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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泰勒（John B．Taylor）于1946年12月出生于纽约。196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73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84年之前，泰勒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之后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199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Hoagland优秀教师奖，于1997年获得Rhodes教学奖。在斯坦福大学任职期间，泰勒曾先后担任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研究项目负责人等职务。不仅如此，泰勒曾任国会预算草案的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席（国际宏观经济）等重要职务。泰勒在1976年担任福特政府的经济顾问，1989—1991年担任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1996—1998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经济顾问。在此期间，泰勒还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研究顾问和名誉顾问。此后，泰勒在2000—2001年期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2001年泰勒离开斯坦福大学到美国财政部任职，主要负责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美国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在财政部任职期间，泰勒同时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席职务（国际宏观经济）。2005年卸任后，泰勒再次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亚洲经济顾问，直到2010年。2013—2016年期间，泰勒为美国经济学会政府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018—2020年期间，泰勒任朝圣山学会主席。目前，泰勒是胡佛学院、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NBER研究员。
泰勒在美国经济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主要致力于货币、财政以及国际经济政策的研究。泰勒最著名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泰勒规则，他开创的泰勒规则被很多人认为是确定利率的权威规则。这条规则在美联储的银行家中已深入人心，并被许多中央银行广泛应用。
“A Tractabl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 Class of Nonstationary Markov Models”（with Lilia Maliar，Serguei Maliar，and Inna Tsene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Vol．11，no．4，pp．1289-1323，Nov．2020．
“Inflation Targeting in High Inflation Economies：Lessons About Rules and Instru-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22，no．1，pp．102-115，Feb．2019．
“Can We Restart the Recovery All Over Aga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6，no．5，pp．48-51，May 2016．
“Monetary Policy Rules Work and Discretion Doesn't：A Tale of Two Eras”， Journal of Money ， Credit ， and Banking ，Vol．44，no．6，pp．1017-1032，Sep．2012．
“The Role of Policy in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Weak Recove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4，no．5，pp．61-66，May 2014．
“Surprising Comparative Properties of Monetary Models：Results from a New Mod-el Data Base”（with Volcker Wielan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4，no．3，pp．800-816，Aug．2012．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vival of Fiscal Activism in the 2000s”， Journal o 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no．3，pp．686-702，Sep．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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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ck of an Empirical Rationale for a Revival of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9，no．2，pp．550-555，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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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the New Macroeconometric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no．2，pp．300-305，May 1993．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Design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Rul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28，no．1-2，pp．53-81，Jun．-Jul．1985．
“Recent Changes in Macro Policy and Its Effects：Some Time-Series Evi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no．2，pp．206-210，May 1984．
“Union Wage Settlements During a Disinfl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3，no．5，pp．981-993，Dec．1983．
“Establishing Credibility：A Rational Expectations Viewpoi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no．2，pp．81-85，May 1982．
“Stabilization，Accommodation，and Monetary Rul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1，no．2，pp．145-149，May 1981．
“Aggregate Dynamics and Staggered Contracts”， Journal o f Political Economy ，Vol．88，no．1，pp．1-23，Feb．1980．
“Staggered Wage Setting in a Macro Mode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9，no．2，pp．108-113，May 1979．
“Stabilizing Powers of Monetary Policy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with Edmund Phelp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5，no．1，pp．163-190，Feb．1977．
“Monetary Policy during a Transition to Rational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3，no．5，pp．1009-1021，Oct．1975．
这条“新”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泰勒在1993年的论文《相机抉择VS政策规则的实践》（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中最先提出来的，发表在《卡内基-罗切斯特公共政策会议系列》（ Carnegie-Rochester Con 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上。
“规则还是相机决策”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银行学派”的追随者与“通货学派”之间关于英格兰银行法的讨论。
在20世纪初期，威克塞尔、费雪、西蒙、弗里德曼等货币经济学家分别提出了货币当局应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1983年以前的货币政策规则常被称为“古典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在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那里得到了充足的继承和发展。不断发展的动态非一致性模型为单一规则提供了理论依据，“相机抉择政策即最佳的决策选择，在既定的情况下，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最大化” [2] 。最优的货币政策具有动态非一致性，而动态一致的货币政策带来了次优的结果。单一规则可以避免相机抉择带来的通货膨胀倾向，“按规则行事”是解决动态非一致性问题的一种有效策略。“泰勒规则”在此背景下被提出，并逐步取代了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率规则。
在各种影响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唯一能够与价格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因此，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操作工具。泰勒根据实证分析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规则，并指出货币当局不可机械地运用，而应当将其融入货币政策操作之中。
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单一货币供应量增长规则，反馈规则则是货币供应量针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进行调整。
泰勒认为，一种货币政策规则不是机械地运用一个公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政策工具一系列系数的设定。货币当局不仅要以一种货币政策规则为基础进行运作，还要对各种经济变量可能的变化进行判断，这是一个广义的货币政策规则概念。因此，在1990年的报告中“政策规则”被“政策体系”所代替，这旨在表明，政策规则是按照一定计划执行的一套方法体系。货币当局若想获得可信度，就要做出承诺按照规则行事，而且，规则并不是随意变动的，否则其经济价值就微乎其微了。
泰勒进一步指出了关于政策规则的三个议题：政策规则的设计、向新设计完成规则的转变以及政策规则的日常运作。
布赖恩特（Bryant）、胡珀（Hooper）和曼（Mann）利用9种不同的经济模型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效应，其中，布赖恩特评价的所有货币政策规则为利率规则。货币当局在面临以下几种情况时，通过利率进行调节：第一种情况是货币供应量与目标的偏离；第二种情况是汇率与目标的偏离；第三种情况是通货膨胀或实际产出与目标的偏离。
泰勒在1993年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一致。在理性预期假设条件下，泰勒对西方七国在不同政策规则条件下的经济表现进行了检验，按照促进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目标实现的程度进行排序。泰勒指出，在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及德国，采用固定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条件下实际产出以及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幅度更大。
泰勒指出，应当运用利率工具调节经济，在利率规则中，给予价格水平以及产出正的权重更为可取；而且，赋予产出水平一定的权重比单一的价格规则将有更好的模拟结果。经济学家对于不同变量的权重意见不一，Taylor（1993） [3] 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而又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即泰勒规则，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一规则确立的“中性”原则既秉承了“单一货币增长规则”，又具有单一规则不具有的灵活性，因此备受关注，并为越来越多的货币当局所采用。
泰勒通过对1984—1992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政策操作的研究指出，美国两个缺口即通货膨胀缺口、GDP缺口的调整因子均为0．5，美国实际均衡利率和目标通货膨胀率均为2%，泰勒开创的“新”的货币政策规则为：
r ＝ p ＋0．5 y ＋0．5（ p －2）＋2
式中， r ——联邦基金利率；
p ——以前四个季度的通货膨胀水平；
y ——实际GDP与目标的偏离，即
y ＝100（ Y － Y * ）／ Y *
式中， Y ——实际GDP；
Y *——实际GDP的趋势。
通货膨胀缺口、GDP缺口的调整系数相同。当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符合目标水平时，联邦基金利率将等于4。
泰勒认为，实际均衡利率为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因此，为了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果实际产出增长率超过潜在产出水平，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或者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也就是说，当存在GDP缺口及通货膨胀缺口时，实际利率就会偏离实际均衡利率，此时，中央银行就应当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名义利率从而使实际利率恢复和保持在实际均衡水平。
在考察区间，运用泰勒规则反映美国的政策走势与实际极为吻合。文中泰勒用图1来反映泰勒规则中的变量——实际GDP。依据泰勒规则进行判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于目标值；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衰退中又低于目标值。在1991—1992年的衰退期中，实际GDP和目标GDP之间的缺口有所减少。
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
经济的运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设计，还要考虑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演变，一种规则向另一种规则的转变。比如，在货币政策规则运行中发现，5%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偏高，2%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将更加有利于长期经济运行，此时，货币政策规则就需要转变。
泰勒认为，在规则的转变中需要做一些相应处理的理由主要有：
图1
第一，政策规则假设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这使得政策的长期运作具有意义。人们根据现行的政策调整他们的行为，从而减少对政策以及其他变量预期的偏差。1975年，泰勒曾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对政策规则转变过程中的通货膨胀目标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经济中存在的自然刚性阻止人们迅速改变行为。在泰勒看来，有很多可以作为解释政策规则转变的例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同规则之间的转变好像仅存在着微小的区别。
上述货币政策规则的公式不可机械地使用，应当将特定货币政策规则作为中央银行决策过程中的一个输入变量；同时，设定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作为政策规则的基础，从而使中央银行的政策设定不完全依赖于规则公式。泰勒进一步介绍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第一，影响货币政策制定者，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决策的基础因素有领先指标、产出曲线的形状、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模型预测等。利用泰勒规则进行测算，如果结果与美联储的行为十分相似，那么，此规则可能会作为未来决策的一种指导。
第二，利用政策规则的一般特性。例如泰勒规则的基本特性可以概括为：美联储一般在存在通货膨胀压力时提升利率，在通货膨胀压力下降或者衰退期降低利率。对政策工具的调整幅度需要进行评估，而且，对于政策规则中的系数，要视总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而定。
泰勒利用关于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债券市场的两个相关案例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在文中，泰勒澄清了一些术语，区分了政策规则的设计、转变以及运行。在此文中，泰勒一再强调不可机械地运用规则公式，而应将政策规则融入中央银行的政策决策程序中，并运用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方法使政策规则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遵循“泰勒规则”行事会使国民经济保持在一个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和威廉姆森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利率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投资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影响投资的往往是其他金融变量而不是利率，因此，利率不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适当指标。
计算和使用泰勒利率最初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也不能忽略操作和理论中的一些现实问题。
首先，GDP缺口、通货膨胀缺口权重的确定。各国中央银行在确定这个系数时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取向及该国的经济结构。
其次，在进行通货膨胀率测量时，价格指数的选取。比如是采取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是GDP平减指数，因为价格指数的选取会影响到通货膨胀缺口的大小。
再次，在估计GDP缺口时，对 Y *的估计是使用一种生产函数来估计还是采用一种线性趋势来估计。
最后，一般对于实际均衡利率的测量，会由于不同名义利率、不同通货膨胀率及不同期间的选取而不同。从长期来看，实际均衡利率不仅与固定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公众的储蓄倾向有关，而且应考虑到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及中央银行的可信度。
泰勒提出的“新”货币政策规则，虽然存在着争议以及不足之处，但其学术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在泰勒规则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发展了许多相关货币政策分析的模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后看”模型，此类研究认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取决于它们过去的值，如Svensson（1999） [4] ；另一类是“向前看”模型，认为产出缺口取决于未来预期产出和实际利率，未来预期通货膨胀会影响当期的通胀水平，如Clarida等（1999） [5] 。
此外，学者还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Sala等（2008） [6] 研究了经济中存在黏性价格、匹配摩擦和劳动议价时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通过数值模拟，作者发现当出现成本推动、劳动议价和技术冲击时，通胀水平和失业率的标准差与反应系数数值的相关性明显提高，说明此时中央银行将面临选择价格稳定或充分就业的两难问题。此外，作者基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估算了“缺口”规则和“增量”规则下主要宏观变量的标准差和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结果显示“缺口”规则明显好于“增量”规则，且在考虑工资黏性的情况下，盯住失业率的“缺口”规则好于盯住产出的“缺口”规则。进一步，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因素，作者发现产出和失业率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抵消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基于以上研究，作者指出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研究可以延伸至探究自然利率的多种定义、纳入劳动市场的竞争模型等领域。
针对货币政策规则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Andrew等（2011） [7] 将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纳入二次结构期限模型中，采用1952—2007年间的季度宏观数据估算了货币政策的产出系数和通胀系数。经过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作者发现样本期间内货币政策的通胀系数表现出时变特征，这主要归因于美联储对通胀波动容忍程度的改变。通过对比实证结果和历史数据，作者发现通胀反应系数的时变特征与对应样本期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立场变化情况存在高度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时变参数的泰勒规则作为未来决策指导的可行性。
部分学者研究了泰勒规则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Anand等 [8] （2015）在《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应该盯住什么通货膨胀测度？》（What Measure of Inflation Should a Developing Country Central Bank Target？）一文中综合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对如何计算货币政策盯住变量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并检验了调整计算方法后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首先，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摩擦因素，作者构建了包含不完美金融市场的开放经济模型，以此模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动态变化。其次，基于居民食品消费弹性较低的事实，作者调整了CPI计算公式中食品消费的权重。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发现，在考虑金融摩擦的情况下，调高食品消费权重后社会福利水平显著改善。以上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改变，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也将出现结构性转变，对此各国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和金融的实际情况在政策变量的计算方法、货币政策盯住变量的选择和反应系数的确定等方面做出调整。
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做了一些尝试，如德国在进行货币政策运作中，对泰勒规则可能出现的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修订。首先，产出的数量水平变成了增长率。其次，德国联邦银行的利率规则中，中央银行在对偏离目标值的缺口予以反应时，是基于变动前一期的短期利率水平。而在泰勒规则中，则是相对于均衡利率进行名义利率的调整。再者，考虑到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会通过前一时期现金持有量的增长反映出来，中央银行不但对通货膨胀、产出的波动做出反应，而且要对流通速度偏离其运动趋势给予关注。
目前，对于实际利率的计算与泰勒的最初方法不同，已将经济理论增长因素考虑在内，因为泰勒最初的平均值计算方法一般会使得实际均衡利率及泰勒利率值偏低。
[1] 本文发表于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1993），pp．195-214，North-Holland．
[2] Kydland，F．，E．and Prescott，E．C．，“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5，p．473，June 1977．
[3] Taylor J．，“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Vol．39，1993．
[4] Svensson，L．，“Price Level Targeting vs．Inflation Targeting：A Free Lunch？”， Journal of Money ， Credit ， and Banking ，1999，31（03）：277-295．
[5] Clarida，R．，Galí，J．＆Gertler，M．，“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37（04）：1661-1707．
[6] Sala，L．，Sderstrm，U．＆Trigari，A．，“Monetary Policy under Uncertainty in an Estimated Model with Labor Market Fric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8，55（05）：983-1006．
[7] Andrew，A．，Jean，B．，Sen，D．＆Rudy，L．K．，“Monetary Policy Shifts and the Term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1，78（2）：429-457．
[8] Anand，R．，Prasad，E．S．，Zhang，B．，“What Measure of Inflation Should a Developing Country Central Bank Targe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74：10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