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临近毕业，向党交心时，我想我毕业一定去最艰苦的地方。我要求到西藏和新疆工作，是真写的血书去的，因为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党供养我。我要求去西藏、去新疆，去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最后，组织批准让我去新疆。这个选择是对的，我终生不悔。

到新疆我就到计划委员会，一直在计划委员会工作了23年。那时候，我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和三天的汽车才到乌鲁木齐。我是1960年9月到的新疆，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新疆很困难，但荒地很多，所以就派我去挖土豆，又去割麦子，1961年又劳动了半年。机关种了一万亩地，补充大家生活。我先是当大田队队长，又留下来当农场场长。1961—1964年，我就一直在农场干活。那时候，国家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就更加拼命地劳动。那些年长期的基层工作，培养了我，锻炼了我，使我更加懂得了生活，了解了百姓的疾苦，锻炼了我处理实际工作中难题的能力。1964年冬天我才回到机关工作。在开展整风运动的这几年，党员队伍并没有发展，但1965年刚一恢复发展党员，我是第一批，整个机关就发展了我一个。

此后的十多年，我一直在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在财商处、物资处、人事处、基建处、综合处等都干了个遍。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紧缺，重大经济问题研究都在计划委员会，研究完了之后报政府批。所以在计委开会就特别多，劳动力问题、资金问题、发展问题、农业项目、工业项目等都在计委研究，然后拿方案报政府批，但真正的方案都在计委处。计委是工业的问题请工业厅、农业的问题请农业厅、商业的问题请商贸厅来，大家都要求计委拿方案跟大家一块儿商量。当时的计划委员会里大部分职位都是年龄较大的老同志兼任的，我是最年轻的，所以每天都会有这样的声音：“黄宝璋，拿个方案出来。”“黄宝璋，这个项目行不行，拿个修改方案出来。”“这个项目行不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拿个方案。”我说好好好，就认真筹备拿方案，每次计委开会讨论时，都是领导主持，我负责把研究的方案向大家汇报和讲解，汇报后再汇总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在之后北京的多次会议中，组织上也让我承担了一部分具体汇报有关新疆经济工作的方案。每次都是这样，大家就认识我了。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四化干部”（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用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1983年，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当时还是自治区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处长，我原以为自己可能会当计委的副主任，因为我对计委其他各处的事都明白一点。结果，新疆组织上选举我当自治区副主席，一选完马上告诉中央党校了，中央党校就通知了我。我当时听到惊呆了，我说你们别说错了，我一个小处长，怎么当副主席？我这级别差得远着呢，我也没那水平。后来，中央工作组的同志说：你不知道，有200多个厅长都选你当副主席。我说200多，不可能，怎么会有200多个厅长见过我？他说：“大家早就认识你了。”

后来，我更觉得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能忘记母校的教导，不能忘记人民的重托，我就更加勤奋。两年后，我做了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当时的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全疆87个县我跑了84个。我协助自治区主席走遍天山南北，深入农村牧区、工矿企业调查研究。为制定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我来回奔走于新疆与北京之间，向中央反映新疆的经济发展情况，要让世界认识新疆，要让新疆认识世界。我热爱新疆，热爱新疆的山山水水，热爱新疆的一草一木，热爱新疆的各族人民。我当时就希望把一生都献给新疆。 FJMd1Aff2JHGFGJcTGitRGK8bxUGCQgDdibG6Lgcntft7DBpZBvOeiMpgYVdrd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