，有人说他是白俄罗斯人，我却认为他是外星人。
竹内后来历任主计局长、事务次官。他与其后任事务次官长冈实同样毕业于府立一中，是师兄弟的关系。竹内在上学期间曾因为女性关系问题受到停学处分，听说重新回到学校那天正赶上朝礼仪式
，他从站在学生最前排的级长
长冈面前走过，打招呼说：“小鬼头，还好吗”，然后才站到队尾。
大家都知道，公务员大都是按照入职先后论资排辈的。可最使我惊讶的是，大藏省官僚们的年资次序竟然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资格最老的事务次官，以下依次为官房长、局长、次长和科长。从战前到战争时期，再到战后，按工作年限排序，丝毫没有因战争结束而打乱。这件事也体现了战争时期形成的1940年体制在战后也得到继续沿用。
从物理方面也可以看到1940年体制的痕迹。办公大楼如此冷冰冰就是因为它是在战争时期建成，因为物资不足而没有任何装饰。地下会议室原本是出于在日本本土展开决战的考虑而设计建造的。可能是为了在这里狙击从东京湾登陆的美军吧，大楼楼顶上还建有阻隔燃烧弹的厚厚的防护墙（由于其重量使大楼倾斜，后来被撤掉）。
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意味着战后复兴阶段的结束。但在大藏省，无论战争时期、战后时期，还是后来的岁月，都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滴罢了，并无甚区别。
工作第三年，我整整脱岗一年去参加了经济学方面的培训。因为有了时间，我与高中时代的朋友合写了一篇题为《21世纪的日本》的论文，参加了政府主办的征文比赛。结果我们获得了最优秀总理大臣奖。1968年，这篇论文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以《21世纪的日本——10倍经济社会与人》为题得以出版。
《21世纪的日本》颁奖仪式。右侧为佐藤荣
论文的内容是以“10倍经济社会”为关键词的无限乐观主义。当时在日本，人们都相信“明日一定会比今日好”。当我得知“黄金时代”这个词在欧洲意味着过去的荣光时，不禁有种奇妙的感觉。因为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人来说，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时代是指未来的时代。
现在，我们可能愿意承认黄金时代是指过去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未来的感觉却与现在截然不同。
话说回来，我们的论文虽然获了奖却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祝贺。我的亲戚中有一位日后做了事务次官的人对我说，“公务员靠这个扬名并非好事，把奖辞了吧”（他因为碰巧被借调到总理府，所以了解评选经过）。我当然没有照办，但是通过此事，我也加深了对所谓的公务员潜规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