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教士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于1216年11月在阿卡登陆，接任那里的主教职位。抵达伊始，他就惊骇莫名。此行的目的是重振此处基督信众的精神活力，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好铺垫。这里毕竟是通向耶稣曾经行走和逝去之地的门户，圣洁之城的形象在西方神职人员中深入人心。然而，现实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他发现阿卡“就像一只怪物或一头野兽，九头攒动，内斗不休”。 ^[1] 各类标榜基督名号的旁门左道都寄生在这里，他们离经叛教、信仰各异。讲阿拉伯语的雅各教派（Jacobites，指西叙利亚人），他们“以犹太人的方式”对儿童施行割礼，在做十字圣号 时只用一根手指；而东叙利亚人，维特里认为他们是“一群叛徒，腐化已深”，其中一些人只要略施贿赂就会“将基督教的秘密泄露给撒拉森人”，而那些已婚牧师的“发型竟效法粗鄙之辈”。同时还有那些意大利商人群体——热那亚人（Genoese）、比萨人（Pisans）和威尼斯人（Venetians），维特里试图将他们逐出教会，而这些人却无所畏忌，不仅平日里极少聆听上帝的福音，“甚至拒绝出席我的布道”。然后还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教徒 ，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和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以及“完全沉溺于肉欲之欢”的普拉尼人（Pullani，指叙利亚出生的东方化欧洲人）。毫无疑问，东方基督徒的异国风貌——男子像穆斯林一样蓄须且身着长袍，女子则以面纱示人——使维特里的不安又加深了一层；当他试图纠正他们教义上的错误时，却不得不借助一位阿拉伯语翻译。维特里正在经历到达中东后的种种迷失——还身处一个教堂、房屋、塔楼和宫殿都莫名其妙带有欧洲风格的城市。

使维特里陷入文化冲击中而心烦意乱的不只是千差万别的基督徒风俗，还有这个地方本身：“当我进入这座可怕的城市时，发现遍地都是不计其数的可耻行径和邪恶勾当，让我困惑不已。”浮现于他脑海的是恐怖的邪恶巢穴，充斥着“因为犯下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罪行而成为不法之徒，从家乡逃到这里来的外国人”；这里邪法滥行、谋杀成风；这里丈夫勒死他们的妻子而妻子又毒杀她们的丈夫；这里“不仅普通信徒，甚至教士还有一些修道士都将他们的住所租给全城的公娼。这就是第二个巴比伦（Babylon） ，罪恶累累，谁人能书？”

维特里对阿卡的恶名昭彰可能多有夸张，但它确实有负他的期望而使他迷惑。这种迷茫感在带着圣战抱负而又初来乍到的基督徒中屡见不鲜——在七十年之后阿卡的最终危机中，这种困惑将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在耶路撒冷落入萨拉丁之手而狮心王理查又未能收复之后，十字军诸国已经缩减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立锥之地，被逼退到地中海的边缘：北面的安条克公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的黎波里伯国（County of Tripoli），以及所谓的耶路撒冷第二王国，形成一条狭窄的沿海地带，南北约180英里，从贝鲁特（Beirut）延伸到南面的亚实基伦（Ascalon）和雅法（Jaffa）。阿卡已成为天国王朝（Holy Kingdom）在丢城失地后实际上的首都和政治中心，所有的世俗及宗教行政权力都被授予此城：阿卡是王室宫廷和耶路撒冷王室城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王国宗主教——教皇钦定代表的居所。强大的十字军军事修会如圣殿骑士团（Templars）和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也将他们的总部移往阿卡，在那里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望而生畏的宫殿和堡垒。富可敌国的军事修会构成了东方拉丁世界最有效的防御力量。13世纪初，这些骑士团加倍增建他们的城堡以确保道路安全并保护剩余的十字军领土。在阿卡，大批其他的小型军事修会加入他们的事业，包括原旨在于照顾麻风病人而创立的圣拉撒路骑士团（Order of St Lazarus）和新成立的模仿者，有些衍生自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包括德意志条顿骑士团（German Teutonic Knights）和英格兰人倡立的坎特伯雷圣托马斯骑士团（Knights of St Thomas of Canterbury）。与此同时，很多宗教团体，或是因被萨拉丁驱逐，或是出于安全考虑，纷纷将他们的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院迁移到阿卡城里。

雅克·德·维特里到达的不是虚构出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替代品；他犹如醉汉般踏上海岸后，目眩神摇而又惊恐异常地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种族多元、热闹非凡的地中海港口，这一景象意味着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诱人之处蕴藏其中。阿卡是一片广大地域中进行货物交换的商品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里最国际化的都市。多种语言的族群和文化在这里百家争鸣，各自都有区域划分和宗教体系。全城81座教堂中，有一座献给了基尔代尔（位于爱尔兰）的圣布里奇特（St Bridget of Kildare）；另有一座献给布列塔尼的圣马丁（St Martin of the Bretons）；还有一座献给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圣雅各（St James）。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商人群体——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出类拔萃，他们与来自马赛（Marseille）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商人一道为了地中海的各处市场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些商人群体中的很多人都从王室当局得到恩准，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经商权。城里还有一个犹太人小社区，来自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s） ，大马士革、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的穆斯林商人都会定期来这里做生意。他们交流的主要语言是法语，但在大街小巷听得到德语、加泰罗尼亚语、欧西坦语（Occitan） 、意大利语和英语，与黎凡特地区的语言混杂在一起。在春季和秋季，随着商船从西方驶来，海港里挤满了船只，数目高达1万的朝圣者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数量暴增，他们抱定决心、踏上旅途，志在一睹圣地的风采。小贩和导游还有出租房都受益于这些蜂拥而至的游客。当巴勒斯坦内地的局势不稳使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不再畅通时，阿卡尽管与耶稣的生活毫无关联，却还是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一个朝圣地点。在当地神职人员的指引下，阿卡提供了一条包含40座教堂的参观线路。每一座教堂都有各自的圣物和神圣纪念品，可以教皇赐予的名义赦免朝圣者的罪过。

通过吸纳来自巴勒斯坦地区各处的避难者，以及吸引欧洲的商人和朝圣者前来，阿卡在13世纪初期欣欣向荣。作为黎凡特拉丁世界的一个重要港口，阿卡不仅与地中海西部保持贸易往来，更是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进行商业交流的一个轴心——从黑海和君士坦丁堡向南最远可至埃及。这就涉及与伊斯兰世界调和关系并且无视信仰的障碍：使教廷大为不满的是，阿卡采用了穆斯林邻居的货币体系。当地铸造的金银货币是法蒂玛王朝（Fatimid） 和阿尤布王朝货币的仿制品，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字。当教皇在1250年禁止使用伊斯兰刻文和日期形式时，该城的铸币厂仅仅是将其铸币上的文字替换成基督教文字，但仍然保留阿拉伯字母，并添加了十字架图案。基督教商人与穆斯林商人之间的互相依存使得两方都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干扰这种现状。

在13世纪的进程中，阿卡在其港口吞吐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上足以与伟大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匹敌，甚至超过了后者。康沃尔伯爵（Earl of Cornwall） 曾于13世纪40年代早期来过这里，据他估算，该城当时的收入应有5万英镑，相当于西欧一个君主的王室收入。丝绸、亚麻和棉布等纺织品作为原材料或布料制成品，连同玻璃器皿、糖类和珍稀宝石，从伊斯兰世界经由此处输入欧洲。从欧洲出口过来的商品有羊毛，由拉丁商人载往穆斯林控制之下的大马士革进行交易，连同铁器、食品（香料、盐、鱼），以及战马和支持十字军运动所需的其他各类补给品。购自遥远的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商船的货舱中作为压舱物进入阿卡，而每天穿过城门的骆驼和驴子满载供养大量人口的农产品：来自拿撒勒（Nazareth） 的葡萄酒，来自约旦河（Jordan）河谷的海枣，以及由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当地种植的小麦、水果和蔬菜。阿卡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城外建有自己的磨坊和熔炉，他们在那里生产玻璃和精制糖；而在拥挤的盖篷市场中，除了制革厂和肥皂制造商，还有专门制造玻璃、金属和陶瓷器皿以及朝圣者纪念品的作坊。

如果接连几任教皇都因阿卡铸造伊斯兰制式的钱币而心生反感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油水丰厚的贸易更令他们颇为困扰：大批战争物资——用于造船、打造兵器和制作军用器械的木材和铁，以及用于制作燃烧类武器的石脑油——经由阿卡的意大利商人之手，被卖给了开罗的阿尤布苏丹。对于罗马教廷（Holy See）而言，干系更加重大的是人口买卖。来自黑海北方大草原的突厥军事奴隶搭乘拜占庭帝国或意大利的商船，取道君士坦丁堡，源源而来，而阿卡不仅是奴隶运输的一个中途停留点，本身也是一个奴隶市场。教皇虽反复颁布禁令，但往往遭到无视。1246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对城里的所有三个意大利商人团体均予以谴责，因为它们将奴隶从君士坦丁堡运输到埃及，使苏丹的军队得到了扩张。自13世纪60年代起，奴隶贸易日益发达，这给残余的十字军诸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阿卡注定将被通过自身港口招募的军队包围。

维特里可能夸大了阿卡的罪孽，但这座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一个罪犯流放地：欧洲的法庭有时会将罪人遣送到圣地定居，作为刑事判决中的减刑措施。而他对于此地群龙盘踞、争斗无止的本质可谓判断精准。耶路撒冷国王的王位不仅有名无实，还总是空缺，导致贯穿整个13世纪的派系倾轧和自相残杀。在这种统治体制之下，阿卡由一些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利益群体组成，这些群体为了财产权和进入港口的权利而你争我夺。城市内的各个社群都享有历史悠久的特权、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以及自己的法律体系，后者经常妨碍司法管理的有效运行。互相竞争的军事修会只听命于教皇，是当地社会中最富有和军事效率最高的组成部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各自在阿卡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兴建了宏伟的宫殿群和有围墙保护的建筑群，成为这座城市最耀眼的存在。

城市的布局反映出许多迥异的派系和宗教社群彼此联系紧密。阿卡的城市规划包括一个拥挤的市中心，各大商人团体在那里都拥有自己的密集居住区域。这些居民区俨然小型的设防意大利城镇——通过路障隔栏与他们的邻居划清界限，并由城门和瞭望塔严密保护，镇中有仓库、商店和住宅。蜿蜒曲折的街道网（很可能源于年代更久远的阿拉伯时代的城市布局）通向一个个小集市广场，这些集市广场也是每个社区的中心所在，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教堂、宗教活动室和公共机构。港口附近的活动最为密集，因为这里是货物卸船的地方。直通港口的路径因而成为激烈竞争的根源。

阿卡可能是一个邪恶巢穴，它也格外肮脏。游客和朝圣者对此地卫生条件之恶劣感到震惊。希腊朝圣者约翰·福卡斯（John Phokas）于1177年来到此处，抱怨道：“这里的空气由于大量陌生人的拥入正受到污染，各种疾病滋生导致这些外来人口中时常有人死去，进而散发出恶臭气味并污染了空气。” ^[2]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 来自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那里的广大地区属于文明程度更高的世界，所以他对基督徒自然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地方不过一个猪圈而已：“道路和大街上人满为患……臭气熏天且肮脏不堪，遍地都是垃圾和粪便。” ^[3] 医院骑士团在他们宏伟的总部大院内拥有一个极为高效的公共厕所和排污系统，其流出物与这座城市的很多其他污物（包括鱼市和屠宰场的垃圾）被排放到封闭的港湾里，港湾因而被戏称为“污秽之海”（Lordemer）。为了防止不洁之物被吹到圣坛上，威尼斯人被迫将他们的圣迪米特里厄斯（St Demetrius）教堂面向港口的主窗封死。

城墙以外，那里有花园和更多的开阔地，尽管这些地方的面积在13世纪不断缩小。在更远处，肥沃的平原上，葡萄园、果园和开垦的田地不光为城区提供食物，也为其拥挤且经常令人紧张的环境提供了一个舒缓之处。随着人口增长，又一个名为蒙穆萨尔（Montmusard）区的城郊居民区在老城区以北发展起来，并在后来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

当十字军于1191年夺回阿卡时，此城只有一道城墙围护，诅咒之塔已然垮塌，周围的工事也已严重损毁。狮心王理查对其进行了修复，但在1202年，由于一次地震，大片城防工事再度被夷为平地。之后阿卡城肯定又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建工作，因为不出十年城墙被再度重建，并将蒙穆萨尔区也围护起来。这堵城墙现在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防线——总长度超过1英里，起止皆与海岸相连，将整座城市围锁其中。诅咒之塔本身则由大量的外围工事加以巩固。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为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而于1211年来此实地考察，他对于这座城市及其防御设施印象颇深：

这是一座固若金汤、富甲一方的名城，屹立于海滨，因此，其方形格局的其中一角的两条边由大海构成——它被海约束，又被海保护。其余两边由宽沟深壑和双层城墙包围，护城壕沟砌有护墙，及至根部。城墙由塔楼群强化，布法精妙：第一道城墙，其塔楼不超过父墙（parent wall） 本身的高度；另一道内墙上的塔楼更高，而且火力强大，俯瞰并保护着第一道城墙……这座城市有一个状况良好且风平浪静的港湾，由一座坚固的塔楼守卫，在那里，苍蝇之王被离经叛道的异教徒们顶礼膜拜，我们将其称为巴力西卜（Baalzebub） ，而他们却把他叫作阿卡翁（Akaron），于是该城由此得名阿肯或阿克翁（Accaron）。 ^[4]

从阿卡的城门起，各条道路通向十字军王国的剩余领土——沿海路线通往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和采法特（Safed）的圣殿骑士团城堡，以及推罗（Tyre） 和蒙福尔（Montfort）的条顿骑士团城堡。

带有围墙的建筑群形同蛛网、乱如迷宫，折射出社会黏合力的匮乏和政治统治体系的一盘散沙。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得决策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围绕着耶路撒冷国王头衔的纷争无止无休，将军事修会和意大利商人社群撕扯成对立的派系，使得阿卡的王室城堡中足有六十年没有长期在位的国王入住。1250年，市民们临时宣布该城为独立于王国其他地区的行政区。一个潜在的使其团结起来的人是耶路撒冷宗主教，他所主持的圣十字教堂（Holy Cross）实际上是阿卡的城市大教堂和集会场所。

13世纪上半叶，耶路撒冷王国内部动荡不安，残存的十字军飞地危若累卵，此种情形使得穆斯林势力只要再度发难便可一击致命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但进一步的打击从未发生。库尔德人萨拉丁作为一个外来者，于短期之内在伊斯兰世界创立了一种宗教共识，并缔造了一个逊尼派（Sunni）大一统帝国，其疆域从埃及和北非海滨横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延伸至伊拉克北部和底格里斯河河岸。萨拉丁发行的金币上刻有“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苏丹”的传奇字句，在他的统治下，践行圣战（jihad） 精神的运动如火如荼：穆斯林圣战者们在1187年的哈丁战役中终于有机会得偿所愿，他们将俘获的十字军逐一斩首——尽管这项任务完成得十分拙劣，令人瞠目结舌。但是这种被萨拉丁用以团结其内讧不已的家族的宗教战争，在他于1193年去世后便烟消云散了。中东的穆斯林政权分裂成一群喜好争吵的阿尤布公国，只有埃及尚能保持统一，却全无驱逐法兰克人的意愿。每个统治者都与西方入侵者谈判达成各自的条约，有时甚至与他们结盟以对抗敌对的王公。绥靖主义和对新的十字军冒险的恐惧取代了好斗情绪。耶路撒冷虽然曾以一座圣城的形象使穆斯林团结了起来，但在战略上渐渐变得无足轻重。让人震惊的是，1229年，未经一刀一枪，经协议约定它被还给了基督徒——这是一种对穆斯林尊严不可想象的背叛。尽管穆斯林于1244年又重新夺回该城，但耶路撒冷仍旧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末代统治者马利克·萨利赫（al-Malik al-Salih），给自己的儿子图兰沙（Turanshah）提出了世俗的建议：“如果他们（法兰克人）向你索取沿海土地和耶路撒冷的话，只要他们同意不在埃及立足的条件，不要犹豫，给他们就是了。” ^[5] 阿尤布王朝在1221年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军从埃及逐走之后，便下定决心尽可能让步，以免此事重演。

在虔诚的信徒眼中，这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做法无异于懦夫行径，引得挞伐之声铺天盖地。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对于这种现象痛心疾首：“在穆斯林统治者中，我们看不到有谁愿意发起圣战或是护……教。他们都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生活，并且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臣民。对于我来说这种做法比敌人更可怕。” ^[6] 而十字军诸国不过是这种敌我变幻模式中的另一位玩家罢了。耶路撒冷王国甚至在阿尤布王朝的内战中站在了大马士革统治者的一边，结果在1244年的拉佛比（La Forbie）战役中遭遇惨败，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派出参战的分遣队几乎全军覆没。

经贸往来也缓和了敌对关系。十字军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讲，对伊斯兰世界还是有用的；尤其是阿卡和推罗，在13世纪上半叶里从这些交流中获利颇丰，为此，这两座城市受到罗马教皇的严厉批评，就像他们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伙伴被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批评一样。然而，对于穆斯林的内部分裂，法兰克人从来没有善加利用，以重新夺回丢失给萨拉丁的大片领土。双方休战期间不时穿插着来自欧洲的小规模十字军冒险。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在尼罗河三角洲以失败告终。随后的其他一连串毫无章法的行动，也未能改变权力的平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在被教皇革除教籍的情况下，于1228年来到黎凡特，尽管就短期内收复耶路撒冷进行了谈判，他却在王国内部激起了更深层次的对立。当他次年乘船离开阿卡时，送他走的是市民们投过来的垃圾废物。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Theobald）在1239—1240年领导了一次无关大局的十字军作战行动，康沃尔伯爵理查随后也效法组织了另外一次。

阿尤布王朝和十字军诸国的功能性不足维持了这种现状。如果穆斯林各势力不能一致对外，驱逐法兰克人的宏愿必定永无实现之日；如果基督徒各派系不能团结一心，重夺耶路撒冷的目标则是白日做梦。在西方，对海外之地的关注也在慢慢消散。欧洲大陆的人们正在见证各个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合并与巩固。教廷与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在西西里统治权上的长期争斗，正在将力量和资金从东方拉丁国度转移过来。信徒在其他地方——在西西里，或在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又或是在普鲁士的密林里——履行他们的圣战誓言也变得可行，或者甚至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豁免他们的罪过。圣殿骑士团诗人里科·伯诺梅尔（Ricaut Bonomel）抱怨道：

他（教皇）为钱宽恕了夺走吾教十字架之人

以及任何愿意交换圣地之人。

至于意大利的战争，

是我们的教廷使者策动使然，

他为了钱出售上帝和赎罪券。 ^[7]

然而，在亚洲的中心地区，权力版图开始发生变化。13世纪初期，蒙古人开始踏上横扫西方的征程，而在他们的兵锋抵达之前，其他的游牧民族就被逐出了家园。很快，伊斯兰世界就尝到了苦果。蒙古人摧毁了现存的波斯王朝并将其突厥部族统治者花剌子模人（Khwarazmians）驱赶到了巴勒斯坦境内。（正是这批带有类似中亚血统的好战狂徒在1244年洗劫了耶路撒冷。）

在这群被蒙古西征所冲击的民族中，另一个来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族是钦察人（Kipchaks）。同蒙古人一样，钦察人也是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民族，依靠放牧和劫掠邻近部落而生，他们笃信万物有灵，以萨满（shamans）为灵媒，崇拜天地。同样的，他们也是马背上的天骄，技艺高超的战士，专长于威力强大的复合弓和骑兵战的流动战术。在被（蒙古人）驱逐到更远的西方直至黑海北面的一个地区后，年轻的钦察人被敌对的部落袭击并俘获，又被运往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奴隶市场，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然后被卖给看上他们的买家。

游牧民族的战斗素养很快就得到认可。巴格达的哈里发早在9世纪就将游牧战士作为军事奴隶招募进自己的军队。他们因独一无二的骑兵战技巧而受到赞赏：“突袭、猎捕、马术、与敌酋小规模冲突、搜刮战利品和入侵其他国家。他们为这些行动倾尽全力，为获取军中职位全力以赴。”钦察族男孩们很可能在4岁就开始学习箭术。“因此，”据说，“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可与希腊人在哲学上的地位比肩。” ^[8]

这些第一代逊尼派穆斯林仍旧保留了不少部落习俗，但他们为自己的新宗教信仰带来了皈依者的热诚。回首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将突厥人的出现视作天赐，意在复兴衰颓的伊斯兰世界。“久坐的民族，”他写道，“已经习惯了懒惰和安逸。他们自以为在城墙环绕之中、坚壁保护之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游牧民族）没有城门和城墙。他们只能匆忙打盹……当他们身在马鞍之上时。他们留意每一声轻微的犬叫和杂音。坚忍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性格品质，而勇气则成为他们的本性。”伊本·赫勒敦将他们视为真主赐予的福音，“来重振奄奄一息的伊斯兰世界并恢复穆斯林的团结”。 ^[9]

萨拉丁，作为一个库尔德人，率领着呈现突厥风貌的军队。在中东那些风雨飘摇的王朝里，招募此类军事奴隶的传统早已有之，他们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作马穆鲁克（Mamluks），意为“私兵” 。由于与互相竞争的派系没有世袭联系，他们全身心地效忠于自己的主人。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言：

一个忠心耿耿的奴隶

要好于三百个儿子，

因为后者只会企盼父亲早死，

而前者希望主子长寿。 ^[10]

军事奴隶在伊斯兰世界里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奴隶。马穆鲁克更类似于为主子尽忠的精英雇佣军，而非被迫工作的农奴。他们可以通过层层提拔，升迁至埃米尔这样的权力高位；他们领取军饷，职位却不可传承，即他们的子孙不能继承他们在苏丹军队里的位置，因而总是对来自黑海以北草原上的新鲜血液有需求。

当阿尤布君主马利克·萨利赫于1240年在埃及掌权后，他开始购买钦察军事奴隶并将他们进口到埃及。在位期间，萨利赫招募了一支拥有大约1000名马穆鲁克战士的部队，其中有很多人驻防在尼罗河内的一座岛屿上，这些人因此得名为巴赫利亚（Bahriyya）——“河洲军团”。另外一支较小的部队叫作贾姆达里亚（Jamdariyah），用作萨利赫的私人卫队。马穆鲁克战士被封闭在军营之内，接受高强度训练，习得马术、箭术和白刃战技巧，培养出一种强烈的团队精神，使他们在战斗中无往不利——但也使他们成为愈发依赖他们的主人的潜在威胁。

在1244年失去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号召又在欧洲响起。这次的回应来自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为了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他着手组织起计划最严密、资金最雄厚的军事远征。这一宏伟使命注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将见证阿尤布王朝的垮台，而巴赫利亚马穆鲁克将从奴隶变为苏丹。而且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会开启一系列连锁事件，最终于1291年回转到阿卡的城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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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ques de Vitry. Lettres de Jacques de Vitry ，ed. R.B.C.Huygens，Leiden，1960，pp.77-97.

[2] Jacoby，David.‘Aspects of Everyday Life in Frankish Acre’，in Benjamin Z.Kedar and Jonathan Riley-Smith with Michael Evans and Jonathan Phillips（eds）， Crusades：Volume 4 ，London，2005，pp.82-3.

[3] Ibn Jubay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J.C.Broadbent，London，1952，p.318.

[4] Pringle，Deny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1187-1291 ，London，2012，pp.62-3.

[5] Hillenbrand，Carol. The Crusades：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1999，p.222.

[6] Hillenbrand，Carol. The Crusades：Islamic Perspectives ，Edinburgh，1999，p.204.

[7] Nicholson，Helen. The Knights Templar ，London，2010，p.85.

[8] Irwin，Robert.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London，1986，p.6.

[9]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vol.2，trans. Franz Rosenthal，London，1958，pp.257-8.

[10] Thorau，Peter. The Lion of Egypt ，London，1992，p.17. jctM5ShqR17GuNPFKiJYKdrZC/FYcpOwopbD4RpouRpf1ZCiHd4ym5TJA3KnJS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