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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22年，家里算是一个小康家庭。我祖父在县政府当文书，后来我父亲也是在那里工作。之后华阳县、成都县合并为成都市，父亲就在红十字会当会长，每年给穷人发米票，做一些慈善工作。我还有个哥哥，比我大五岁。那时候人们的思想都有些封建，我父亲觉得家里的男孩子应该培养，女孩子上完高中就已经很不错了，能写信、能算账就够了，不需要上大学。我哥哥就上了大学，学的中国文学，因此我小时候老是跟我父亲吵，说他重男轻女，问他为什么我哥哥可以上大学，我就不能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社会一下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需要进行宣传工作，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我当时正在中华女中上中学，学校马上就组织宣传队，出去唱歌和讲演宣传。我从很小就爱唱歌，从幼稚园就唱，于是我就加入了宣传队。这段时期我跟着宣传队唱了很多歌，茶馆、农村、街道上、公园里都去过，没有伴奏乐队，就自己拉着手风琴唱。
我们家里每个月都交十块钱或者几块钱的抗战款支持抗战，但是我父亲就是不太喜欢我去参加宣传活动。他知道我在茶馆里唱歌之后特别生气，说他还没有死，我这么小就跑到茶馆里又哭又唱，不成体统。
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开始建立读书会，学生们组成小组，一起读抗战的作品、鲁迅的小说等，共同讨论。有一次我们小组就请来了一位从延安回来的男同志，请他介绍延安的情况。他说在延安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精神上非常充实，还教我们唱《延安颂》。我们一听就特别向往，很想到延安去，但是对共产党并不了解。
我对战争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轰炸。1939年我在上高中，当时四川遭受了很多次轰炸，我哥哥带着我跑到现场去看。从他的一个朋友家的后门正好能看到被炸毁的街道，倒塌、着火的房屋，还有许多被炸死的人，四肢散落，很惨。看到这个景象，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恐怖。第二次轰炸中，我们这里的发电厂被摧毁，没法点电灯，整个城市一片黑暗，家家户户只能点炉灯。
在那个时代，也不是说有多高的觉悟，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应该为抗战出一分力量。1939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成都招生。这所学校是阎锡山在1937年底建立的，地点在宜川，距离延安非常近。我想先去宜川，再想办法从宜川去延安。于是，在1939年7月，我和我的好朋友相约，一起从家里偷跑出来，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的行程。我们只知道到延安很危险，有特务，有军警，很多青年都被抓了，但并没有多想。临走之前，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请不要找我，我到我向往的地方去了，你们二老注意身体健康。”后来50年代我回到家，我父母跟我说，当时他们也找了个汽车追了我几十里地，都不知道我从哪儿走，没找到。当时家里很担心，就怕我跟什么人跑了，后来收到我给他们写的信，才知道我是去干革命了。到了延安我又写信，后来父亲还给我寄了十块钱。
刚到民族革命大学，学校剧团的团长就问我们来的这批人里有没有会唱歌跳舞的人，大家都说我唱歌唱得好，还会跳舞，团长就让我到剧团去。我说我要到延安去，不想在这里进剧团。团长告诉我，到延安去是秘密的，我不能在这儿明着讲这个话，不然很可能被抓起来；他还说，剧团也是抗日的，我们要在这里等待机会，日后才能到延安去。于是我就留在剧团里参加演戏、唱歌和训练。
到1939年9月，很多人都去了延安，我有两个在剧团的朋友也都被接走了，而我却得了病，发着42摄氏度高烧，躺在床上不能动。到了10月份，我的病稍微好了一点，就和剧团其他两个同志商量着去延安。我们听说有一个同志曾是北京市杂技协会的会长，他介绍过人到延安去，我们就去问他有什么路可以走。他告诉我们：“后山上有一条小路，经过两个黄土山就到了那边，看你们敢不敢走。”我说：“当然敢走。”
第二天，我们拿着一个锅盔，买了一块咸菜，带着一个小的洗脸盆、一盒火柴和一个指南针，大清早就爬到山上去。沿着一条小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碰见了一个出来打柴的老乡。
我们问老乡山上有没有特务、有没有国民党、有没有警察，他说没有，因为山上有狼。他说：“不要紧，我每个礼拜都要上来打柴，你们要小心。当你感觉身后有东西扒着你的背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我给你们两根棍子，就使劲地向后打到它头上。”我们当时很紧张。跟我们一起走的有位姓冯的同志，他说我们参加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狼吗？既然参加革命就要有牺牲的决心，要勇敢地去闯。
本来一天可以走完，可爬了一个山以后我就走不动了。那时候是冬天，还在下雪，天快黑了，不能再走了。我们找到两口破窑洞，拿洗脸盆装了一些雪，把雪烧开了，把大锅盔掰一块，就着咸菜吃，晚上靠着墙就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走，到了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已经走到了安塞，来到了一个村里。村长看我们都是革命娃，十分欢迎我们，让我们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家里虽然能吃上饭，可生活并不好，被子都是破破烂烂的，但他还是给我们吃了小米饭。临走的时候，我们几个只在衬衣和短裤外面套一个棉袄，把其他的衣服都脱下来，连同剩下的锅盔和咸菜都送给了老乡。一位大娘跟我说：“你不能走，往前还要翻过一座大山，你眼睛这么大，脖子这么细，怎么爬得过。”我跟大娘说我能爬过，这座山我一定能过去。解放区的人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感动，当时我都哭了，觉得解放区的人怎么这么好，我们才来了一天，他们待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再次上路的时候，我们骑着毛驴走。送我们的老乡一边走一边给我们唱歌，唱了好几个，他说这是陕北的民歌，我高兴得不得了，他唱一句，我就跟着唱一句。后来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几拨从西北来的人，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