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的时候是在西郊校区，当时历史系是在南五楼。记得8月31日开学典礼那天，由系主任、全国一级党史教授（唯一的）何干之做报告，欢迎新生的到来。当时我们党史专业全国只招收一个班，42名同学中（全校新生共587名）34名男同学，8名女同学，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19个省份。我们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六个人住一个房间，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铁炉子，每天轮流值日。冬天天气寒冷，手脚很冻，我们南方来的同学还光着脚丫子在操场上打球。当时上大学国家大概每年补助四五块钱和一套棉衣棉裤，用来在北方过冬。学校的伙食还是很不错的，每月从十七元五角钱的助学金中交十五元五角钱伙食费，天天有肉吃，顿顿吃得香，我感觉每天都像在过年一样。食堂做的窝窝头、苞米 粥配芝麻萝卜丝咸菜，我喜欢。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师傅烹调的圆茄子红烧肉末，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一个月下来，我的个子长高了，体重增加了，人也胖了好多。

考上大学，非常开心，考入全国四大重点大学——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之一，更加开心。我入学后就读于人大四大重点系之一——历史系（后变更为党史系）党史专业，倍感自豪。班级政治辅导员董玉麟老师是当年刚毕业留校的一位新教员，与同学年龄只差几岁。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吃住和我们在一起，上课时陪听，课余时间约班干部开会，找同学谈心。第一学期，我们开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近代史、语文、俄语等，任课老师沙莲香、刘美珍等都是教学有方、和蔼可亲、引导学生进步、关心学生生活的优秀教师。我们系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有全国极其著名的何干之、尚钺、孙家镶、胡华、戴逸等一批老教授、老学者、老专家，还有李焕昌、李文海、刘惠、何沁、杨德福等一批懂得教学、擅长业务的优秀行政领导。他们为我们系以及人大的教学、研究和发展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非常敬重他们，爱戴他们。

第二学期，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大学要把社会当作工厂深入下去的指示，学校开门办学，从西郊搬到京郊苏家坨龙泉寺。这期间，白天，我们一边上课，一边脱土坯，计划建设新校舍。工地上，大家忘我劳动，干劲十足，弯着身腰，争先恐后脱土坯。干完一天活，还要统计、公布每人的脱坯数量，很具竞争性。记得我们班上的曲文章同学，人很瘦小，但他一天下来脱土坯达1 600多块，创全班最高纪录，大家都向他投去敬佩的眼光。晚上，我们轮流到四里外的聂各庄农民家串门，拉家常，了解情况，进行社会调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0月我们从郊外回到了学校。1969年11月，学校接到北京市的通知，我们全系师生转战八宝山砂石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砂石厂工人“敢与天地比高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气概，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对工作高度负责的主人翁态度，给我留下了至今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工人师傅的革命精神鼓舞下，我们坚持白天干活，挖抬砂石，夜间采访、调查、编写劳动模范王承德的先进事迹，进行全厂广泛宣传，在砂石厂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劳动中，我们迎着风沙，冒着寒冷，在先进人物的精神感召下，忘记劳累，埋头苦干，身体受到了锤炼，思想得到了升华。

1970年5月，我光荣地当选为人大“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并和其他10名代表一起离京赴赣，参加在江西余江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心得交流，受到学校组织表彰。

7月18日，历史系党总支在人大东风楼三楼召开全系党员大会，按照党章规定，民主表决通过了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议，这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天；7月21日，学校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时至今日，我已是有49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在此，我要感谢伟大的党，感谢亲爱的母校，感谢人大抚育之情，感谢老师教诲之恩，感谢同学纯真情谊。

在母校五年的学习、生活，尽管受到“文革”的影响，只学了基础课本，专业知识缺失，但是，大学毕业后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认真总结，在实践中不断历练自己的人生，增加自己的经验才干，丰富自己的各种文化知识。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