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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出生于英国剑桥，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14岁进入伊顿公学主修数学，曾获托姆林奖金。毕业后，获得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主修数学，1905年毕业，获得数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他仍然在剑桥攻读经济学，师从马歇尔和庇古。1908年他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经济学讲师，1909年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Method of Index Numbe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easurement of General Exchange Value）而获“亚当·斯密奖”。1911—1914年凯恩斯任《经济学杂志》（ The Eco-nomic Journal ）主编，1913—1914年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29—1933年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42年被晋封为勋爵，1946年剑桥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学位。
凯恩斯敢于打破传统理论的束缚，推翻了萨伊定律，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由此掀起了一股“凯恩斯革命”的浪潮，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56，No．222，pp．172-187，June 1946．
“The Obj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Sta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53，No．210／211，pp．185-187，Jun．-Sep．1943．
“The Measurement of Real Incom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50，No．198／199，pp．340-342，Jun．-Sep．1940．
“On a Method of Statistical Business-Cycle Research：A Com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50，No．197，pp．154-156，May 1940．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9，No．193，pp．34-51，Mar．1939．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 f Economics ，Vol．51，No．2，pp．209-223，Feb．1937．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7，No．186，pp．241-252，June 1937．
“The Supply of Gol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6，No．183，pp．412-418，Sep．1936．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26，No．3，pp．490-493，Sep．1936．
“The Means to Prosper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23，No．2，pp．347-349，June 1933．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3，No．171，pp．474-475，Sep．1933．
“The World's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Way of Escape”（with A．Salter，J．Stamp，B．Blackett，H．Clay，and W．Beveridg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2，No．168，pp．599-604，Dec．1932．
“A Note on the Long-Term Rate of 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he Conversion Schem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2，No．167，pp．415-423，Sep．1932．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scanned from the 1973 edition of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7- The General Theory ，edited by Donald Moggridge，London：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 Treatise on Money．Vol．I．The Pure Theory of Money．Vol．II．The Applied The-ory of Mone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21，No．1，pp．150-155，Mar．1931．
“Fine Gold v．Standard Gol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0，No．159，pp．461-465，Sep．1930．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Trade in 1927”，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38，No．151，pp．487-489，Sep．1928．
“A Model Form for Statements of International Balan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7．
“The Gold Standard Act”，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5．
“Monetary Refor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4，No．4，pp．770-771，Dec．1924．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34，No．134，pp．227-235，June 1924．
“Popul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3．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4，No．2，pp．381-387，Feb．1920．
“The Prospects of Mone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24，No．96，pp．610-634，Dec．1914．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No．4，pp．941-943，Dec．1913．
19世纪末“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价格决定的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并且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分支中也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将价格决定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对于利息率的决定过程时却遇到了很大困难，产生了一系列迥然不同且颇有争议的理论模式。人们甚至对利息率由何产生这一最基本的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古典学派的实物利息率决定理论以亚当·斯密和庞巴维克为代表，他们认为储蓄和投资决定利息率水平。1933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并且从货币层面上认为，利息率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与实物因素无关，只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决定。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利息率决定理论，即D．H．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B．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和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等人所倡导的可贷资金理论。他们认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只是表现形式上与自己的可贷资金理论不同，而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凯恩斯则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于是1937年凯恩斯发表了《多样的利息率理论》（“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37），目的是区分当时存在的不同利息率理论，并且进一步阐述流动性偏好理论的意义。
凯恩斯在他于1933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首次提出流动性偏好理论，此文延续了他在《通论》中关于流动性偏好理论的观点，着重分析了他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与马歇尔所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和以俄林、罗伯逊等人所代表的可贷资金利息率理论的异同，并且强调了流动性偏好在利息率决定机制中的作用。归集这篇文章的内容，凯恩斯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
古典利息率理论，也称为“真实利息率理论”。该理论认为利息是借贷资本的租金，所以利息来源于资本产生的利润。20世纪初，马歇尔等人继承了古典理论的实物利息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了新古典利息率理论，他们认为利息是节欲或者等待的报酬。投资来源于储蓄，储蓄是当期放弃的消费，利息在本质上是由于人们放弃了当期的消费所给予的报酬。因此他们将利息率看作是使投资需求与储蓄意愿趋于均衡的因素，也就是说，利息率由投资与储蓄决定，它是投资和储蓄达到均衡时所对应的资金报酬率。如果人们自愿储蓄的金额超过资本家愿意进行的投资量，即资本供大于求时，利息率会下降；如果资本供小于求，利息率将上升。
凯恩斯凭借人们的储蓄中包括大量不生息的现金这一普遍现象推翻了古典学派的“真实利息率理论”。凯恩斯认为货币是最灵活的资产，人们之所以需要持有货币是因为存在流动性偏好这种普遍的心理倾向。他将这种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归结为三种动机，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他认为利息不是放弃消费的报酬，而是对人们放弃这种可以灵活周转的资产（货币）的报酬。凯恩斯将储蓄的形式抽象地分为货币和债券两类，持有货币可以获得流动性便利，但是得不到利息收入；持有债券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是要放弃周转的灵活性，所以他提出“利息率是一个比率，其分母为一特定量货币，其分子是在一特定时期中，放弃对此货币的控制权，换取债券能够得到的报酬”
。因此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认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货币供求平衡。
可贷资金理论是新古典学派利息率理论的一个延伸，由新剑桥学派的D．H．罗伯逊首先提出，随后受到B．俄林以及一些瑞典学派经济学家的拥护。1937年罗伯逊在《另一种利息率理论》（Rejoinder to‘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Rate of In-terest’）、俄林在《对斯德哥尔摩学派储蓄与投资理想的某些说明》（Some Notes on the Stockholm Theory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sⅡ）中同时提出了可贷资金理论，他们认为利息率是由借贷资金的供求决定的。可贷资金理论的拥护者同样批判古典利息率决定理论，认为传统利息率理论只局限于实物市场而不考虑货币的因素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反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凯恩斯完全否认实物市场因素对利息率形成的作用同样是片面的。可贷资金理论提出，利息率是借贷资金的价格，因此利息率取决于借贷资金的供求关系，而借贷资金的供求既包括实物市场的因素，也包括货币市场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凯恩斯的文章发表的时候（1937年），倡导可贷资金利息率决定理论的学者尚未提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既反对古典的“真实利息率理论”，也攻击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但是他们自己的利息率理论还很含糊，没有准确的定义。
古典的“真实利息率理论”强调非货币的实物因素在利息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所关注的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储蓄者节约的实际水平。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投资者以资本边际生产率来支付利息，储蓄者因为牺牲了当期消费而获得利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可以用边际投资倾向表示，节约能力可以用边际储蓄倾向表示。因此该理论转化为通过研究储蓄和投资来讨论利息率的决定问题。该理论指出，社会存在一个单一的利息率水平，它的变动能使储蓄和投资自动达到均衡状态，从而使经济体系维持在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在这种状态下，储蓄和投资的真实数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利息率决定于储蓄和投资的相互作用。
设 S ＝ S （ r ）， I ＝ I （ r ），式中， S 表示意愿的储蓄； I 表示意愿的投资。
显然，储蓄是利息率的增函数，投资是利息率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古典学派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并不影响利息率的实际水平，利息率是由投资和储蓄等实质因素决定的，与货币因素无关。
图1
可贷资金理论认为利息率取决于借贷资金的供求关系。他们指出借贷资金供给包括“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愿意增加或减少的各种求偿权和其他资产的净额”
；借贷资金需求包括“在一定时期内，贷款的新增需求量减去清偿的贷款量的净额”
。具体地说，借贷资金供给主要包括当前的储蓄和过去的储蓄（出售固定资产的收入），所以较高的利息率会吸引更多的可贷资金供给。货币需求主要包括当前的投资和对过去投资的补充（固定资产的重置与更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投资都是利息率的函数，会随利息率上升而下降，反之亦然。显然借贷资金供给和借贷资金需求数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因此当借贷资金供求数量达到均衡时，利息率也随之被决定了。
凯恩斯认为利息率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货币自身的价格，它相当于持有真实货币和放弃现期持有货币的价格。因此利息率是由既定条件下的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两个因素决定的，它既不由储蓄和投资决定，也不取决于可贷资金的供求，而是受制于货币存量的供求关系。这就是说，人们通过流动性偏好决定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数量。而货币供给量则由该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是外生的。一般情况下，货币需求增加会导致利息率上升，货币供给增加会导致利息率下降。因此，在货币供求到达平衡的时候，利息率水平被决定了。
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将流动性偏好划分为三种持有货币的动机：（1）交易动机，即需要现金，以备个人或业务上作当前交易之用；（2）谨慎动机，即想保证一部分资源在未来的现金价值；（3）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并想由此从中取利。其中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可以用 L 1 （ y ）表示，即为消费及便利交易之用， y 为名义国民所得，国民所得越高，交易性货币需求越多。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以 L 2 （ r ）表示， r 为债券利息率，利息率与货币需求成反比。所以，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 M d 可定义为：
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量 M s 由货币当局决定，是外生变量，不受利息率影响，如图2中 SE 线所示。在此前提下，利息率水平由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量来决定，如图2所示。
图2
在该文中，凯恩斯引用了希克斯在《经济学杂志》中对凯恩斯利息率理论的评价。希克斯认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看似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则不然。因为，在任何短期中，个人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不包括赠与的资产）必然与其或借或贷的净债务量相等。因此，如果所有商品供求平衡，并且货币供求也平衡，那么仅仅通过数学运算可知，贷款的供给和需求也必然是平衡的。与此相同，如果所有的商品供求和贷款供求都平衡，则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也会达到均衡。” [2]
面对来自希克斯等可贷资金理论倡导者的批判，凯恩斯在文中也给予了反驳。凯恩斯认为，俄林所定义的贷款供给量是指人们愿意增加的求偿权和资产的价值，这就意味着贷款的净供给量与古典理论中储蓄量的概念相同。对于贷款的需求，俄林认为是新增贷款量减去已清偿的贷款量。然而凯恩斯认为，俄林对于贷款需要量的定义等同于古典理论中净投资额的概念。最后，凯恩斯认为，俄林代表的可贷资金理论所得到的结论——价格由借贷资金供求决定，实质上是回到了古典利息率决定理论，而这一古典利息率理论恰恰是俄林等人所批判的，所以他们的利息率理论是自相矛盾的。
凯恩斯将可贷资金理论学者对流动性偏好理论的错误理解主要归因于以下几方面的混淆。
俄林认为借贷资金是可以利用所有资源的贷款供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借贷资金只是指银行的贷款供给。虽然银行贷款数量的改变在一定情况下等于银行货币数量的变化量，但是凯恩斯认为这与他的理论只是表面上肤浅的雷同。因为前者关注的是银行借贷资金需求的变化（即贷款需求量的变化），而凯恩斯关注的则是货币需求量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持有货币还是进行储蓄的抉择。
凯恩斯从实体经济运行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之前，要考虑到融资方案，而且，事实上在融资尚未开始之前，储蓄就已经发生了。这一储蓄可能是企业自身自由资金的积累，也可能是其他人的货币积累，甚至无须知道是什么人进行的积累。因此，利息率是一个连接投资决策时刻和资金积累发生时刻的桥梁。企业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企业自有资金积累、银行贷款或是通过市场发行证券来获得。显然，如果是通过市场融资，就超越了储蓄和贷款的范畴。然而通过市场融资，对利息率的影响更显著。
凯恩斯认为贷款与融资有两点不同。其一，所谓“贷款”指银行贷款，与储蓄相关。而“融资”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银行的储蓄，还包括从市场中获得的社会闲置资金。其二，“贷款”与“融资”是流量与存量的关系。“贷款”可以被看作是投资的流量，可以循环利用于不同的投资项目。而“融资”是存量的概念，是一种对于流动性货币的额外需求，是货币需求的一种。所以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在市场中引导着资金的流向，决定着利息率，使融资得以实现。
凯恩斯认为储蓄与贮钱是不同的概念。广义的储蓄是指收入中不消费的部分，贮钱则是指以货币形式持有非消费资产的形式。凯恩斯把资产的储蓄形式抽象地归纳为两种：一种是货币，一种是债券。货币与债券的区别是，凡是在3个月内能控制支配权的一般购买力（如现金、银行活期存款）为货币；凡是不能在3个月内收回一般购买力支配权的资产形式（如股票、债券、长期银行存款或其他票据）为债券。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进行消费和储蓄抉择后，开始考虑对于剩余的闲置资金是以货币形式存在，即贮钱，还是以债券形式存在。凯恩斯指出，“如果认为贮钱是持有闲置资金，那么它的利息率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关于贮钱量供求平衡的理论” [3] 。
在文章中凯恩斯还提到了流动性陷阱的概念。他指出由于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使得利息率有一个底线，利息率不能低于这个底线。否则，人们会认为现金比债券更值钱，所以以贮钱的形式持有财富，这时即使银行调整货币供应量也不能改变这一利息率水平，原因是人们不会再在现金和债券之间进行选择，除非货币供应量的改变足以使人们改变这种观念。凯恩斯还指出，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率可能长期低于利息率，所以会影响投资，从而导致失业。
凯恩斯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当时三种重要的利息率理论——古典利息率理论、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和可贷资金理论的一个总结，重点不是论述各种理论，而主要是分析这些理论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对他所提出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与俄林、罗伯逊提出的可贷资金理论之间的理论边界，以及对一些被混淆的地方加以阐述。在文章中凯恩斯也提到了他已经在《通论》中花了不少篇幅来解释的储蓄、货币、利息以及流动性偏好等诸多术语，但还是有很多学者误解他的理论，所以他需要进一步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说明。
凯恩斯认为古典利息率理论强调储蓄与投资等实物因素对利息率决定所起的作用，而忽视了货币因素对利息率的影响是错误的。他指出储蓄和投资等经济体系不是利息率的决定因素，相反，它们是被决定的因素，从货币边际效率推导利息率就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利息率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它应该由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两个因素决定，即利息率由货币供求平衡决定。
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引入了流动性偏好这一心理因素。他认为人们在进行财富分配时存在两种选择：时间性偏好选择和流动性偏好选择。所谓时间性偏好选择是指，人们对收入会进行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即储蓄）的抉择。所谓流动性偏好选择是指，人们在时间性偏好选择后，决定以何种形式进行储蓄。凯恩斯将储蓄分为两种形式，即拥有流动性但无利息收入的货币和可以获得利息而失去流动性的债券。由此，凯恩斯认为利息完全是人们放弃流动性的报酬。
凯恩斯指出在流动性偏好的选择中，利息率是一个关键变量：一是利息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债券的市场价格，人们会从利息率水平出发来考虑储蓄的形式；二是利息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贮钱的机会成本。凯恩斯说：“很清楚，利息率是用来衡量收益的尺度。这种收益是为了吸引人们用贮藏货币以外的某种形式来持有财富所必须付出的。” [4]
凯恩斯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利息率决定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偏重短期的、存量的、以货币因素来分析利息率的理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利息率理论的束缚，让人们看到了古典利息率理论忽视货币因素的错误，开辟了现代利息率理论。这一理论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时期提出，为政府调控经济、管理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过分强调货币的作用，这显然与古典利息率理论过分强调实物对利息率的作用一样存在偏颇之处；（2）将金融资产仅仅定义为货币和债券，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3）除非收入水平已知，否则货币供求无法确定利息率水平。
鲍莫尔-托宾模型研究的结论表明在交易需求层面货币需求对利息率是敏感的。这个模型的基本观点是：人们持有货币是有机会成本的，即放弃债券的利息收入；而持有货币的好处是避免了交易成本，持有债券是有交易成本的。在不影响日常交易的时间段里，人们在不断地进行货币机会成本与债券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只有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大于持有债券的交易成本，人们才愿意放弃一部分货币转而持有债券，以谋求利益，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交易需求对货币也是敏感的，交易需求与利息率水平成负相关。
鲍莫尔-托宾模型对谨慎动机与利息率关系的研究结论是：谨慎动机也与利息率水平成负相关。鲍莫尔-托宾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M d ——愿意持有的现金额；
T 0 ——每期开始时个体收入；
b ——债券的交易费用；
i ——债券的利息率。
这个模型又称平方根法则。对于货币需求而言，它的意义为：
（1）收入 T 0 增加，货币需求增加；
（2）交易费用 b 增加，债券需求减少，货币需求增加；
（3）债券利息率 i 增加，债券需求增加，货币需求减少；
（4）价格变动使 b 和 T 0 同时变动，结果使 M d 作同比例的变动。
鲍莫尔-托宾模型的现实经济意义在于证明了利息率对于人们的交易需求和谨慎需求会产生重要影响。
托宾均值-方差模型是托宾对凯恩斯投机需求理论的发展，弥补了凯恩斯只将财富抽象为货币和债券的局限性。托宾认为，债券价格是剧烈波动的、是有风险的。人们持有货币和债券不仅要考虑利息率因素，还要考虑债券的风险。风险的大小与持有债券品种数量的多少成负相关。所以人们贮藏财富的方法是资产选择的多样化，同时持有货币和债券可以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
托宾的均值-方差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风险因素纳入理论模型，提出居民的投资需求受利息率和风险的双重影响。市场经济中利息率和风险总是相伴而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风险永远存在。
这篇文章中的可贷资金理论严谨地说只能被称为借贷资金理论，因为在文章发表时，俄林、罗伯逊等人尚未提出完整的可贷资金理论。这一理论最终由英国经济学家A．P．勒纳（Abba Ptachya Lerner）整理综合并将其公式化，才真正形成了可贷资金理论。
现在完整的可贷资金理论被认为是对新古典利息率理论和流动性偏好利息率理论的综合，既考虑了实物因素也考虑了货币因素对于利息率的影响；既考虑了借贷资金流量的因素也考虑了存量的因素。货币供应也扩展到储蓄、出售固定资产的收入、贮钱和银行体系创造的新增货币量；货币需求扩展到当前的投资、固定资产的重置与更新以及新增的贮钱。
[1] 本文发表于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7，No．186（Jun．1937），pp．241-252。
[2] J．R．Hicks，“Keynes'Theory of Employ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46，No．182（June 1936），pp．238-253．
[3] J．M．Keynes，“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37，p．250．
[4] J．M．Keynes，“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The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37，p．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