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是我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标签。概括起来，我的新闻人生涯有四个阶段：梦新闻、学新闻、干新闻、管新闻。从大学开始，算是真正投身了新闻事业。1964年到2004年，总共40年。

踏出大学校园是在1970年，我被分配到安徽一个部队农场。那个时候没有不想去的念头，都是统一分配，让你到哪里就到哪里。

部队农场在安徽的北部，淮河边上。我在那待了一年半，种豆子、种麦子、种玉米。因是在部队农场劳动，我担任排长，还被省军区政治部找去搞了一段时间的军区新闻报道员工作。之后就是再分配。我因为从中学起就有从事新闻工作的强烈志向，所以当时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做新闻工作。当时去不了《安徽日报》、安徽电台、安徽电视台这样的地方，最好的新闻工作是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报》，我说我就到那去。于是我就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铸管厂当新闻干事兼《兵团战士报》记者，也就是驻厂的记者。在那里工作了大概四年，再之后我就被调到省里工作了，正式踏上新闻工作这条路。

从事新闻工作，应该说拥有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不多的。我干过地方新闻工作，也干过中央新闻工作。论平面媒体领域，我做过最高的职位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论通信传播领域，在新华社我担任过安徽分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三个分社的社长。论广播电视领域，我曾经做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局长。论对外宣传领域，我曾是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成员。论新闻管理领域，我担任过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简单说，就是我从事过的新闻工作领域很多很全。

几十年从事新闻工作，确实见识了很多时代与社会的风云变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经历令我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刻的有：我在新华社安徽分社当记者时，曾与同伴骑车千里调查安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气象；曾冒着风雪，顶着舆论压力，报道了率先雇工发展私营经济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引起广泛反应。我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的时候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报道都是由北京分社负责。事件其实持续得不长，4、5月份开始6月结束，总共五六十天的时间。但这的确是极其尖锐和复杂的斗争。那些日子，我整天在天安门广场，和记者们讨论、研究，商量当天的报道怎么处理，播发什么样的稿件，怎么样能够真实客观地向社会报道，正确引导舆论。一方面要考虑如何面向学生群众，另一方面也要向中央及时反映，这在当时真的是极端严峻的考验。所幸，在我们的努力下，分社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

后来我调任去了《光明日报》，从副总编辑到总编辑，也是不断地遇到困难、克服困难。困难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困难就是《光明日报》有个别编辑记者卷入到了政治风波中，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的思想扭转过来，重回到中央的精神上，这是一项严肃而重要的工作。经济方面的困难主要是欠账。报纸的发行量下降，于是报社开始尝试经营。大家没经验，政策也不明确，都在探索过程中。当时报社办了很多家公司，这些公司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务，最后都让光明日报社来还。我当时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是法人代表，经常收到法院传票。

面对如此窘迫的现实，只有一条出路——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光明日报》的困难，通过改革来发展《光明日报》的事业，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我提出报纸宣传要“十二变”，要变得生动新鲜、尖锐泼辣、切中时弊、引人入胜、独具特色。随后，全国第一个电子采编平台在我的推动下在报社诞生了。把所有的编辑记者都从办公室里请到电子屏幕前，在电子采编平台工作，这也是新闻报道方式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一手革故，另一手也要鼎新。我当时给《光明日报》设立的目标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有特色的报纸，绝不能办成第二张《人民日报》。客观现实摆在眼前，发行量下降，重要新闻肯定是《人民日报》首发，尽管《光明日报》是第二张中央党报，但毕竟不是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影响力比《光明日报》更强。当时采取的策略是，紧紧围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宣传方式发展《光明日报》，我们叫作两重开路：靠重要文章、重要报道这两重开路来扩大《光明日报》的影响。当时出了一批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的报道和文章，《光明日报》重现光明。现在回头看，大家都觉得那段时间是《光明日报》发展比较好的时期，走出了困境，也办出了特色。

我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时候，可以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在那段工作期间遇到了很多大事，譬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譬如1998年抗洪，譬如1999年“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譬如小平同志去世，譬如1997年的香港回归、1999年的澳门回归等，不一而足。我当时主管全国的新闻工作，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组织和指挥具体的新闻报道。比如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就是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当时天天晚上全国各地的电话不断，都是在问舆论把握的问题。怎么样既表达出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同时也体现出对新一代领导人充满信任，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充满信念，这个“度”媒体一定要把握好。当时，我在中南海日夜工作了十二天，直到随同中央领导同志坐专机把小平同志的骨灰撒向大海，在飞机上签发了最后一篇重要稿件，我对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再比如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在南海，我们的飞机被美国的飞机撞下来了，一名叫王伟的飞行员牺牲。当时我们要求美国道歉，但美国只说了一个“sorry”，拒不道歉。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握好斗争的方式和程度尤其重要，为此我们费尽了脑子。又比如我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三名中国记者牺牲，国内群情激愤。新闻报道如何把握好？一方面允许学生上街游行，到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可以扔汽水瓶、西红柿之类的东西，但是不能采取点火、打砸等过火行为。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工人上街，工人一上街局面就控制不住。其中分寸的把握，确实很难。

我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当局长的时候，也有一段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是主抓广播电影电视的改革发展问题，推进媒体融合。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抓我们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的覆盖问题。因为当时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像西藏、新疆一些地方只能听到外台，听不到我们自己的广播，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电视。那个时候中央专门搞了一个“西新工程”，就是西部地区西藏、新疆广播电视覆盖工程，我当时任领导小组组长，就负责这个工作。我们去西藏、新疆边远地区调查研究，天天一身灰一身汗，做了整整两年工作。这项工程有效地改善了西藏和新疆等民族边疆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扭转了原来广播电视覆盖能力弱的问题，对于正确地引导民众舆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新闻工作，难免会遇到压力巨大的时候。国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应该说的的确确各方面的压力都是很大的，尤其是新闻工作。这个时候怎么解压？我的想法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要坚决听中央的指挥，中央会做出正确的决策。第二是要相信我们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是心向党、心向祖国、心向人民的，尽管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但总体上我们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以后，正能量就能发挥出来。第三是要靠自己，怎么样把中央的精神和当时的情况研究透、掌控好。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中央都要决策，因为我是管理舆论工作的，所以决策过程都会请我参加。我既要给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同时又要很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并且贯彻落实，这的确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上头和下头，这两头都要吃透，对管新闻工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硬功夫。

总之一句话：相信党，相信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DbU3urRLZAb1UVjPyDyP7QfHMoDY5i1cXQYlWpF2HKRQ/ykO9MJ9nqE7rAGwLp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