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过两个大学，第一个是山东大学，第二个是华北联大，华北联大的毕业证书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两个大学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6年，我考入青岛山东大学文学院。在山东大学的那一年多，有半年时间是在读书学习的。我就读于外文系，当时山大有很多名师，我就跟着他们读书写文章。1947年山东大学学生运动经历了以“六二”风暴为标志的高潮以后，一度遭到挫折，我们一批在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处境危险的学生被迫离开了青岛。这是我迈向革命的关键一步。

第二个大学就是华北联大。1948年1月，我与江农、胡岗、丁蔚四人乘船悄悄离开青岛，经塘沽、天津、北平，辗转于春节前过封锁线，经晋察冀解放区沧县，到冀中束鹿投奔久已憧憬的华北联大。我们去华北联大的时候，师生都去参加土改了，几乎没什么人在学校。当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中等身材身穿灰布旧军装的老兵，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自我介绍：“欢迎你们，我是成仿吾。”他接着平静地说：“你们一定会问，华北联大在哪里？”他用手指了指身后一家农舍的门洞和略显清冷的破旧村落，风趣地说：“联大就在这里！”接着成老针对我们普遍存在的思想顾虑，阐述了新旧教育观和新旧教育制度对比；分析了联大的教育方针，并介绍了历届学生从国统区到解放区进入联大时的各种想法，并加以剖析。这对我们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震动。而后我在学习和生活中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树立了崭新的观念！

在联大半年多的学习，对我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走革命道路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联大在教育中一直坚持用马列主义联系中国革命和边区建设的实际，发挥学习主动性，教学相长，敞开思想，展开讨论，真正达成认识一致；允许保留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真正发扬民主。例如在联大学习生活中经常会有讨论，争论的问题有：为什么说劳动创造了人？国民党军队对抗日起了什么作用？谁是打败德意志法西斯的主力？等等。许多问题都是大家敞开思想、充分讨论，也允许同志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成老主持下联大教育的民主、开明和生动活泼，这种氛围至今令人怀念。1948年2—8月，我在华北联大政治学院政治11班学习。毕业时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与之同时两所革命大学（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也合并称为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成立时恰逢我所在的联大11班毕业，学校就承认我们是“华大第一班”。1949年春，华北大学迁入北平。华北联大是我正式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大是我的母校，是我一生的起点，是我的根。华北联大是我的娘家，我们根据地的都说，从北平到解放区就是“回娘家”。1950年初，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此后数年间，我在成老领导的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工作，并在不同场合与成老有过直接接触。

1948年8月，成老带我参加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当时需从华北大学选两名代表：一名教师，一名学生。选举的教师代表是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先生，成仿吾校长作为学术界特邀代表出席会议，而那个学生代表就是21岁的我。在成老的具体指示下，学校广泛发动同学，献言献策，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将意见综合成若干正式提案。

成老还告诉我，要利用好代表大会这个好机会，多了解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与会者大部分是各界代表人物，要利用会议间隙多向他们做些采访。遵照成老指示，我与国统区学生代表七人联合组成采访组，采访了彭真、萧克、赵树理、尚钺、子弟兵母亲李杏阁、妇女代表田秀娟、工人运动领袖凌必应等人。我写了访问记，散会后用壁报形式向全体师生做了介绍，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提案中有一件《请大会转华北政府重申保护名胜古迹》案。记得当时华大位于正定古城，古城有雄伟的城墙，还有大佛寺、天主堂等众多建筑遍布城内，有些已经遭到战火的破坏，所以同学们才普遍提出保护古迹的建议。最后综合提案时，曾有不同意见。与会后，我恰与艾思奇、沙可夫两同志同住一室，经商量，艾思奇建议征求成校长意见后再定。为此我们专门找成老请示。他深思片刻后随即表态说：“此议甚好，你们青年人很有历史远见。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战争结束后要建设国家，保护文物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这充分体现了老教育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据此，我最后向会议提交了该案。

华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个工作岗位，成老是我的第一位直接上级。1948年解放战争飞快发展，为了培训大批干部的需要，平津地下党组织大批青年（主要是大专学校进步学生）到解放区，经华大短期学习后参加工作并准备接管平、津等大中城市。1948年夏，华大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到数千人。考虑到即将接管国统区大学的需要，中央委托华北大学负责调查研究情况并就接管政策和改造建设方针提出建议。7月，成老奉命组建华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从华大政治学院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四个年轻人，由成老直接领导立刻开展工作。

这段时间（1948年7月—1949年3月），我们住在成老住处前院，近距离面对面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表面看他不善言辞、作风稳重、态度严肃，湖南乡音浓重，令人有些敬畏，经过这段相处，我们才深切感受到成老确是一位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的慈祥老者。成老直接向我们安排高教研究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计划，据我日记记载如下：

1.工作任务：调研国统区高校情况，准备接收，吸取其优点，建立新民主主义大学制度。

2.领导：由成仿吾校长直接领导。

3.调查对象：华北大学学生。

4.调查内容：（1）机构（校、院、系三级）。（2）工作制度（包括人事制度、薪金等）。（3）经费来源。（4）设备。（5）人物（负责人、教授等的政治面目、政治背景、派系、社会关系、群众关系等）。（6）学生组织。（7）学校地位（包括学生出路、校友会等）。特别要注意理、工、商学院的专业人才、仪器设备及器材。对人物的政治面目判断，不仅要反映从国统区到解放区来的进步学生的看法，也要反映中间学生的看法。

我们根据成老“实事求是、广泛调查研究”的方针，拟定了详尽的调查提纲，先后在数千名华大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群众性的调查研究（包括问卷调查、专门座谈、个别访问等方式）。然后经过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撰写了有关高等学校情况的综合介绍及专题报告。成老还亲自主持由吴晗、尚钺、何思敬、李何林、丁易、何干之、丁浩川等专家教授参加的专题座谈会，就未来高校接管、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经成老审定后成文上报。成老手把着手教我们做调研，指出：不主观，不武断，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群众性调研；对过去高校要敢于提出一分为二、吸取借鉴其有益经验，接管改造旧高校，建设新型大学的原则意见。

1948年底，济南已经解放，解放军即将解放太原。考虑到该两市都有高等院校，成老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准备派我们亲赴接管第一线实地考察，了解第一手实际材料。为此先派杨犁赴太原前线待命，接着又派我去刚解放的济南。行前成老找我谈话提出：该市是我们解放较早的大城市，有数所大专院校（包括文理工医，还有教会学校），接管高校中的经验教训，对平津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参考价值；你原是山东大学学生，高校方面相当熟悉，这些是你的有利条件，所以决定派你尽快到济南去。接着成老交给了我一封致其老战友、时任济南市市长徐冰同志的亲笔信。信未封口，当即让我看了。此信兼具公私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介绍派我去济南的任务，希大力协助；另一方面表达友情思念，通报家人情况。最后成老郑重嘱托：你是单独执行重要任务，一定依靠济南组织和徐冰市长，相信会不辱使命。由于突接国民党骑兵欲袭击石家庄的情报，成老告知华大将紧急疏散至邢台，要求我办好手续，立即启程。当晚到达石家庄时，已是一派临战景象。街上广播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迎击进犯敌军，东去交通已军事管制，我辗转找到铁路局局长刘建章（我参加华代会时曾访问过他），获得军用通行证及免费车票，连夜乘车到达河北束鹿王家井站（铁路只修复至此），然后独自行走数日，到达济南市郊黄河渡口——洛口铁桥时已是傍晚。当时已届初冬，警卫战士都在河畔燃起篝火取暖，不料检查站突然扣押了我，原因是济南军管会主管后勤的处长携巨款外逃，正下令通缉，此人恰恰也叫石磊。经我再三解释，他们仍不放行，直到看了成老给徐冰市长的介绍信，在我坚持要求下给徐冰同志打通电话后才派车连夜把我送到市内住下，时间已是深夜，所幸总算有惊无险！次日，徐冰市长接见了我，并交代有关部门：石磊是华北解放区的客人，工作需要可参加文管会一切有关会议，可阅读有关材料，可到有关高校了解和访问……并告诉我，有任何问题和困难可直接找他。交谈中徐冰还深情回忆了与成老的长期战斗友谊。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征农也接见了我，文管会负责人李澄之还多次与我交谈。此后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向成老寄回了十余份调研汇报，这些报告成老都批给高教研究会并亲自审阅，做了圈点和批示。我在济南出差月余，成老几次写信，布置任务，指导工作，还亲自写信给徐冰市长，请他帮我母亲在山东农学院安排了工作，充分体现了老领导对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困难的关怀！

1949年春，华大迁往和平解放的北平。高教研究会部分人员及有关档案资料并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据说这是文管会成立后接收的首批有关接管高校的档案和建议方案，对工作起到了良好的参考作用。

我留在华大工作，在校长办公室短期任秘书。有一天成老突然找我，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由于华大生源过多，校舍已容纳不下，领导决定要我去天津筹建华大分校，规模两千人左右。我急问哪位领导同志负责？成老笑答：就是你。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一个工作不到两年的22岁青年，哪能担此重任？成老见我犹豫，就和蔼地说：不要怕，依靠组织，大胆工作，相信你会胜任。见我仍有忧虑，成老又强调：吴老下月将由正定来京，专门过天津，要带你去见当地领导同志，请他们大力协助，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他们解决。成老还对具体工作及注意事项做了详尽指示。就这样，我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忐忑心情，只身到了天津。

当时天津刚解放，战火破坏严重，社会秩序不稳，接管工作困难，社情复杂，百废待兴。市内尚存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敌特活动相当猖獗，夜间经常听到冷枪声，组织上给我配备了一支短枪防身，可我还不太会用……筹建之初，步履维艰毫无进展，当时华北革大也在天津筹建分校，负责人是曾任石家庄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老干部毛铎，这与华大派出的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眼看人家工作顺利，我心急如焚。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市南郊中学——特一中学，第一批百余新生陆续入学。幸亏华北联大教务处原处长林子明同志调任天津教育局局长，帮我们给新生上了第一堂课。下来就由我唱起了独角戏，把刚从华北联大学来的那一套全搬过来。没有干部就从学员中临时抽调了参加党外围组织的陈金藻、王顺保两位同志帮助工作，分校总算开张了。困难之际，4月吴老过天津，带我见了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同志。他向许介绍说：别看石磊是个小青年，他是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山东大学参加过爱国反蒋学生运动，现在作为我的全权代表来筹建天津分校，希望你们全力支持帮助他开展工作。吴老的嘱托，许当然满口答应，此后工作果然比较顺利，但校舍仍然难觅。市内遭战火破坏极大，找了多处，房屋均破损严重，其间还发生了一次意外。有一次我去找许，由于许正在开会，秘书让我在会客厅等待。谁知他竟无意间反锁了门，关了我大半天，引起了极大火气。加之看到接管工作中一些缺点，一时气盛，我向陈、王两人简单交代了工作，只身回到北京，要向成老汇报情况。成老简单问明情况后，不动声色地要我休息后找尹达同志详谈（尹达是著名历史学家、老党员，时任华大教务处处长）。晚上我敞开思想向尹畅谈。主要是根据在天津几个月所见所闻，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巩固新解放地区，甚至建议中央不要立即大军南下，待巩固后方后才能顺利解放全中国，等等。现在想起来，当时认识极其片面，而且真是“胆大包天”，但也反映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一片激情。尹达同志开始静静听我发言，继而与我展开讨论、交锋。我仍不服，继续争辩。两人平等地讨论了大半夜。尹一方面肯定我关心党的革命事业，敢于直言陈词，是有革命觉悟的表现；另一方面又严肃指出我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毛病，直到次日凌晨才使我茅塞顿开，心服口服。这时他才严厉批评我：未经组织允许，擅离职守，丢下工作和百余学员于不顾，是严重失职行为；天津情况那么复杂，出了问题怎么办，你想过没有？这一猛掌，使我猛然醒悟，深感愧疚，当即表示马上返津。尹见状又温和地说：重任在身，所以严格要求你，错误认识了就好；你也是出于好心，是关心革命事业；赶快到里屋打个盹，吃了早饭再走。

清晨，我轻松地回到天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5月觅到一处校址——前意租界意国兵营。近500名学员迁入新址，建立了华大天津分校9区队。不久配备了分校领导班子，宋涛任区队长，我任第一班（89队）班主任，至此我才算松了口气。经过半年，天津分校两个区队（9、10区队）2 000余名学员毕业，分赴平、津、西北、西南地区工作，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分校完成了历史任务，宣告结束，我又调回北平华大工作。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