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出生于河北省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大哥与我同父异母，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就跟家里人分开了，后来也不太与家里联系；我的姐姐结婚后就离开了家。小时候家境贫穷，依靠父亲耕种家里仅有的五亩地根本不够维持生计，因此还要给别人打工补贴家用。

我上小学时，农忙时节都要停课下地干活。农事忙完回到学校，老师就在下课后把我留下来补课。我13岁时小学毕业，留在学校当了一年工友。后来由于农村缺少老师，小学毕业的人经过考试就可以当小学教师，我又在农村当了两年小学教员。

当时我就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那么低，将来该怎么办？恰好我的二哥此时已经在通县的一个粮店当了十几年学徒，挣了一点钱，就把我送到北京来考中学。那时候是日本投降前夕，好多私立学校都改成了公立，我后来所在的育英中学原本是个教会学校，这时改成北京市第八中学，学费按照市里的标准收取，于是我在1944年来到了育英中学学习。全面内战爆发后，我的家乡属于国民党管辖地区，村里的情况就由于战争的打响开始混乱起来，我二哥在这场混乱中被打死。这意味着，供给我上学的后台倒塌了，而我这时才刚上了一年半的中学。

所幸当时有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同学，愿意让我住在他的家里，继续完成学业。此前我常去他家中，他的父母对我也很好，觉得我不能上学怪可惜的，又是他们家里独生子的好朋友，便也同意我留下来。留居同学家中时，老家的亲人也会弄点粮食和其他东西到北平来供给我，我就这样继续上学，直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以后，我没有钱继续上高中，便就又没有出路了。为了谋生，我在北平当过临时工，也曾在春节前后到三河县的集上贩卖过杂货，然而生活仍旧没有着落。

还与我保持联系的同学们，说我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在1948年的4、5月份，我通过一个姓周的老同学，认识了北京大学一个叫谢渝生的人。谢渝生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过了几天后，他便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北大地质系的学生。这个地质系的学生给了我一卷报纸似的资料，让我5月底的时候拿着这卷资料去北大红楼四楼楼顶的平台，会有人在那里找我。5月底在北大红楼楼顶，我等来等去等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有点胡子拉碴，大概30岁以上，不像是个学生，看见我就问：“是老先生让您来的吗？”我说：“是，谢渝生。”然后他告诉了我一条从这里到解放区的路线，又说如果到了天津南边的陈关屯，会有一个火车旧通道，火车由那里向前不再通车，要从这个地方过一条很小的河，但是会有国民党的封锁线，国民党军队会拉着铁丝网，一个人一个人地轮流检查通过。

我和那个曾经留我住在他家的同学一起走，因为不能暴露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跟任何人说去了哪里，连家里人也不能说。过国民党军队闸口时，他们要全身搜查，身上有多少钱都要没收，不过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钱。过了闸口有一辆农村的细轱辘大车在等着我们，这个车载着我们经过青县，到达沧州。沧州有一个地方叫红楼，当时都被国民党军队炸烂了，在这个破楼址边上有一个文教会，那是咱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专管文化、教育的机构。我们坐着大车到文教会，下车后还没有钱付给人家车费。

到文教会一敲门，出来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带着手枪，我们对了暗号后，他们招呼我们进去。我说：“我们的车钱还没有给。我们坐车来的，没有钱给人车钱。”“你们先进屋，进去休息，回头给你们包饺子吃。”后来我们吃了荞麦面的饺子。

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们送上了往石家庄走的路线。白天因为有国民党军队轰炸，不能赶路，只能夜里走。走了几天我们到了石家庄，后来又从石家庄到了正定的华北联大。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