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绍兴出生在杭州长大的。杭州民间有个说法，叫作“杭州萝卜绍兴种”，意思是很多杭州人的根都在绍兴。我就是比较典型的“杭州萝卜绍兴种”。按照现在的说法，我的家庭是典型的农民工家庭。我父亲长期在绍兴农村务农，实实在在是种田的。我三岁时，父亲到杭州去打工，从此我就在杭州学习和生活，我的家也就落户在杭州了。

家里四口人，父母还有我们两兄弟。到了杭州以后，父亲做的是搬运工，把货物搬运来搬运去，母亲是一个丝绸厂的工人。所以尽管只养兄弟俩，家庭还是很贫困的，上学也很困难。在我印象里，我经常被学校催交学费，于是我就到父亲单位里面去找父亲要，而父亲就四处向工友借，有时等几天也拿不到钱交学费，回校后还挨老师训斥。有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小学的时候贪玩，小学前面有条河，有一次在河里玩，不小心把书掉到河里面了，河水把书冲走了。一般家庭会花钱再买一本书，但我家因为比较困难，没有钱再买一本。于是我父亲借来我同学的书，用毛笔把整本书抄了一遍给我，我就用这本书上了一学期。

出生在这么一个贫困家庭，又不甘于这样的贫困，正因为如此，我自身一直很努力，学习和其他各方面都很努力。尽管我小学、初中上的都是很一般的学校，但是我高中考上了杭州一中。杭州一中原来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浙江很有名的学校之一，也是一个百年老校，鲁迅等人都在那里教过书。在杭州一中学习期间，我担任了学生会的副主席兼宣传部部长，负责学生的宣传工作。学校有一个板报叫《一中青年》，还有一个广播站叫“一中青年广播站”，当时都由我负责。因为对文艺、文学非常爱好，我还担任了杭州一中鲁迅文学兴趣小组的组长，也写了不少文章。说起来，一段特别的缘分使然：我出生于绍兴，鲁迅也是绍兴人。

我和新闻事业的渊源，也是从杭州一中开始的：中学期间就是我“梦新闻”的阶段。高二的时候我成了《杭州日报》的特约记者，给《杭州日报》写稿子。虽然稿件内容只是反映学生的一些情况，但也算是从事最初级的新闻宣传工作了。有了这个基础，1964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填志愿就决定要上新闻系。当时填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最后如愿以偿，被人大新闻系录取。

能够进入人民大学是一种幸运，当然也和我个人的努力分不开。当时人大新闻系有两个招生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从事新闻工作方面的浓厚兴趣，要有一定的文学和新闻方面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尤为重要，从事新闻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具体到我个人，怀揣新闻理想已久，在高中时又有学生会、《杭州日报》等工作实践的历练，正好符合这两个招生条件，所以一下子就被录取了。

正式进入人大新闻系是在1964年夏天，入学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当时学校西边的校区刚刚建设不久，我们新闻系、中文系还有档案系，三个系都在铁狮子胡同1号上课。这里没有正式的教室和图书馆，是当年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十分拥挤。这样的拥挤，大约持续了一年。之后我们转到了新校区，这边也就腾了出来，一部分作为教师宿舍，一部分作为办公区。

包括我在内的那一届学生，都经历了极为特殊的大学学习过程：在学校待了六年。因为1964年入校，之后就赶上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毕业，又没有分配，直到1970年才离开学校。

这六年时间，体验很丰富。首先是学习了一些新闻学的基本知识，比如新闻概论、报刊史、新闻摄影、国际新闻，还有新闻写作这些基本课程。另外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风暴。还有就是参加了不少农村和工厂的社会实践。

说到学习，得说说与众不同的转专业。我入学的时候读的是新闻专业，第二年遇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根据国家新闻工作的需要，经过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了当时我国唯一一个新闻摄影专业。于是，我们五十个学生里头大概有二十几个要分配到新成立的新闻摄影专业去。

然而，新闻摄影专业在当时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当时的摄影记者大都是从体育运动员转过来的，人高马大，就是为了方便照相抢镜头。于是在当时的新闻界，大家对摄影记者形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也是基于这个背景，国家认为摄影记者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也要有高文化层次和比较高的新闻方面的素质，所以决定开设唯一的一个新闻摄影专业。我们五十个学生里不少人都争相报名，我报名后就转到新闻摄影专业去了。这样做，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前进目标和工作方向。

在学习期间，我对两位老师印象深刻。一位是讲新闻概论的甘惜分老师。他参加革命比较早，是从根据地过来的，后来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工作，最后又转到新闻教学岗位上。甘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有丰富的涵养，而且他能够结合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际，来讲述新闻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大家很喜欢听他的课。还有一位是方汉奇老师，为我们讲授报刊史。方老师是我们国家比较权威的报刊史专家，在专业领域，他的知识渊博，资历也深厚，所以能够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穿插着为我们讲一些他所了解的，甚至他所经历的与报刊史发展有关的人物和故事。

当时很注重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结合。在课堂教学的同时，我们每年的寒假和暑假，都要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或者其他新闻单位去实习，所以课堂教育和实践锻炼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还有很多实践是在专业以外、深入社会的。我们曾经到苏家坨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还去过东方炼油厂工地劳动，那劳动时间不短，有几个月。还到过北京特殊钢厂劳动几个月，干的都是最基础、最艰苦、最笨重的一些活。因为技术活我们这些学生都不会干，所以主要也就是搬水泥、拌水泥、拉水泥、灌浆、运砖头，就像现在建筑工地的小工一样。这些活使我们更好地接触了广大的劳动群众，也知道了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生产劳动。这些经历不仅在思想上是锻炼，而且在知识和人生的经历上也是非常好的锻炼。

当年的课余时间，其实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既没电视又没手机，最多是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唱歌、拉二胡或是拉手风琴之类。我的空闲时间主要奉献给了体育运动：打篮球、投标枪、扔铅球。我当时兼任人民大学篮球队队长和田径集训队队长。田径集训队把全校各个系里面有田径方面特长的学生按照不同的项目分成各个组。基本的日程是每天早晨六点半开始锻炼，各个项目各自锻炼。然后上课，到了下午大概四点钟以后再集训。我觉得学校里当时文体等方面的活动的开展，对我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总结起来说，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大概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自己并不好高骛远，想干什么都是依据国家的需要。

第二个特点是当时很注重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结合，课堂教育和实践锻炼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相对来说，我们这批学生在学校期间既有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同时也能够随时进行工作实践。所以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岗位以后没有太大的鸿沟。

第三个特点是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我们那个时间吃住都在公社、工地，又到公社搞社教，又到工厂劳动，而且干的都不是技术活，都是跟工人、农民一起劳动，所以培养了这方面的吃苦精神和群众感情。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