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延安以后，我们到西北旅社去登记，一到那儿就看见几个我们剧团的同志也在那里，还没被分配出去。第二天早上主任来了，让我们到各个窑洞去看看，那里各个单位、各个学校的介绍都有，他说我们到延安来是自由的，愿意考哪儿就去哪儿。我没有上过大学，就报了中国女子大学。

自1940年起，我先后在中国女子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学习。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的一个半山腰上，我们每天早上到延河边上漱口洗脸。在那个时候，延安的早晨是歌声的海洋，所有单位洗完脸都在那儿唱歌，漫山遍野都是歌声。早晨要唱40分钟，然后再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八点多就上课了。我们有很多老师，都是比较有名的老师。

当时我们参加的第一个大的活动就是由冼星海同志亲自来排练的有500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那时候组织了各个学校歌咏队都来唱，由冼星海同志的学生分散到各个文娱队去教。《黄河大合唱》一共是八首歌，两首独唱，一首朗诵，其他群众集体唱的有五首歌。要唱会，要背下来，天天吃过晚饭所有人全都在背，天天背：“风在吼，马在啸……”后来到了1940年的1月份，冼星海同志亲自来合排，就在我们女大的校门口。500人分成四个声部站好，那时候也是很雄壮的。我记得排练当中对我触动最深的就是《黄河大合唱》第四乐章《黄水谣》。唱到“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这四句时，有一个女同志笑着来唱，冼星海同志讲：“小同志，你唱这几句怎么笑着唱呢，这四句歌的主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们领土，有很大的仇恨。作为文艺工作者，你在唱歌的时候要有内心世界和情感，你所想的要融汇到歌声里。”我恍然大悟，很受启发，自己以前唱歌时没有想过这些，原来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唱歌时唱的是什么内容、反映怎样的时代特点，都应该边唱边思考，用心体会作品内涵。后来排了几次，排得很好，我再唱这歌的时候就在想：一个人应该把民族的苦难与祖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投身革命应该是无私的。我唱的时候很投入，唱完以后半天缓不过劲来，所以这也是那个时代给予我的影响。

2月16日，一个西北剧组经过延安，去内蒙古拍一个电影叫《塞上风云》，当时中央知道他们经过延安，而且国民党也同意他们经过延安走，所以当时就讲，要把延安最好的艺术给他们看，他们才能去替我们宣传。因为我们已经被14万军队包围住了，粮食很少，所以要开这个欢迎会，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音响、没有服装，500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台上站满了人，台下也站满了人，把窗户全部打开，窗户外面还站了合唱的人，分成四个声部：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当时的场面是很感人的。这一场《黄河大合唱》让我很受启发，音乐的力量与祖国的威望、人民的苦难是联系在一起的，唱歌不只是为了好听，而是要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来参加抗日，这让我感受到了音乐力量的伟大。

冼星海同志身为伟大的音乐家，给我们上了三次课，我都参加了。第一次他给我们讲了音乐简谱，讲了什么是音阶，什么是音符，什么是节奏。星海老师还让我们试着指挥一下，但是大家都不会指挥，重拍打得不对。星海老师举起手，一下一下打给我们看：“第一是重的，第二是轻的，第三是次重的，就这样连续打拍。”他说我们要打对节奏，这样回去教班里的同学们唱歌的时候才是对的。

冼星海同志来我们学校上课都是从大路上走，要经过一个飞机场，比较远。最后一次来上课的时候，他在山上迷路了，直到第二天天亮碰到其他老师，才知道自己走错了方向。他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有些同学还在等着他来讲课，但是这一天已经上不了课了，大家就让他讲一讲他是怎么在法国学音乐的。他就讲了他学音乐的经历。他的经历也很艰苦，他的父母好像很早就去世了，是他哥哥抚养他。他小时候在餐馆里洗碗端盘子，挣的钱给老师交学费，后来去留学也是依靠很多音乐界朋友的帮助。

他讲完之后，让同学们唱个歌，我就给他唱了《黄水谣》，他给我拉小提琴伴奏。唱完了之后，冼星海同志对我说：“你的声音音色很好听，这样好的嗓子不容易，你应该学音乐。”我说我高中都没毕业，怎么能学。他说，你有这个才能，你的声音也很好，我是音乐系的系主任，你去吧。

后来我就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学习。这时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大学的学制改成了三年，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三个月、五个月、八个月，1941年到1943年都是这样的学制。我们学习的课程也是很正规的，有固定的课程表。延安的教学方案比上海音乐学院要丰富得多，我们还学了很多别的东西。我们每天都要在一个教堂里练声，练两个钟头，早上一钟头，晚上一钟头，教堂里的声音效果很好，唱出来的歌声特别好听。当时学校有音乐、美术、戏剧、文学四个系，音乐系有40多个学生。

1941年，庆祝建党20周年，同时也庆祝郭沫若同志50寿辰，所以选了郭沫若的那首诗《凤凰涅槃》唱了合唱。我们练了两个月，自认为排得很好，学校的同学们也都认为水平很高，可是一到群众中去演出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们都是在广场上唱的，群众坐了一大片，那时候没有音响，什么都没有。群众第一个反映，说你们这么多人在台上唱歌，有时候唱得很好听，有时候有人不张嘴，在台上偷懒。后来一想可不是嘛，四个声部，男低音都停着不张嘴。群众又说你们那些同志啃骨头啃得可带劲了，后来一想，有一位口琴专家，他在那儿吹口琴，没有扩大，没有音响，所以远处看起来就是在啃骨头。我们晚会是强调了艺术水平，但有很多是不适合演出的，是脱离群众的。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文艺座谈讲话，也感觉群众对我们的批评是很对的。要深入群众，要了解群众，要反映群众的生活，所以文艺创作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的生活，群众生活、斗争生活、生产生活，都是可以反映的。毛主席讲得真好，要重视群众黑板报，要收集群众的语言，要了解陕北民歌，要学民歌。所以从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以后，学校课程从西洋音乐向民间音乐调整，向民间学习，教我们学扭秧歌、打腰鼓、唱民歌。开始学校给我们请唱秦腔的老师，老师唱得脸红脖子粗，我说这方法是错误的，怎么听啊。老师说，你学他的歌曲，学他的风格，学他的戏剧唱腔就行，后来还学过青衣的唱法。我们有一个小组，他们到外面收集了民歌都交给我们，从此以后方向开始走对了。到1943年，我们创作出许多民间形式的新内容，演出非常受群众欢迎。

到1944年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丁毅同志教我们唱河北的民歌，还讲了白毛女的故事，后来说正好要给七次代表大会献礼，没有找出好的作品来，听了白毛女的故事他觉得很好，这应该是很好的题材，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于是我们就组织创作者开始写。写完之后，把作品公布在食堂里的黑板上，大家看完觉得词写得太旧，作为新歌不合适，又对作品重新进行修改。后来是由系主任带领了一个小队伍创作的。第一个演白毛女的是林柏同志，她的声音很亮，唱法很自然。《白毛女》一场一场地排，在延安演了好几十场，大家都去看，都觉得很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整个延安城都沸腾了。大家把自己的棉袄和被子的棉花抽出来捆在棍子上，蘸上蓖麻油做成火把，敲锣打鼓，没有锣鼓的就敲打着脸盆，兴高采烈地打着火把出去游行庆贺，延安城的夜空都被火把映红了。

日本投降以后，鲁艺成立了两个团，一个叫东北文艺工作团，是由田方带队去东北哈尔滨、长春这些地方演出的；还有一个是华北文工团，团长是艾青同志。我们这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再加上一些老教员，总共五六十个人参加了华北文艺工作团。到了张家口后就改成华北联大文工团。一两年以后，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我们也就随着改成华北大学文工团，简称华大文工团。

我加入华北文艺工作团之后，从1945年12月份开始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一直演到1949年的5月份，演了好几十场。我不是学表演的，所以刚开始演《白毛女》的时候，我哭不出来，但是唱高音什么的没有问题。高音的技巧，是身体上一定要有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口腔要打开，在声乐的技巧上、声乐的基础上要对。它用这种力量让你的气息慢慢出来了，唱完之后，要有共鸣，要从胸腔到喉腔到口腔到鼻腔，这个技术要有，这就是唱法。1947年郭兰英同志、我和林柏三个人一起参加《白毛女》的演出，我们一直演到北平解放。当初演得最多的是在农村，城市里也演。1948年底，有一次演出很特殊，台底下的人都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头上没戴毛巾，全是地下工作者，他们互相不讲话，都保密的，怕回去出什么问题。我记得演出以后有一个同志出来，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演得太好了，我们太受教育了，太感恩了，你们给我们北平地下工作者很大的力量。这场演出给我的印象最深。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