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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人口原理》出版220周年，谨以此书向其作者马尔萨斯致敬！
一、马尔萨斯的生平简介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1766年2月生于伦敦附近的萨里郡，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Daniel Malthus，1730—1800）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一位思想激进的绅士，与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关系密切，并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人有过交往。马尔萨斯从小在家中接受教育，最初由其父亲亲自教导，后来师从格雷夫斯（Richard Graves，1715—1804）、韦克菲尔德（Gilbert Wakefield，1756—1801）等人。1784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主修数学，师从威廉·弗伦德（William Frend，1757—1841）。在校期间，马尔萨斯学习成绩优异，且在竞赛中多次获得奖励，1788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被任命为萨里郡的一个牧师；1791年又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793年当选为基督学院院士。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人口原理》。1804年3月，38岁的马尔萨斯与他“漂亮的堂姐”哈里特·埃克瑟尔（Harriet Eckersall）结婚，并先后育有两女一子，其中一个女儿早年夭折，另一个女儿活到1885年，儿子于1882年去世但并未留下子嗣。婚后，马尔萨斯辞去了牧师一职，并于1805年接受了东印度学院的聘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但依然被众多学者称为“马尔萨斯牧师”。1805—1834年，马尔萨斯一直担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英国设立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也被誉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1824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在欧洲享有非常高的声誉。1834年12月23日，马尔萨斯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9岁。
马尔萨斯的一生，除了从事教学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除了久负盛名的《人口原理》外，他在经济学领域也著作颇丰。1800年他出版了《当前粮食涨价原因的研究》（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将粮食价格的上涨归因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而非货币数量的上涨。该小册子出版不久，他便受到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的接见。随后，他又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因惠特布雷德提出修改济贫法建议案给惠特布雷德的信》（ A Letter to Samuel Whitbread，Esq.M.P.on His Proposed Bill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Poor Laws ，1807）、《论纸币的贬值》（Depreciation of Paper Currency，1811）、《谷物条例的后果以及谷物价格涨落对于农业和国家总财富的影响的考察》（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s ，1814）、《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 Statement Respecting the East-India College ，1817）、《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年初版，1836年再版）、《价值的尺度》（ The Measure of Value ，1823）、《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1824）、《论供给条件》（ On the Measure of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the Supply of Commodities ，1829）、《论商品的价值》（On the Meaning Which is Most Usually and Most Correctly Attached to the Term Value of a Commodity，1829）等论文及著作，奠定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但使马尔萨斯饮誉世界的还是他于1798年匿名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在他生前，《人口原理》一共出过6版。第一版的完整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书的标题昭然揭示了马尔萨斯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书中，马尔萨斯提出了迄今仍广为世人争论不休的著名论点，可概括为两个基本前提、两种增长方式、两种人口抑制模式和三个命题。在《人口原理》第一版问世后，马尔萨斯又花了5年的时间，游历德意志、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收集相关资料，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为其人口理论增添了更丰富的经验材料。1803年，马尔萨斯用真名出版了《人口原理》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做了很大改进，从5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发展为20万字左右的巨著，内容也更为充实，弥补了第一版“因琐事缠身而未能收集更多事实来阐明主旨”的遗憾。第二版的书名改为《论人口原理及其对人类幸福的过去和现在的考察，附预测将来关系消除和缓和由人口原理所产生的弊端研究》。随后，又分别于1806年出版了第三版，1807年出版了第四版，1816年出版了第五版，1826年出版了第六版，但6个版本中，除了第一版和第二版有较大差异外，其余各版相差无几，完全秉承了第一版的基本思想。我们所翻译的便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第一版《人口原理》。
二、《人口原理》写作的宏观背景
其实，人类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阶级立场出发，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思想。
在史前时期，人口增长极其缓慢。据历史资料考证，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万~2万，公元前1万年增加到400万，公元前3000年约为3000万。由此可见，在近100万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仅增加了3000万左右。到了封建社会和中世纪时期，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口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时期。到公元元年，世界人口达到2.3亿，1650年增加到5.5亿。其间，尽管因战争、疫病的影响，以及社会背景的差异，学者们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但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长期以来，人口和土地一直都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维持其统治的物质基础，二者是否协调，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治乱。由于战事紧张、灾害连连，人口常常不能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故历朝历代都在追求“人力田畴，二者适足”的状态，即人口众多以开发土地，土地肥沃充足以供养人口。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多少人才足够，则要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一般都有不同的人口政策。人口和土地的适度关系，或者说人口与粮食的适度关系，一直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一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管子（约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商鞅（约公元前395—公元前338）等古代思想家均主张增殖人口。孔子的儒家思想、孝道文化是几千年来我国传宗接代思想观念特别浓厚的重要原因，对人口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战国初期，鲁国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在其《墨子·贵义》中指出，“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但若增加人口，同时发展生产，则可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人民衣丰食足。为此，他提出早婚、非攻等一系列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商鞅和管子等人则从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
虽然先秦时期，广土众民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是仍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看到人口过快繁衍的弊端。到了战国末期，法家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公元前280—公元前233）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即人口众多导致人均财富减少，为了谋求生存资料可能引发战乱（《韩非子·五蠹》）。
到了清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人口发展迅速，人口过剩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据《清实录》记载，1652年，全国总人口为1448万；康熙五十二年（1713），全国总人口为2358万，61年间增加了五分之三左右；乾隆六年（1741），全国总人口达到14341万，短短二十几年，人口增长了数倍之多。在此背景下，洪亮吉（1746—1809）提出了人口过剩的思想，被认为是和马尔萨斯一样在人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且其思想早于马尔萨斯。他认为“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北江全集·意言·治平篇》）。洪亮吉虽然并未使用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的表述，但同样表达了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思想。他认为人口过剩的原因同时包括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为此，洪亮吉提出了两种抑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一是针对自然因素，提出“天地调剂之法”（《洪北江全集·意言·治平篇》），即干旱、水患、疾病、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增加人口死亡。二是针对社会原因，提出“君相调剂之法”（《洪北江全集·意言·治平篇》），即国家通过减税轻赋、赈济灾民等措施减少人口死亡。
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均提到控制人口和适度人口思想。他从军事防御和人口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小国寡民”的城邦政策，认为公民的数量最好是维持在5040人。为满足这一人口规模，他主张国家应干预人民的婚配，通过优秀男性与优秀女性结婚提高人口素质，通过移民和杀婴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秉承了柏拉图适度人口的思想，强调稳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人口思想，主张增加人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主张人的生死由上帝支配，已婚人口不能人为采取措施进行避孕、任意终止妊娠或者离异。同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认为，生儿育女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们应遵循这一本性，反对采取避孕、节育等措施人为干预生育行为，鼓励人口增殖。
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兴起，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带来了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由1650年的5.5亿，增加到1700年的6.3亿，1750年的7.3亿，1800年更是达到9亿，一百多年间接近翻番。这一增长速度相对于马尔萨斯提出的每25年人口翻一番无疑是较慢的，但此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远远超出马尔萨斯时期的数量。由此，认为人口过剩的学者增多，主张人口控制的学术思潮逐渐成为人口思想的主流。
以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弗兰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等人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坚持以自然秩序为看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认为农业而非工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是社会收入的基础，土地所有者阶级才是社会的主宰，决定着其他社会阶级的生存与生活。但是，如果人口的增加不受任何抑制，就会像谷仓里的老鼠一样，无限繁殖，直至受到生产资料的限制。而以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James Denham Steuart，1707—1780）等人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则认为对外贸易才是增加国家财富的唯一手段。因适逢黑死病流行，人口大量减少，重商主义者鼓励人口增殖。他们认为，人口增加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升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增加国民财富。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他的著作中也谈到人口问题，其观点被马尔萨斯多次引用。他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国家财富积累，增加人均财富的占有量进而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但是，直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才有了一部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著作，开启了人口理论的先河。因此，此书一出，便引起广泛争论，马尔萨斯也因此留名史册。
《人口原理》是时代的产物。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正逢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经历了17世纪频繁的政治动乱和17—18世纪关于理性是神学和信仰还是自然科学的讨论。此时的英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转变：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棉纺织业取代了毛纺织业成为核心产业，与此相关联的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1700年，英国三产的比重分别为56∶22∶22，而到1820年三产之比则变为37∶33∶30，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贵族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相应，欧洲人口也迅速增加，成为当时全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8.7人，而同时期的亚洲每平方公里仅为14人，非洲和美洲更是不到5人。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一方面可以刺激生产，降低劳动力成本，加快工业革命的进程；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粮食危机、无业失业、工资下降、物价上涨、居住拥挤、生活贫困等社会问题，迫使众多不幸者以乞讨为生，或通过移居他乡寻找新的生活来源。
在此背景下，“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做出种种努力之后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人口原理》）这一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其中，对马尔萨斯影响最大的是孔多塞和葛德文二人。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改革论者马里·让·孔多塞（Marie Jean-Antoine Nicolas Condorcet，1743—1794），完成了被称为世纪遗书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尽管在撰写此书期间，孔多塞先生已经被残酷地剥夺了公民权利，但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在未来将趋于完善，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困都是由私有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推测人类有机体是可完善的。他认为，随着人类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疗技术水平将不断得到改善，人类虽然不能免于死亡，但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而且延长的限度大于任何已知的界限。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只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人口增长不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1793年，英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出版《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简称《政治正义论》）。在书中，葛德文极力赞美法国革命，强调现有财产制度的不平等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导致了人类的贫困和罪恶，而所有的政府都在试图庇护这种不平等的、非正义的人类制度。因此，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分配公平的社会，就必须废除现有的私有制。他反对人口过剩的论调，认为“也许人口增长了无数世纪以后，土地仍将足以供养生活于其上的居民”。即使性交基于完全自愿的原则，这种自由也并不会导致男女乱交，因为理性会引导人类精神的进步，防止纵欲过度，人口增长对平等制度的阻碍作用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发挥出来。
1797年，即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葛德文又出版了《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 The Enquirer ，简称《研究者》）一书。他在该书的“贪婪与奢侈”（Avarice and Profusion）一章中指出，机器的发明与使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远远大于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报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开销，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陷入贫困和痛苦的境地。在该书中，葛德文提倡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能够平等地分担劳动，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
葛德文的观点受到马尔萨斯父亲的热烈追捧。当时，老马尔萨斯兴致勃勃地把葛德文的名著《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介绍给他，但父子俩对此书的理解不一，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马尔萨斯看来，葛德文的观点过于理想化，跟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不符，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相衬。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粮食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增长，理想社会和完全平等是无法达到的。在与父亲辩论之时，马尔萨斯“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出版”。于是，他在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原理》的第一版，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三、本书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由书名可以看出，《人口原理》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马尔萨斯试图通过构建人口理论对孔多塞和葛德文的改革思想予以驳斥。《人口原理》第一版共有19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和二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原理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三个命题。第二部分为第三至七章，是人口原理的论证部分，马尔萨斯通过描述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以及文明国家状态的人口历史来证明其理论，并以当时的英国为例分析了人口理论中三个命题的合理性。第三部分是第八至十七章，是该书的辩论部分，马尔萨斯批判了以葛德文和孔多塞为主的大批学者的观点，并强化了人口原理的应用性。第四部分为第十八和十九章，是总结部分，概括和重述了他对人类和社会可完善性的看法，他承认自己“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色彩，那是因为我确信现实世界中本就存在这样的色彩，而非因我的偏见或我生性忧郁”。
如书名所示，《人口原理》旨在分析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论证“人类和社会的不可完善性”。马尔萨斯从人口原理出发，回顾了野蛮状态、狩猎状态和文明国家状态下，英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力图证明人口原理的存在，反驳孔多塞、葛德文关于人类和社会可完善性的论断。
在本书第一部分，马尔萨斯就抛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提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贫困、罪恶、战争、自然灾害等积极性抑制，以及推迟结婚、不婚等预防性抑制，将会迫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互适应。
在论证主要观点之前，马尔萨斯“合理”地提出了两条公理，这也是他整个论证的基本前提。第一条公理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目前而言，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没有人可以不依靠食物而生存。第二条公理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将几乎保持现状。即使有如葛德文先生一样的学者曾推测，两性间的情欲有一天终将消失，也有已经步入晚年的老人批判逐渐消失的情欲，但在马尔萨斯看来，这些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情欲一直存在。因此，如果就此推测情欲终将消失，那就如同将例外变成规则，是不符合哲学规范的。
假设情欲持续存在且对人口增长不加抑制，则人口将按照1、2、4、8、16、32、64这样的比率增长，以美国为例，人口每25年就会翻一番。但显然，这一增长率并未达到人口的最高增殖力。如果一个国家人人平等，道德高尚，民风淳朴，生活资料充足，人们无须为家用不足而担心，无须为抚养子女而忧愁，则该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会大大超过我们迄今所知的任何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
与人口增长情况不同，即使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开垦更多的土地，大规模地鼓励农业生产，最为乐观的假设也只能是，该国的产量在第一个25年里翻一番，但在第二个25年里就不可能假设产量会增长到原来的4倍。根据对土壤肥力和生产条件的判断，在第二个25年里，粮食产量最多增加与原产量相等的产量，即假设生活资料按照1、2、3、4、5、6这样的比例增加。
由于人口的增殖力和土地的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而食物又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所以，注定有人会遭受贫困和痛苦。假设某一国家有700万人口，且现有粮食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些人。在第一个25年里，人口的增长和食物的增长刚好相等，生活资料依旧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但从第二个25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得不到足够的生活资料。
为了使人口和食物增长始终保持一致，社会自我完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可克服的巨大障碍，只有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才能抑制更加强大的人口增殖力。相较于植物和动物，人类对繁殖力的抑制较为复杂。人类是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理性的复合生物，一方面受到强有力的本能驱使而繁衍后代，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性的束缚，通过对未来的考量做出适宜的生育或婚姻决策。
根据上述推论，马尔萨斯总结出了三个“一目了然”的命题。首先，若无生活资料，人口便无法增长。很显然，这实际上等价于第一条公理。其次，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长。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两条公理的结合，生活资料只能满足人口的生存，不一定带来人口增长，但如果情欲一直持续，永不消失，则只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人们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会生儿育女。基于前两个命题，马尔萨斯提出的第三个命题便是，若无贫困和罪恶，占优势地位的人口的增殖力便不会受到抑制。
接着，为了更加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马尔萨斯考察了人类迄今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原始社会，狩猎是主要的职业，也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生活资料分布零散，因此总体而言，人口也相应稀少。但若将范围缩小到某一地区则会发现，任何定居在土壤肥沃之地的居民，尽管一个家庭可能很少有超过1个或2个孩子能长大成人，但其人口增殖力依然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而且这种状况一旦发生便会持续下去。最后，食物的缺乏将狩猎民族的人口限定在稀少的水平上，除了一些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以外，所有野蛮民族都会感受到这种抑制。
虽然对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了解甚少，但马尔萨斯坚信，游牧民族也难逃因生活资料匮乏而致贫的命运。与现代人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人不会担心未来的生活，也不会抑制人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他们普遍希望通过迁徙和与之伴随的掠夺来改善物质匮乏的处境；贫困时，他们甚至可以将子女卖身为奴。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很快就会出现，而且贫困必然会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最脆弱的社会成员身上，其中，妇女最能体会到这种困难。
到了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状态，英国作为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为他撰写《人口原理》提供了非常恰当的例子，用马尔萨斯的原话来说就是，“对它的考察，只需稍加修改，便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结合英国的情况，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抑制的两种主要方式，即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
所谓预防性抑制，或称道德性抑制，是指对养家糊口的忧虑。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便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一想到成家后就必须节俭度日，必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便打消了结婚的念头。当然，这种担忧对上等社会阶层人士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阶层越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就越强烈。因受制于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英国很多下等社会阶层人士选择过独身生活。对婚姻的限制会产生十分明显的不良后果，使两性陷入无法摆脱的不幸之中。
所谓积极性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受到的抑制，是下等社会阶层人士实际面临的苦难，这些苦难使得他们无法给予子女应有的食物和照料。马尔萨斯认为，要消除下等社会阶层的贫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且根据人性的固有法则，要使他们完全摆脱食物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英国的情况表明，被寄予厚望的《济贫法》也未能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虽然补贴可以增加穷人的收入，让他们因可获得教区救济而结婚生子，但供养他们的粮食产量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济贫法》在生产它所救济的穷人。
在马尔萨斯看来，所有这些抑制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贫困和罪恶两大类，但土地和食物的匮乏所带来的贫困——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远比战争、瘟疫、饥荒等罪恶因素大得多。因为即便是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从第八章起，马尔萨斯开始了与孔多塞、葛德文等人的论战。首先，马尔萨斯针对孔多塞关于人类精神进步的概述，否定了人口增长引起的困难是遥不可及的观点。马尔萨斯和孔多塞都认为，如果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那么，其必然结果要么是幸福和人口持续减少，要么至少是在善恶之间摆动。不同的是，孔多塞认为，虽然这种摆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到来的时期还很遥远。而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的时期早已到来，而且导致这种摆动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已存在，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紧接着，马尔萨斯利用动物繁殖和植物栽培的例子，反驳了孔多塞关于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与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推测。马尔萨斯认为孔多塞混淆了界限不能确定的局部改善和没有界限的进步，是在用界限不能划定的、局部的改善推论人类进步是无限的，其推理过程完全违背了哲学规范。
接下来，马尔萨斯将矛头指向葛德文，并用了6章的篇幅来反驳葛德文的观点。在第十章，马尔萨斯讨论了葛德文的平等制度，认为他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结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马尔萨斯采用欲抑先扬的方式，首先毫不吝啬地赞美葛德文所提出的平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为美好和令人向往的制度，并假设葛德文的平等制度可以实现，然后分析即便是在如此完美的社会形态下，人口原理所带来的贫困和罪恶也终将会压在人们身上。
在第十一章，马尔萨斯讨论了两性之间的情欲，否定了葛德文关于两性之间的情欲在未来将会消失的论断。实际上，马尔萨斯在全书的第一章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将几乎保持现状，并把这一推测作为其论证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十二章中讨论的观点实际上与前面驳斥孔多塞的观点雷同，但却采用了不同的论据和论证方式。马尔萨斯认为，根据人类可观察范围之内的恒久不变的自然法则，以及过去类似事件的预示，无法推测出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结论。
在接下来的一章，马尔萨斯批判了葛德文把人类当作纯粹理性的动物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是一种复合生物，同时具有理性和肉体，而且情欲总是会干扰人类理智做出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无疑可以起到约束和警示的作用，通过把那些具有不良习惯而对社会有害的社会成员监禁起来，通过表达社会对某种罪行的看法，通过更加明显地把罪行与惩罚联系起来，可以维持一种道德动机以劝阻他人不要犯罪。
在接下来的两章，马尔萨斯对葛德文的论证过程以及在“贪婪与奢侈”一章中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反驳。葛德文的五个命题分别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若能被充分地传达，则必将战胜谬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被充分地传达的；真理是无所不能的；人类的罪恶和道德上的弱点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人是可以完善的，换言之，人是可以不断改善的。”
在马尔萨斯看来，虽然葛德文关于政治真理的五个命题是其《政治正义论》一书的核心，但这五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他认为，葛德文提出的前三个命题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三段论，但彼此之间却相互矛盾，且均不能成立；第四个命题实质上相当于前一个命题，只是叙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因此必然也就和前一个命题一样不能成立；第五个命题则是前四个命题的一般推论，既然其基础已坍塌，它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葛德文认为人类的一切罪恶皆源于当前的社会制度，因此，要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就必须废除财产制度、婚姻制度等引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但马尔萨斯认为，虽然葛德文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十分美好，却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如果以葛德文的平等制度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引领，则人民可能将处于更加痛苦和不幸的境地。
最后一部分是马尔萨斯对其观点的重申，他花了两章的篇幅完整论述了“人类的不可完善性”。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马尔萨斯在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国的事实，在他眼里，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它的每一亩土地都已被精耕细作了很长时间，土地的生产力很难有较大增长；而且，早婚的盛行会导致百姓更加贫困，饥荒、战争等一系列积极性抑制成为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方式。
四、学界评价
1798年《人口原理》的问世，顿使马尔萨斯名扬天下，也为他带来了至今200多年的争议。他拥有达尔文、小威廉·皮特、普赖斯在内的众多追随者，也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批判。有人说他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典范，也有人说他是庸俗经济学的代表。英国研究马尔萨斯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1852—1941）在其《马尔萨斯及其著作》（ Malthus and His Works ）一书中写道：“马尔萨斯留下了无数人阅读而万人痛骂的著作”。不管评价如何，马尔萨斯终究以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在马尔萨斯以前，人口增加被普遍认为可以增加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马尔萨斯却认为，虽然人口增加可以促进总产量的增加，但它却更趋于减少人均产量，降低人民的幸福感。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政治观点迎合了当时的封建土地贵族，受到众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的追捧。他最知名的一个门徒是英国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1601年，为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英国颁布了《济贫法》，以教区为单位向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者或孤儿提供援助；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则要求其通过做工获得生活资料。1796年，皮特决定修订《济贫法》，为多子女家庭增加援助——因为他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加。他将社会成员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自己劳动挣得生活资料，另一类则通过增加人口使国家富足，对于后者，他们可以要求获得国家的救济。但《人口原理》问世以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并解释说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表示尊重。
1922年，一直称马尔萨斯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评论道：“如果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成为19世纪经济学的领头人，今天将是一个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进化论学家们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视为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进化论的奠基者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称马尔萨斯为“伟大的哲学家”，并称他的物种进化论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没有人类智力干预的一个领域里的应用”。另一位因进化论而闻名的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也称《人口原理》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粮食出口国的剩余粮食积累减少，扩大粮食生产的努力消失，而人口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世界粮食供应日益紧缺，粮食生产的增长跟不上快速增长的人口，“人类的饥馑问题无法消除”的观点广泛流行，“人口危机”的判断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思想更让人担忧。此时，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等人发表的“人口爆炸论”等人口危机迫在眉睫的思潮十分流行，对世界人口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带来了一定影响。
除了众多的追随者外，《人口原理》也遭遇了无数反对者的声音。对马尔萨斯批判最为深刻的当属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虽然马恩二人没有专门的人口学著作，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资本论》（ Capital ，1867）、《剩余价值理论》（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186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4）、《反杜林论》（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1878）、《自然辩证法》（ Dialectics of Nature ，188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等著作中，都涉及人口现象及人口问题。在他们看来，马尔萨斯忽视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影响。人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决定了人的再生产，过剩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贫困、罪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一个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词汇的、绝望的理论体系”。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时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时期。当时，中国社会由盛而衰，腐败的政治制度、持续的天灾人祸、深度的内忧外患、巨量的人口规模，使得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日子穷困艰难。因此，《人口原理》引入中国后，马上受到了统治阶级广泛的政治宣传，以及知识分子的大肆吹捧。其间，虽然也有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但其影响较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手论”的思想占据重要位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几乎遭到学界的全面否定。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学界才又重新审视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
总体而言，中国关于马尔萨斯及其理论的研究从未停止，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对马尔萨斯及其观点褒贬参半；第二阶段是1949年后的30年，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几乎处于被全盘否定的状态；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口情势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马尔萨斯的人口观也受到客观辩证的对待。
188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中国人汪凤藻在译著《富国策》中介绍了《人口原理》（当时被翻译为《民数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由此逐渐被国人熟知。20世纪初，严复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并在其译著《天演论》以及在《国闻报》上发表的“保种余义”中有明显体现。1918年，陈长蘅出版了《中国人口论》，随后又出版了《进化之真相》（1919）、《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1930），他认为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问题，应该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保持适度人口。1930年和1934年，许仕廉相继出版了《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论纲要》，主张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基础，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融合起来，高度评价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适用性。
同期，我国大批共产主义者对马尔萨斯的观点予以了否定。1917年，李大钊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战争与人口》等论文，批评了马尔萨斯“战争源于人口过庶”的观点。1920年，陈独秀发表《马尔塞斯
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通过回顾中国人口增长的事实，驳斥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速度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每25年必定增加1倍”，而中国三千年间人口不过增加20倍。李陈二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改革社会制度而不是仅靠人口控制来解决当时的贫困和失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尔萨斯的控制人口论遭到全面否定。这一时期，增殖人口论的观点独领风骚，虽然偶有学者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的弊端，主张控制人口。1955年，马寅初发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认为中国当时的人口增长率过高，如果以此发展下去，将面临非常严重的粮食问题，遂提倡节育以控制人口。1957年，马寅初再次发表了“控制人口”的主张，认为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积极倡导计划生育。虽然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不同于马尔萨斯，但同样遭到了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学者开始讨论人口原理中的合理成分，并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我国计划生育联系起来，提出要重新评价马尔萨斯理论、吸取其合理因素的观点。1980年，王声多发表的《不应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朱曰强发表的《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合理成分》、杨中新和左长青发表的《谈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的合理因素》、顾耀德发表的《应该一分为二看待马尔萨斯人口论》等文章先后从不同角度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价，由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开始复苏。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及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一书，指出“它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肯定了其历史地位。
近年来，关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最为著名的著作当属李中清和王丰二人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和中国的现实》。在该书中，他们结合中国历史和大量现实数据，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他们并不认同马尔萨斯所描绘的中国人口情景，认为马尔萨斯缺乏对中国人口实际情况的研究，仅仅以西方的人口事实来臆断中国的人口状况，是错误的，完全不符合中国的事实，基于相关数据资料，二人从生存、死亡、婚姻和生育的角度，“戳破”了马尔萨斯的神话。
从生存来看，马尔萨斯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饥荒，下等阶层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而李中清和王丰利用粮食产量、粮食消费和平均预期寿命三方面的数据，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尽管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到20世纪增长了6倍，但人均粮食产量在过去300年没有下降；虽然耕地有所减少，但产量却保持稳定，在一些地方甚至有所增加。中国人的营养水平从20世纪初就开始有所提高。按照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贫困的论述，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高死亡率和频繁的饥荒，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死亡率不仅并未上升，而且在20世纪初期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地区，死亡率持续下降。
李王二人认为，在中国，死亡对人口的特殊影响并不是通过饥荒或流行病，而是通过个人的积极干预实现的。中国死亡模式的高度差异性，不仅取决于生物学因素，也取决于人为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最明显和最普遍的是一种原始的对女儿的歧视。在中国，女婴的死亡率比马尔萨斯推测的要高得多，远远超过了疾病和饥荒给人口带来的损失。
从婚姻来看，马尔萨斯认为，中国的早婚和普遍结婚现象使得已婚者的生育率很高，这是中国人口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降低的根源。然而，李王二人认为，中国的现实是婚姻的多样性，其中包括收继婚和童养媳之类的婚姻的变形，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加之中国人的婚姻带有很强的高攀目的（至少对女性来说是如此），增加了结婚的困难程度。
从生育来看，与马尔萨斯及其同时代学者的观点相反，中国的总体生育率并不比欧洲生育率高多少，而已婚生育率却要低得多。晚生、早停和生育间隔长的现实，对马尔萨斯认为的在生育率转变之前，中国几乎不存在对婚内生育的主动控制予以了“有力”抨击。
最后，二人总结出了中国的人口体系，即已婚生育率低、死亡率适中、溺杀女婴的比例较高以及由此引起常见的男子独身现象，并将中国的人口体系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内在性抑制模式描述了溺婴、男性独身、非真实亲属关系和婚姻抑制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外在性压力模式描述了人口体系在受到来自气候、经济或流行病等短期外在性压力时其间的相互关系。
不论是对人口增长的看法，还是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的评价，都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多样性，由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去完全评判前人及其观点，而应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学者的社会背景等一系列同样具有时代性的信息加以研判，客观、辩证地分析和评价。
五、译者评价
显然，我们不能因为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便把他定位为铁石心肠、憎恨穷人的人。在序言中，马尔萨斯就承认，“如果本书能引起更多才华横溢之人关注我所认为的影响社会改善的主要障碍，并逐渐消减这些障碍的话——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消减——我都将欣然收回现在的观点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认为“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那么，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食物匮乏和疾病对此加以抑制，不如从一开始就让对自己养家糊口的担忧和对自己丧失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的担忧来加以抑制”。这一方面凸显了马尔萨斯对自己理论的信心，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穷人的同情，以及对未来社会能够不断进步的希冀。但是，《人口原理》作为时代的产物，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加之马尔萨斯极力为土地贵族辩护，必然会忽视现代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对人口增长的积极影响。
首先，两种增长模式是否正确？书中处处可见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食物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论点，但仅仅把人口和食物以数字的形式做比较，忽略其背后的社会性，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增长模式是否接近实际也有待检验。
其一，粮食并非按照算术级数的模式增长，而且仍在持续增加。从中国近几十年的数据来看，粮食产量的波动较大，但整体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其增长极限还未达到。显然，马尔萨斯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长的作用。其二，人口并未按照指数增长，而且增长幅度愈来愈小。时下，中国人依旧普婚普育，而且相对日本、韩国、美国而言，属于早婚早育。如果按照马尔萨斯的推论，则中国必将处于人口急速增长时期，但现实是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不断降低，总和生育率早已跌到更替水平以下，虽然全面两孩政策已放开了两年有余，但出生人口并未出现明显的反弹。其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农业用水减少、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安全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全球粮食危机并未解除，甚至从某些指标来看有恶化的趋势，但整体而言，人口与粮食的关系有所好转。在2009年，全球每天忍受饥饿的人数超过10亿，到2015年，全球仍然遭受饥饿的人口下降到7.95亿，2016年，食物不足人口数略有回升，达到8.15亿。实际上，目前的粮食问题主要是分配不均而非总量不足。
其次，三个命题是否合理？古语有云，“食色性也”。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离开了生活资料就无法生存；人类要繁衍后代，就要结婚生子，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马尔萨斯只在反复说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对人类怎样生存、生产，怎样交往，怎样分配生活资料，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如何繁衍后代未做任何说明。他只看到了人的生物属性，却没有看到人类的社会属性，正如他批判葛德文只把人类当作纯粹理性的动物一样。既然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就必然会受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离开了这一点来谈论两个基本前提和三个命题，其价值就大大削弱了。
在第三个命题中，马尔萨斯主张从人口的角度，通过贫困和罪恶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关系，而对发展生活资料不予理睬。他以假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不变为前提，假定食物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完全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但是，这或许就像马尔萨斯本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指望几乎完全不知道机械力的人去猜测机械力的作用”，我们又如何苛求他能大胆推测生产技术会取得飞跃的进步呢？毕竟他是那样“保守”的人啊！
马尔萨斯还忽略了现代避孕和人工流产技术对于生育控制的作用，它们使得情欲和生育发生分离，性交并不一定带来生育，人们可以自主控制生或不生，从而在情欲不变甚至更加旺盛的情况下，人口也不会出现他所认为的快速增加。避孕和流产并不是新鲜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文献中都能找到。我国古代就有各式各样的避孕方法，传统中医发明了一系列用以避孕的中草药和流产技术，如麝香、藏红花等。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避孕套、结扎手术、宫内节育器、避孕药的发明和兴起，从生理上讲，人类几乎可以完全控制生育，意外受孕的概率很小。或许是曾经牧师的身份，限制了他主张节育的思想。
最后，道德抑制的动机已经发生变化。马尔萨斯认为，人们是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推迟结婚或不婚，忽视了他们为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动机；为此，人们推迟婚育以至最后终身不育。这已成为今天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城市、大城市地区。
1890年，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阿森·杜蒙特（Arsene Dumont，1849—1902）针对法国当时出生率下降、人口发展停滞的现象，提出了社会毛细管论。所谓“社会毛细管”现象，是指就像油灯里面的油因为毛细管的作用会顺着灯芯不断向上一样，社会成员也会被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善经济地位的普遍欲望所驱使，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而要使这种欲望得以实现，就需要减少生育负担，从而减轻向上发展的阻力，更快速地向上流动。显然，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同，在马尔萨斯设想的情境中，人们减少生育是被动的选择，情绪是消极的；而在杜蒙特的理论中，控制生育是积极主动的，这或许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有关，因为流动的前提必须是可流动，即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到底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更容易受到预防性抑制的影响？在马尔萨斯看来，虽然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会因为担心日后的生活而选择不婚或晚婚，但总体而言，这种担忧对他们婚育行为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对社会下层人民则不然，社会阶层越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就越强烈，对其婚育行为的影响也就越明显。但是，有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越是上等社会之人，越可能致力于个人发展和自身幸福，由此必然减弱结婚生子的欲望和精力。而且，从节育思想的推广来看，富裕的上等阶层也是最先接受节育思想的，最后才逐渐扩散到贫困阶层。
总体而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只看到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与能动性。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认为的那样，不是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而是人口增长导致的生存竞争提高了社会的集约化程度和专门化程度，导致了社会复杂性的增长，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他强调，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争夺稀有资源的竞争是工业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的重要前提，而劳动分工不仅减少了人口对资源的直接竞争，还增强了社会对人口规模扩大的适应能力，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因此，应该客观评价“人口论”与“人手论”的关系，既要看到人作为消费者的角色，也应看到人作为供给者的角色。
显然，在客观地看待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的同时，更应该结合现实人口问题，把从中得到的启发应用于实际，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条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政府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规划提供有价值和科学的参考。
以上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及其相关背景的简要介绍，后文是其详细观点和论证过程，还请读者细细品味、评判。翻译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