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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只要还活着，就不能说是幸福的呢？因为梭伦要人们“盖棺定论”。如若作这样理解，那么人只有在死后才幸福吗？这样的看法当然完全荒唐，特别如我们所主张幸福是某种现实活动。我们不甚同意死后幸福的说法，并且梭伦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只不过是，一个人在身死以后就能摆脱邪恶与灾难而享其至福。但就是这样的解释也是有争议的。正如活着而无所感觉的人一样，死者也会碰到好事和坏事，例如儿孙们是享受荣华还是遭到侮辱，以及一般而论后代是兴旺发达还是日益败落。但这里依然是疑难重重，尽管一个人一生直到老死都一直享其至福，但从道理上讲，他的后代仍会变化无常。他们之中，有的享受着自所应得的良好生活，有的却完全相反。而且，用不着说，这些后代和祖先之距离是各不相同的。如若后代的生活变化无常，那么死者就会此时变得幸福，彼时变得倒霉，这是荒唐的。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若说祖先不受后代一定的影响，也说不通。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以前的难点，从那里也许可能找到解决现在问题的一点线索。如若“盖棺定论”，那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享其至福的时候，不说他洪福齐天，而是在事情过去了才说。而在一个人幸福的时候，不去说出真实，岂不是荒唐之极吗？人们所以不愿承认活着的人幸福，在于命运的多变，而在他们看来，幸福却应是牢固难变的，不像机遇围绕着人们往复旋转。一个人如若由着命运摆布，他显然要一会儿倒霉，一会儿幸福，所以我们经常把幸福比做空中楼阁，比做朽木镌雕。或者，听从命运的摆布是不对的吗？在机遇里面并没有善和恶，人的生活却少不了这些，正如我们所说，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其反面则导致不幸。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一个证明。在各种人的业绩中，没有一种能与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相比，较之那些分门别类的科学，它们似乎更为牢固。在这些活动中，那享其至福的生活，最为持久，也是最荣耀和巩固的。正因为如此这才难以令人忘记。
所以，像这样的生活，幸福当然是持久而巩固的。因为他是永远地，至少比一切人更多地合乎德性而行动和静观。他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待机遇，他是“真正的善良”，“刚正不阿”。
然而机遇也是多种多样，大小不一。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机遇，不论好还是坏都不足以造成生活的大灾大难。而那些巨大而多发的机遇，如果好的就能使人享其至福（机会的本性就是锦上添花，但对机遇的利用必须美好、娴熟）。如果是坏的，就要带来灾难，破坏幸福的生活，招致痛苦降临，给许多现实活动以障碍。不过，尽管在噩运中，美好的东西仍然投射出光辉。因为人们所以能平心静气地承受那多发和巨大的坏机遇，并不是由于感觉迟钝，乃是由于他们高尚和大度。
如若现实活动在生活中是主导的，如像我们所说那样，那么至福之人就永远不会倒霉了，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做出卑鄙下流的事情来。作为真正善良和明智的人，我们一切机会都要很好地加以利用，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永远做得尽可能的好。例如一个好将军要使用他所掌握的部队进行最好的战斗，一位好鞋匠要利用所予的材料做出最好的鞋子，其他所有的行业也都是这样。事情果然如此，一个幸福的人就从来不会倒霉了。当然真若碰到普利亚莫斯的命运，也不能说是个至福之人。这样的人，是不易动摇，难于变化的。因此，他不轻易地离开幸福，除非他有重大多发的坏机遇，偶然的坏机遇并不使他失去幸福。然而幸福一旦失去，就不能在短时间内再把它找回，除非在一整个漫长时间里，获得巨大和美好的成就。
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的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吗？还必须加上，他不是短时间的，而注定终生如此生活，直到末日的来到。不过，既然我们主张幸福是目的，是彻底的完成，那么它究竟如何也就难于说清了。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生命的东西中，把已具备和将具备所说条件的称为至福，当然是至福之人。
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