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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池田勇人内阁诞生。池田内阁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招牌政策。从此，经济发展成为日本举国的目标。
可是，在走上全力发展经济的道路之前，日本还曾经有过一段围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治季节。
1951年，日本与大部分同盟国成员签订了和平条约，其中包括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军在盟军占领结束后仍然继续驻留在日本。这是美国在冷战格局之下，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势力，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1960年1月，这项条约的部分内容做了修订，由当时访美的首相岸信介与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签署。但是岸信介归国以后，日本社会党主张废弃安保条约并拒绝审议。1960年5月，自民党强行通过了批准新条约的决议案，从而引发了国会外部针对安保条约的反对运动。进入6月，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简称全学联）等连日举行了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游行。这就是安保斗争。
当时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因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去参加示威游行，学校处于停课状态。游行时被警察的水枪浇得透湿的同学们昂首阔步，骄傲地走在校园里。
教室里只剩我们少数几个学生。自治会的委员走进教室，指责我们说，“你们太没有觉悟了”，言辞激烈的非难和斥责完全没有反驳的余地。我不禁想起高中时作为英语课外读物读过的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庄园》
，感觉仿佛被护卫独裁者拿破仑的恶犬咬了一样。
安保条约的此次修订本是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改变的，我并不认为是值得那么大动干戈的严重问题。1970年安保条约自动延长时，也发生了反对运动。但是我认为这些反对运动并没有对之后的日本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的骚动究竟是因何而起，我至今仍然不得其解。
图2-1 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内阁府。
为了将国民的关注从政治引向经济，池田内阁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大获成功，日本国民的关心转向经济发展，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
“收入倍增计划”宣称，使国民收入在10年里翻一番。以现在的感觉来看，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狂妄计划，但考虑到当时日本经济的潜力，不如说这个计划还比较保守。
日本的名义GDP在1955年到1970年期间，几乎每5年就会翻一番。例如1960年的名义GDP是1955年的1.9倍，1965年是1960年的2倍，1970年是1965年的2.2倍。1955年至1970年期间，日本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6%。图2-1为日本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后半期，日本保持着年平均10%的增长率。计算1955年至197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同样高达9.6%。
由于人口也在同时增加，人均收入的增加虽然比不上GDP的增长速度，但从1960年到1966年，日本的国民所得也增加了1.3倍。
日本的“高速增长”其实也是农业社会实现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从各产业从业人数的变化情况来看，1950年农业及林业从业者占49%，到1965年减少到22%，再到60年代后半期更是低至12%（图2-2）。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则呈现出上升趋势，1950年制造业从业者占18%，到60年代末则增加为25%以上。
图2-2 不同产业从业人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劳动力调查。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社会，走向公司或者政府的各个工作岗位，与日本经济的发展一路同行。虽然从事的领域各不相同，可是无论做的是何种工作，我们都目睹了日本发展的全过程。日本从无足轻重的存在，到开始飞速发展，直至称霸世界的过程。不，不只是目睹，我们还参与其中。作为组织中的一员，我们奉献出自己的所有生活，推动了这个过程。
日本的工业化速度极为迅速，20世纪60年代民间设备投资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17.7%，期间有3年甚至超过20%。从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期间，制造业产量增长5.5倍。从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期间，又继续增加了3.4倍。
这两个10年期间，日本的钢铁产量也分别增长了4.3倍和4.7倍。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钢铁产量还完全不能与美国相比，60年代就变得不相上下了。钢铁产量的增长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图2-3）。
日本的制造业掀起了建设高潮。各地纷纷建起大规模钢铁厂，以原油为原材料的化工厂被复杂的输油管道连接起来，建成一个又一个的石油化学联合企业。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石油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位不久前刚刚退休的朋友感叹，我们这代人见证了“石油化学工业的兴起和衰落”。
图2-3 世界与日本的粗钢产量的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 日本钢铁联合会各年度的《钢铁统计要览》、日本钢铁联合会及各
日常生活的光景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50年城乡人口比例为6∶10，到了1965年，这个数字转变为21∶10。
相应地，社会基础设施也迅速完备起来。市郊兴建起大量的住宅小区，道路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1950年，全国铺设好的国道只有不到2 000公里，到1965年增至16 500公里以上，增加了7倍以上。在这之前，道路铺设只针对主干道，大多数普通道路是没有铺设路面的。所以遇到下雨，路面就会变得坑坑洼洼，一片泥泞。遇到干燥天气，路上又会漫天沙尘扑面而来。即使没有下雨或者刮风，碎石路也是坎坷不平，汽车只能颠簸摇晃着前行。去名胜风景区，也都是在这样的道路上一路颠簸过去。
虽然说铁路运输有了很大进步，但与现在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我在大学时参加了学校的滑翔机俱乐部，暑假要在仙台自卫队的霞之目机场（即现在的仙台机场）进行练习。往返的夜间火车人满为患，记得我曾经睡在列车的过道上。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去长崎的三菱造船厂（即现在的三菱重工）参加实习，那时的普快列车要24个小时才能抵达长崎。闷热的三等车厢里，我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无比羡慕地望着安装了空调的特快列车从旁边飞驰而过。
正式决定在1964年10月主办奥运会以后，东京的公路和地铁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当时的场面就仿佛东京所有的道路都被挖起来翻了个底朝天。
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东名高速公路的东京到厚木之间路段于1968年开通，同年霞关大厦
建成。
1961年，位于上野的东京文化会馆修建完工。在这以前，音乐会通常只能在狭小的日比谷公民会馆举行，以后终于有了可以容纳交响乐队的宽敞舞台。当时我曾经自豪地赞叹，日本在文化方面也迈进了发达国家之列。几十年后，我又有机会再度来到东京文化会馆，看着已经老旧的建筑，不禁感叹这里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很多日本人都对“昭和三十年代”怀有浓厚的乡愁。住宅小区的两居室里，一家人围桌而坐，看着黑白电视，其乐融融。看到这样的照片，就算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也不禁感叹“真让人怀念”。人们为何会对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怀有乡愁呢？
东京都北多摩郡建成的云雀丘
这是因为，“昭和三十年代”在生活方式的方面是现代日本的原点。
在那个时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飞速提高。对比1950年和1965年，装有冲水马桶的房屋从11万户增至143万户。由于卫生状态得到改善，婴幼儿的死亡率也大幅降低，由1950年的60‰降为1965年的18‰。私家车的数量增加近50倍，从3.4万辆增至170万辆。老百姓也买得起私家车的时代到来了。
在此之前，日本的生活方式与战争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榻榻米上摆着矮脚桌，冬天还要配上烤火盆和被炉。过去一直坐在坐垫上，从这一时期开始变为坐在椅子上。人们的梦想就是住进新建的住宅小区。
再后来，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电视，显像管电视变为液晶电视，但它们显示图像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虽然汽车的性能也大为改观，但其基本功能同样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所以人们看见那个年代的照片，总会感觉那就是如今的源头所在，所以怀旧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但是对于矮脚桌、烤火盆等现在已经消失的东西，人们大概就不会有怀旧情绪了吧。
显而易见，日本一天天变得富裕起来。但同时也有一些领域逐渐落后于时代，煤炭产业就是典型。
在战后复兴时期和采用倾斜生产方式的时代，基本能源主要来自煤炭，煤炭产业是核心产业之一。但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石油迅速取代煤炭成为主要的产业能源。对于必须依靠煤炭的钢铁等产业来说，从国外进口的煤炭因价廉物美受到广泛采用，对国内煤炭的需求骤减。
因此，日本各地的煤矿纷纷倒闭，这又引发了多起与社会主义运动有紧密联系的劳资纠纷。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59年至1960年发生的“三井三池争议”。
三池煤矿是从江户时代延续下来的大型煤矿，横跨福冈县和熊本县，由三井矿山公司经营。公司因经营恶化而裁员，引发了劳资冲突，陷入长期罢工的局面。财政界支持作为经营者的公司一方，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则支持工会一方。这场争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最后以经营方的胜利告终。
不过，因矿山倒闭而失业的劳动者受惠于当时的好景气，几乎都成功地重新找到了工作。与同一时期的英国不同，日本的高经济增长率推进了产业结构的改革。
农业是被时代抛在身后的另一个领域。
日本的农业原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单位面积的产量较高，但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之战后农地改革将土地分割给了佃农，土地无法集中，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迟迟得不到提高。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比，农业收入相对很低。
对此，政府通过粮食管理制度，对农民提供收入补偿。根据1942年制定的《粮食管理法》（简称《粮管法》），政府对大米和小麦等粮食的价格和供求进行管理。也就是说，保护农户的机制实际上是战争时期所形成的1940年体制的一环。
从战争时期到战争刚结束期间，《粮管法》本是强迫农户上缴农产品，由政府分配给国民的制度。但随着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粮食上缴制度被废除，《粮管法》变成了政府管控农产品价格的制度。
战后的粮食管理制度采用双重价格制，规定了收购农户粮食时的生产者米价，和出售给指定商家的消费者米价。为了确保农民收入，生产者米价往往设定得高于消费者米价。
农业机械化的进步及农药和化肥的普及，使大米产量年年上升。1967年，日本实现了大米的自给自足，之后一直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为了保护农民，政府会收购农户生产的所有大米，同时为了抑制大米产量，开始以支付补偿的方式要求农民减少大米种植（该政策被称为“减反政策”）。另一方面，政府禁止进口外国大米。
日本国民接受了农户保护政策。因此，战后日本得以成功地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将可能引发社会不安的要素限制在了最小范围之内。
这也是1940年体制的政府管控侧面发挥作用的结果。1940年体制不仅支撑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对调节日本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日本社会具有“双重结构”的特征也经常受到关注。也就是说，日本既有从发达工业国家引进最新设备、提高了生产率的大企业，也有坚持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两者在资本集中程度、生产率、技术、工资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大企业将生产转包给中小企业，利用中小企业较低的人工费来节约生产成本，并在景气恶化时将其作为缓冲。1957年的《经济白皮书》指出，“在就业结构方面，一方面我们拥有现代化的大企业，另一方面以近代以前的劳资关系为基础的小企业、依靠家族经营的小微企业和农业依然存在。它们处于对立的两极，中间类型的企业比例极小”，认为中小企业属于“日本的落后领域”。
但是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中小企业也不得不提高工资，与大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缩小。
另外，虽然新修了许多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但是交通基础设施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人们上下班的需要。这一时期，东京首都圈的国有铁道没有开辟新的线路来解决上下班问题。虽然市中心加快了地铁的建设，但通往郊区的路线仍然不足。我认为这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