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人大已经搬到了西郊，学校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没有现在这么气派堂皇。当时学校有一栋教学楼，对面是图书馆，宿舍是一排二层楼的房子，分别叫南一楼、南二楼、南三楼，我们住的是南一楼。男女生住在一栋楼里，男生住一层，女生住一层，宿舍相互之间分得很清楚，大家彼此之间都很融洽。伙食也非常好，一个月交15块钱的伙食费，每天有肉、有鱼、有青菜，搭配得很好，而且每个星期加一次菜。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国家形势不是很好，但是大学生的伙食经费是有保证的，特别是农村去的学生，他们享受的补助就更多一点，基本对家庭没有负担。

当时我家里每个月给我20块钱，我交15块钱伙食费，还有5块钱零用，也差不多够用，所以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好。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唯一不习惯的就是吃粗粮，但是我们同学之间互相调剂，北方的同学可以吃粗粮，他们把细粮票换给我，我把粗粮票换给他们，互相帮助，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好，那时每个人每个月粮食有30斤定量，有些食量比较大的男同学，一天三顿饭大概能吃一斤半左右，30斤定量哪里够吃？女同学就会把自己的定量匀给他们，保证他们基本上能够吃得饱。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是那么充裕，但同学之间互帮互学，风气非常好。在我们系里面，有几个学生是高干子弟，他们住在北京，条件相对好一点，平时骑单车到学校来，当时单车非常稀有，他们的单车就成为我们同学之间经常借用的交通工具，大家有谁上街去玩都会找他们借。他们穿得也很普通，跟我们一样，不把自己当成高干家庭子弟。

我们课余的生活也很丰富，去八达岭、香山、颐和园，三五成群地结队去玩，有条件的同学就做东，星期天改善改善生活、照照相，至今我们还留有一些当年学生时代的照片。最近我们组织了一个群，是1965年入学时我们班的，叫作“65南一楼”。大家在网上交流，非常感慨当年青春的生活。

在学习方面，应该说能够进入人大新闻系学习，大家的基本功都非常好，之后在学术上，或者其他方面有成就的同学还不少。我们新闻系比较让人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的杨毅，他是广东人，在学校的时候非常刻苦，经常看书，毕业以后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之后留在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员。后来他写了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这套书还做了高校的文科教程；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写了很多书，成为一个著名的现代文学史专家。

第二个是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大概在2017年，我去深圳的时候，还见过他。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这得益于学校的教育，他读书比我们多一点，因为我们搞了四年“文化大革命”，而他则基本上念完了课程。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是偶然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他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学校这段日子对我们来说意义是很大的，我们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但是学校给我们留下的正面的能量、正面的教育，特别是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在我们以后人生的旅途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这届人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经历了动乱，后来大家分派，闹得很不愉快，也曾经有见了面都不说话，甚至是很敌视的时期。经过反思，过去那些有激进言行的人，他们也认识到错误了。所以现在我们在群里面，都觉得这么大的年纪还纠缠过去的事情干什么，大家互相之间也能冰释前嫌，非常友好地交往。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