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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以来战争频仍、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的局面。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实践。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教育。毛泽东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育事业逐步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恢复和探索。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为教育的恢复和探索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一开始都拒绝承认并孤立新中国，中国在政治上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只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往来，而这种政治上的“一边倒”必然引起其他方面的连锁反应，在教育上即出现教育的“一边倒”——倒向苏联。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初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发展模式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样板。
在教育制度层面，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学制，一直沿用至今。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之前仿效英式、美式的高校体系改造成仿效苏联式的高校体系，减少综合性大学，增加专科性学院，目的在于迅速培养建设人才。
在教育内容层面，高校大量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2—1956年，共翻译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1393种
。在中小学，自然科学参照苏联教材编写教科书，取消初中外语课，高中外语课为俄语，只有少数高中保留英语课。
在教育理论层面，1949年以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思想是英美教育思想流派，初期以赫尔巴特为代表，后以杜威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西方采取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中西方之间正常的文化、教育、科技交流亦中断，中国教育全面引进苏联教育理论，同时也开始对西方教育理论进行批判。
中国教育这次彻底、全面的学苏，虽然有一定弊端，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对外开放、走向现代的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盘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情况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国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反思，此后我国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也在探索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开始强调中国教育的本土经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17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开创时期，也是教育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
1．对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的反思
1956年8月，在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指出，应“积累和总结本国经验，更密切地结合中国实际，认真地进一步学好苏联先进经验，同时也吸收其他国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1957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道，“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作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结合不够”
。毛泽东则提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古典文学要减少。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机械照搬苏联教育的做法进行反思。在实践中，也有相应的修正，比如中学恢复英语课教学，并规定中学教英语和俄语的比例为1∶1。在教育理论方面，中国开始对被国内教育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凯洛夫的《教育学》一书进行批判，这是中国教育理论界独立思考的开始。这些做法表明，中国的教育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重新审视外来的经验，开始了教育本土化和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此后，中国教育也有过本土化的尝试与努力，如“大跃进”时期的“教育革命”。配合国家建设过程中“多快好省”的目标，教育上也开始进行缩短学制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改革，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教育改革，但也是一次建立符合本国特点的新教育的尝试，显现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现代化的迫切渴求。
2．“三句话”与“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1957年2月至1958年9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相继提出了两个教育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三句话”与“两个必须”。
“三句话”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批判和揭露；同年6月，波兰政府武力镇压工人游行，发生流血事件；10月，匈牙利也爆发骚乱……国内国外的局势引发了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视。在当时的语境下，“三句话”的教育方针更多地指向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表述，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表明新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其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而教育方针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者”，它鲜明地标示出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表明了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执政初期努力提高工农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
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国共产党对教育方针进行了重新表述，提出“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个必须”的提出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估计与判断有关。毛泽东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战线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夺，因此，教育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理论界拨乱反正，开始反思这一时期的教育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对我国教育方针进行了重新定位和重新表述。
3．面向工农的教育实践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详细阐述了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定位。其要点是：第一，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第二，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第三，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第四，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着重为工农服务
。新教育旗帜鲜明，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教育，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坚定不移地面向工农，服务工农，工农具有教育优先权，打开了工农通向教育的大门。在实践中，一方面，教育进行阶级转向，由精英教育（高等教育）转向服务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剥夺和限制剥削阶级的受教育权利；同时，教育重新进行阶级定位，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服务，为工人阶级的政权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另一方面，农村实行普遍的初等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和正式以及业余的初等教育，从而最快、最大限度地提升农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农大众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同时也迫切期待在文化上翻身，急于迅速摆脱文化落后的状况，因此，在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之间，往往更多考虑需要。总的来看，20世纪50年代教育事业以快速扩张为主，强调教育发展的速度和数量；60年代初则是强调教育发展的质量，强调教育发展的巩固和提高。在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及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发展成就
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制度初步确立，正规的大、中、小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业余教育、学前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扫盲教育等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以扫盲教育为例，以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在广大工人、农民中开展扫盲教育。结合工人、农民生活实际，通过夜校、速成识字班、读报组、冬学、田间地头小黑板识字等灵活多样的途径开展扫盲教育。扫盲教育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1965年的十多年间，共有近1亿青壮年文盲脱盲，文盲率迅速下降至38．1%（见图2-1）。
图2-1 1949年、1978年的文盲率
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教育事业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仅1949—1958年的十年间，就有1600万妇女脱离文盲，女童入学率和妇女识字率都大幅提高。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由1952年的49．2%增长到1978年的94%（见图2-2）。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为11．7万，1978年增长到228万，增长了近20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49年的1．56%增长到1978年的2．7%（见图2-3）。教育经费大幅增长，由1952年的8．95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65．6亿元，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1952年的1．32%增长到1978年的1．78%（见图2-4）。
第二，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面向工农大众，极大地增加了工农大众受教育的机会，提升了其受教育的水平，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图2-2 1952年、1978年小学教育在校人数与净入学率
图2-3 1949年、1978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与毛入学率
图2-4 1952年、1978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第三，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阶级性质和目的，同时也确立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
第四，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科技文化精英，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5．“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断裂
“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提出之后，随着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出现了越来越“左”的倾向，对教育的基本估计和判断也严重偏离实际。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突出教育的“无产阶级专政”功能，过分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及进行错误的学术批判等。从1966年5月北京大学校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教育陷于停滞、倒退，教育质量一落千丈，对中国教育造成的破坏之大、灾难之深，史无前例。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出现了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