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亚当·斯密笔下,教条理论家是指“自视甚高”,认为“可以像摆弄棋盘上的棋子那样轻松驾驭一个国家”的一类人。这样的理论家仍然普遍存在,而且他们还影响着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人类与国际象棋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个人喜好、价值观、计划和意愿。所有这些都可能与社会试验的目标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此外,无论这些社会试验能带来多少好处,它们都会有相应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虽然一些社会试验者认为如果一个计划或政策不起作用,还可以去尝试另一种,这样不断地去试验,总会找到有效的方法。但现实是:不断的试验会产生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这种改变又会不利于经济发展。
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试验性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因为新政不鼓励积极投资,而投资恰恰是当时摆脱大萧条所必需的。因为人不是棋子那样无生命的物体,不会任由摆布。所以,任何试图让人去机械地扮演某个宏伟计划的一个部分的尝试不仅不会成功,还会适得其反。“如果一开始没成功,那就再试几次”这样的想法是酿成灾祸的一味配方。当人们不知道无休止的试验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就会对未来失去信心,那么消费者就不会积极消费,而投资者也会减少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