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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寀（cǎi）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央机构的一个处级干部。
在四衢八街权贵遍地的京城，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一起震惊天下的疑案却将王之寀卷入了帝国政治风暴的中心，而一切的起因，是一个比他更不起眼的小人物。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一个叫张差的河北汉子，手持枣木棍棒闯进了皇宫。
在这个全国戒备最森严的地方，平民百姓张差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悄悄地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还打伤了宫门前的内侍，距离内殿不过一步之遥。说时迟，那时快，东华门的守卫指挥迅速派人把犯人给逮住了，总算没让他伤到太子。宫里的保安大队，也不是吃素的。
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梃击案。
张差被关押后，整天表现得疯疯癫癫。刑部等有关部门会同审问后，认定张差就是个疯子，并得出结论：
此人是一个蓟州樵夫，因为自己家柴薪让人烧了，气疯后进京申冤。走到半路，两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群众告诉他，诉冤可以带上一根木棒。张差信以为真，就手持木棒，迷迷糊糊地从宫门外一路走到了慈庆宫。
手持凶器入宫，依律当斩。杀了“疯子”张差，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张差受审期间，王之寀一直在冷静地旁观，他不同意上司们草率的决断。
如果没有王之寀，梃击案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载入史册，不存在任何阴谋。但在王之寀看来，探寻真相就是一个刑部官员心中正道的光。此后11年，他都在追寻梃击案的真相，一心想把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直到他自己冤死狱中的那一天。
张差到底是不是疯子？王之寀自有办法查明。
有一天，王之寀负责管理牢饭，为狱中的犯人们一一送饭，唯独没有张差的份。王之寀把张差叫来，把饭菜放一边，要他如实相告，才有饭吃，不然就把他活活饿死。
张差接着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地说：我是来告状的，你们还要问我什么？王之寀默默观看他的表演，内心似乎毫无波动。
张差肚子饿得不行，他皮糙肉厚不怕挨打，但要是不让他吃饭，那可受不了。于是，张差“招供”了，原本快要结案的梃击案重启调查，种种线索犹如藤蔓般向帝国的中心伸展。
在王之寀为张差所做的笔录中，故事是这样的：张差之所以来北京，是听两个乡亲介绍，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对太监的称呼）办些事情。他们跟他说，只要好好听话，事成后就给他几亩田地和一些钱财。张差家里穷，不想错过发横财的机会，就这样进了京。
到北京后，有个太监把他带到慈庆宫门口，给了他一根木棍，告诉他：进了门，遇到人就把他打死，我们会救你。
两份供状，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张差是个疯子，单独作案，杀了他也就完事了。可他若是团伙作案，问题就来了，谁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
到底谁想杀太子？满朝文武都知道，最可疑的是一个女人——深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
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宠妃，太子朱常洛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这根刺，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拔出来。
万历皇帝年少即位，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做主。李太后给万历安排的皇后王氏，虽然知书达理，但不得宠，万历对她很冷淡。
万历九年（1581），结婚三年了，万历还没有皇子。一天，他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正巧他妈不在，一个姓王的宫女过来伺候他洗手。
缘分就是那么奇妙。19岁的万历正值青春期，也许一时冲动，不知怎的就看上了这个相貌平平的王宫女，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
万历很快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王宫女的肚子藏不住。李太后发现有宫女怀孕，就把儿子叫来，问是不是他干的。万历原本还矢口否认，李太后都着急要抱孙子了，干脆命人找来起居注，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皇帝临幸某宫女。皇帝每天干什么，起居注都写着，没法赖账。
李太后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也别嫌弃王氏出身低微，她要是能生个皇子，也是社稷之福啊。
次年八月，王宫女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皇长子朱常洛，王宫女也因此被封为恭妃。
万历并不喜欢这个意外诞生的皇长子，对王恭妃也早已失去兴趣。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一度让王恭妃母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朱常洵是万历宠妃郑氏的儿子。万历爱屋及乌，为皇三子举办了比皇长子还要隆重的庆生宴，还将郑氏晋封为皇贵妃，偏心都写在脸上了。
皇帝中意哪个皇子，喜欢和哪个妃子亲近，这本来是人家的家事，但是这事儿发展到影响立储的地步，大臣们就要跟皇帝好好议论了。
皇帝选择储君，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王皇后无子，万历也就没有嫡子。王恭妃生的皇长子与郑贵妃生的皇三子，都是太子之位的有力争夺者。朝中大臣为此分为几派，有的支持朱常洛，有的支持朱常洵。
因此，有了长达十多年的“争国本”事件。
万历在立储一事上一拖再拖，直到朱常洛20岁时才勉强将他册立为太子，迫于群臣的压力，他又封朱常洵为福王，之后命其离京前往洛阳就藩。史书对此评价道：“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争国本”事件落下帷幕，郑贵妃母子争立储君失败，却很不甘心。由于万历此前在立储上犹豫不决，郑贵妃根本没把朱常洛放在眼里，她一直暗中谋划扳倒太子，还觊觎着皇后之位。
尴尬的是，正宫娘娘王皇后虽然无子，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大半生执掌后宫，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丈夫同年逝世。郑贵妃想要靠“子以母贵”将儿子扶上皇位，基本不可能。
后宫的另一个女人也对郑贵妃形成威慑，那就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
李太后对长孙朱常洛有些心疼，之前见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就质问皇帝，这是为何？
万历支支吾吾地说，皇长子是宫女之子。
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听到儿子这么说，勃然大怒，说：“宫女怎么了，你也是宫女之子！”万历吓得腿软，连连跟母亲说，会马上册立太子。
郑贵妃再怎么闹腾，只要有王皇后在，她就当不了皇后，有李太后当王恭妃母子的保护伞，她也不敢乱来。但这么一看，梃击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万历四十三年（1615），是李太后去世的次年。
在王之寀发现梃击案另有蹊跷后，刑部会集十三司重审张差。
张差给刑部官员带来更多意外收获，供出了之前没有说出的人名：那两个为他穿针引线的乡亲，分别叫马三道与李守才，带他进京入宫的太监分别是内侍庞保与刘成。
他还直说，就是这两个太监唆使他打进慈庆宫去的，跟他说：“你打了小爷，从此吃穿不愁。”住在宫里的小爷，当然是太子朱常洛。
这一审就都对上号了，形势对郑贵妃极为不利。庞保、刘成都是她宫里的太监，一旦他们被抓去审讯，不知道有多少“惊喜”。
郑贵妃感到不安，满朝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仍认为张差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我们姑且称之为“疯癫派”，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不愿把事情闹大；还有一些大臣站在了王之寀这边，认为此事必有幕后主使，我们可称之为“阴谋派”。
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时，“疯癫派”却出乎意料地获得胜利。
这是因为，郑贵妃与太子和解了。
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的宠妃，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就请万历为她做主。万历叹息道，朝中的议论难以化解，如果让太子出面，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
作为受害者的太子朱常洛，不敢得罪父亲，早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据史书记载，在父亲万历的冷落下，朱常洛自小为人怯懦。
有一次，朱常洛出阁读书，正值寒冬腊月，太监竟然敢欺负他，不给他生火取暖。这位太子冻得浑身发抖，也不知道跟太监说一声添柴火。
后来万历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即天启帝）去探望，守门太监把他们拦住不让进去，朱常洛也不敢和他起争执，在门外从早等到晚。后来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大臣和东宫太监王安周旋，才让朱常洛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郑贵妃听从万历的建议，亲自去找老实人朱常洛，一见面就下拜，吓得太子也急忙回拜，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请朱常洛救救她。
朱常洛差点儿就被人打死了，可听郑贵妃这么说，还是心一软，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要群臣勿再纠缠，将凶手张差就地正法即可。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万历亲自出马，化解两派的矛盾。
怠政多年的万历，一反常态地把太子、三个皇孙和群臣召来。万历拉着太子的手说：“我这个儿子很孝顺，我也喜爱他，他如今已长大成人，朕怎会别有意图？况且福王如今已前往他的封地，距离这里也有上千里。”
一番情意绵绵的告白后，万历对太子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大臣们说。”
万历对立储有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如今他却在百官面前表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好戏。太子见父亲都表态了，也很懂事，再次对在场的人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速速处决就好了，不要再株连他人。
为了劝说支持他的大臣不要再彻查此案，朱常洛接着说：“诸位已经看见，我们父子二人关系和睦，朝中议论纷纷，是要陷我于不孝之地。”
万历对太子的表现很是满意，连声问群臣：“太子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在皇帝与太子的默契配合下，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尽快结案，将张差处决。张差的“同伙”太监庞保、刘成也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没有留下证据。张差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等原本就是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因此保住一命，被判了流刑。
梃击一案不了了之，没有查获幕后主使，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这个结果当然难以服众，坚持查案的王之寀尤为不满。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个刑部官员，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何错？但他的执着，得罪了郑贵妃，更得罪了皇帝。
万历脸上笑嘻嘻，其实早想整王之寀，史书称他“不遽罪之寀也”，不急着报复，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
梃击案的利益纠纷，表面上是郑贵妃与太子之争，实际上，也是群臣相互攻讦的一个战场。王之寀的立场与东林党人相近，与其对立的齐楚浙党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机会。
在梃击案两年后的“京察”（朝廷对京官的考察）中，王之寀受到齐楚浙三党的清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削职为民。虽是遭到政敌弹劾，其实也是万历皇帝的意思（“皇祖震怒，削籍为民，追夺敕命”）。
王之寀想不到，当他再度回到朝中时，梃击案依旧未能水落石出，明宫还接连发生了另外两件大案。
梃击案之后，太子之位得到稳固，朱常洛似乎因祸得福。
之后几年，郑贵妃在他面前也不再专横跋扈，还想尽办法巴结太子，隔三岔五就给朱常洛送礼。在得知太子贪恋美色的不良癖好后，郑贵妃给他送去了8个美女。
朱常洛从小被闷在宫里，整日战战兢兢，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看到郑贵妃送来的美女，应该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不由得放飞自我。不久后，他就纵欲过度，搞垮了身体。
于是，在梃击案的五年后，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八九月，发生了晚明三大案的第二大案——红丸案。
朱常洛在长期压抑下当了那么多年太子，熬到万历病逝这一年，终于即位为帝，没想到却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从朱常洛登基到驾崩，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连自己的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上。依照惯例，新君即位要到次年才能改换年号。
当年八月即位后，沉溺女色的朱常洛身体日衰，到八月十二日后甚至卧病不起。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针对其病症，给他开了一服泻药。
朱常洛服用后一夜之间腹泻三四十次，整个人都虚脱了。他告诉众臣，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甚至想要安排后事。
到了八月底，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自己有个仙药要进献给皇帝，也许能救命。
鸿胪寺主掌朝会、宾客、礼仪之事，不管医疗，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内阁首辅方从哲起初也不敢相信他。但朱常洛得知此事后，病急乱投医，决定豁出去试一试，让方从哲等人带李可灼入宫。
李可灼献上的是一种红色药丸，这究竟是什么药，至今仍有争论。朱常洛刚服下此药后效果显著，顿时神清气爽。
朱常洛连夸李可灼是忠臣，赐予其银币，命他再进一丸。方从哲问起皇帝的身体状况，宫里也回答说“好”，称皇帝已经“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天还未亮，泰昌帝朱常洛却一命呜呼。神秘的红丸，没有救回皇帝的生命。
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他本来就与郑贵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大臣认为，红丸案就是梃击案的延续。更何况，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是方从哲带进宫的，给皇帝开泻药的崔文升原先还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方从哲。
当时，方从哲作为阁臣已有七年多，加上此后的天启，他先后辅佐三朝，被一些史书认为是浙党的领袖。更巧合的是，晚明三大案，全都发生在他为内阁首辅期间，他最后会被迫退休，正是因为在后两案中处置不当，难逃失职之罪。
朱常洛吃药死后，方从哲生怕摊上事儿，更怕被添上“弑君”之罪。他一开始为李可灼与崔文升辩护，声称这不是一起医疗事故，可还是难以平息众怒。
红丸案愈演愈烈，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为首的大臣上书，要求“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还指责“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一定要给世人一个交代。上书弹劾方从哲的这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
红丸案一时难解，最后由几位阁臣出马，才压住了众议，方从哲暂时保住官帽，给皇帝看病的两个庸医受到了处分，李可灼被判处流徙，崔文升被贬到南京安置。
当时，明宫中停放着三口棺材未葬，先是有“前殿（乾清宫）皇祖（万历皇帝）之尊灵，坤宁宫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尊灵”，现在又多了朱常洛的一口棺材。
皇帝尸骨未寒，方从哲才想舒口气，晚明三大案的最后一案爆发了。
朱常洛生前宠爱的李选侍（亦称西李），是一个不亚于郑贵妃的野心家，她随朱常洛入居皇帝所在的乾清宫，如今朱常洛死了，她还霸占着不愿离去，企图以养母身份控制储君朱由校，因此与朝臣起了争执。
明朝后宫中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皇后以下是皇贵妃、贵妃、妃、嫔等。选侍就是个龙套角色，可这位李选侍经常给自己强行加戏，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便是被她欺凌至死。李选侍还与郑贵妃有些勾结，朝中大臣曾说她是“郑氏私人”。
朱常洛刚即位时，李选侍难掩执掌后宫的野心。一次，朱常洛和大臣商议，说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躲在旁边偷听，对这个安排很不满意，把身边的朱由校推出去，让他跟他爹说，不要封皇贵妃，要封皇后。
朱常洛吃了红丸丧命后，李选侍什么也没捞着，坚持赖在乾清宫就是她最后的倔强。
当以东林党为首的大臣们赶到乾清宫外迎立新君时，守门太监听从李选侍命令，手持刀棍强行阻拦。大臣们在宫门前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有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忍无可忍，上前呵斥：“奴才！皇上召我等入宫，尔等却挡在门口，是何居心！”
太监们被杨涟骂得一愣一愣的，只好放众臣入宫。李选侍仍不愿妥协，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中。
这时，与东林党交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泰昌帝生前的心腹王安跟李选侍说：皇储必须面见朝臣才能即位，您这样藏着也没用啊。
李选侍自知难以僵持，只好把朱由校交给王安，可看到他领着朱由校急匆匆地往外跑的样子，她就知道上当了，立刻命身边的太监去把太子追回来。
然而，为时已晚，众臣先迎朱由校至文华殿册立为太子，之后要求赖在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宫，以便新君即位。
为了打倒李选侍，众臣上疏，各显神通。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批评尤为尖锐：“武氏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意思是李选侍要勾引朱由校，以达到当皇后的目的，可说是相当露骨了。
几番交锋之后，李选侍知道自己确实不是那帮文臣的对手，只好放弃抵抗，黯然离开乾清宫，徒步走到专供妃嫔养老的哕鸾宫。
方从哲在红丸案与移宫案中表现得里外不是人，自然难辞其咎，事后只好辞职回家。方从哲走了，党争并未就此平息，齐楚浙等党在天启朝找到了新的依附对象，与东林党继续缠斗。
之后几年，党争让三大案更加错综复杂，朝中各派也将三大案当成了打压异己的工具。
在泰昌帝朱常洛之后继位的，是沉迷木工活儿的明熹宗朱由校（即天启皇帝）。
大明王朝早已危机四伏，王之寀在此时被再度起用。
当初，正是王之寀在监狱中发现了张差的秘密。这个执拗的刑部官员，如今还想着调查梃击案，甚至将其与红丸、移宫二案联系起来，认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
天启二年（1622），王之寀上了一道《复仇疏》，劝告天启不要忘记君父之仇，谨防阉竖与后宫勾结。他说，泰昌帝朱常洛“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有两大仇恨至今未报：
一是梃击案的幕后真凶还未查明。
王之寀指出，当年指称张差为疯癫者都是奸佞小人，他将“疯癫派”官员一一揭露，称他们为“诸奸”，正是他们收受了郑氏的贿赂，才将此案以疯癫定案。
二即泰昌帝服用红丸而死，谁是主谋？
在王之寀看来，在红丸案中，李可灼、崔文升这两个人绝对有问题，甚至连当时的首辅方从哲都有责任，怀疑他们背后还有什么人。
之后几年，王之寀仕途步步高升，当上刑部右侍郎，成了副部级干部，政绩上可圈可点。但朱由校没把王之寀这道《复仇疏》放在心上，也没有彻查旧案，对于其中劝说皇帝亲近阁臣、远离宦官的建议更是置若罔闻。
此后，魏忠贤在天启一朝出任司礼秉笔太监，逐渐权倾朝野，甚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显赫地位。齐楚浙三党中不少人为了打击东林党，投靠魏忠贤，成了所谓的“阉党”。
阉党得势时，东林党就被当作三大案的罪魁祸首，蒙受冤屈。史书称：“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由阉党一帮人所修的《三朝要典》，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这三大案颠倒黑白，把黑锅都甩到了东林党人身上，原本在此案中有功的人，反而受到处分。
根据《三朝要典》的记载，红丸案中，上书弹劾方从哲的东林党人邹元标等被论罪；移宫案中，从李选侍手中夺回皇储的杨涟与左光斗被改写成了罪人。
梃击案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兢兢业业的审案官员王之寀。阉党认为，王之寀私审张差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张差所招供的“打得东宫，吃穿皆有”等话也都是王之寀教唆他说的，不足为信。
现实有时就是如此荒诞，王之寀最终等来的，不是三大案的真相，而是下狱就死的命运。
阉党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的罪名将王之寀逮捕入狱，还说他当年从郑贵妃家人处敲诈了两万银两，要他交出“赃银”。阉党对付东林党人的手段极为恶劣，常诬陷他们得了赃银，还要追缴赃款，否则就严刑逼供，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
王之寀当初只是为了寻求梃击案的真相，根本不曾敲诈勒索。
天启七年（1627），在镇抚司的严刑逼供下，王之寀不得不让家人筹集所谓的“赃银”。在七拼八凑了8000两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当初率先揭发梃击案的王之寀冤死于镇抚司大狱之中。
阉党并没有得意太久，崇祯即位后，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粉碎了阉党，为三案被冤之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其中就包括王之寀。
王之寀沉冤昭雪，然而，此后三大案的草蛇灰线却愈发模糊，到后世史书中成了扑朔迷离的疑案、奇案。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还在意这些皇家丑事的真相，只有人将其当作党争的工具。正如《明史》所说，自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后，“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南明弘光朝时，还有反东林党的大臣罔顾事实，以《三朝要典》为依据，认为王之寀有罪，请求弘光帝重印阉党所编的《三朝要典》，用来保存前朝的“真实历史”，还说梃击案中的张差就是个疯子，不过是贪污酷吏王之寀强行将他当作刺客。
晚明三大案依旧没有真相，也许，政治不需要真相。
只有王之寀这样的人在乎真相。
王之寀，字心一，陕西朝邑（今大荔东）人，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刑部官员。有人在研究梃击案时发现，这位万历辛丑科进士，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周易》试题中有这么一句：“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可在明明知道彻查三案将会得罪权贵，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情况下，王之寀并没有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是一心查案，想要揪出幕后真凶。面对案件，公正司法，揭露真相，这就是他心中的光明。但那时的大明王朝，只剩下沉沉的黑夜，不见一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