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只要还活着,就不能说是幸福的呢?因为梭伦要人们“盖棺定论”。如若作这样理解,那么人只有在死后才幸福吗?这样的看法当然完全荒唐,特别如我们所主张幸福是某种现实活动。我们不甚同意死后幸福的说法,并且梭伦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人在身死以后就能摆脱邪恶与灾难而享其至福。但就是这样的解释也是有争议的。正如活着而无所感觉的人一样,死者也会碰到好事和坏事,例如儿孙们是享受荣华还是遭到侮辱,以及一般而论后代是兴旺发达还是日益败落。但这里依然是疑难重重,尽管一个人一生直到老死都一直享其至福,但从道理上讲,他的后代仍会变化无常。他们之中,有的享受着自所应得的良好生活,有的却完全相反。而且,用不着说,这些后代和祖先之距离是各不相同的。如若后代的生活变化无常,那么死者就会此时变得幸福,彼时变得倒霉,这是荒唐的。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若说祖先不受后代一定的影响,也说不通。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以前的难点,从那里也许可能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一点线索。如若“盖棺定论”,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享其至福的时候,不说他洪福齐天,而是在事情过去了才说。而在一个人幸福的时候,不去说出真实,岂不是荒唐之极吗?人们所以不愿承认活着的人幸福,在于命运的多变,而在他们看来,幸福却应是牢固难变的,不像机遇围绕着人们往复旋转。一个人如若由着命运摆布,他显然要一会儿倒霉,一会儿幸福,所以我们经常把幸福比做空中楼阁,比做朽木镌雕。或者,听从命运的摆布是不对的吗?在机遇里面并没有善和恶,人的生活却少不了这些,正如我们所说,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其反面则导致不幸。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在各种人的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相比,较之那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它们似乎更为牢固。在这些活动中,那享其至福的生活,最为持久,也是最荣耀和巩固的。正因为如此这才难以令人忘记。
所以,像这样的生活,幸福当然是持久而巩固的。因为他是永远地,至少比一切人更多地合乎德性而行动和静观。他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待机遇,他是“真正的善良”,“刚正不阿”。
然而机遇也是多种多样,大小不一。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机遇,不论好还是坏都不足以造成生活的大灾大难。而那些巨大而多发的机遇,如果好的就能使人享其至福(机会的本性就是锦上添花,但对机遇的利用必须美好、娴熟)。如果是坏的,就要带来灾难,破坏幸福的生活,招致痛苦降临,给许多现实活动以障碍。不过,尽管在噩运中,美好的东西仍然投射出光辉。因为人们所以能平心静气地承受那多发和巨大的坏机遇,并不是由于感觉迟钝,乃是由于他们高尚和大度。
如若现实活动在生活中是主导的,如像我们所说那样,那么至福之人就永远不会倒霉了,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做出卑鄙下流的事情来。作为真正善良和明智的人,我们一切机会都要很好地加以利用,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永远做得尽可能的好。例如一个好将军要使用他所掌握的部队进行最好的战斗,一位好鞋匠要利用所予的材料做出最好的鞋子,其他所有的行业也都是这样。事情果然如此,一个幸福的人就从来不会倒霉了。当然真若碰到普利亚莫斯的命运,也不能说是个至福之人。这样的人,是不易动摇,难于变化的。因此,他不轻易地离开幸福,除非他有重大多发的坏机遇,偶然的坏机遇并不使他失去幸福。然而幸福一旦失去,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再把它找回,除非在一整个漫长时间里,获得巨大和美好的成就。
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的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吗?还必须加上,他不是短时间的,而注定终生如此生活,直到末日的来到。不过,既然我们主张幸福是目的,是彻底的完成,那么它究竟如何也就难于说清了。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生命的东西中,把已具备和将具备所说条件的称为至福,当然是至福之人。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