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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于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
新文化运动中，各种西方思潮大批涌入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在教育领域中，李大钊、陈独秀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正确地阐明了教育的性质。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阐明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杨贤江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教育著作，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教育理论的著作《新教育大纲》，以及我国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历史的著作《教育史ABC》。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此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教育问题都是会议的重要问题。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
一方面，教育要面向工农大众。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下层民众几乎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广大妇女基本上被排除在学校大门之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代表的是工农大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教育上，也要面向工农大众办教育。
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与会代表们讨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会后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都要求“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当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又利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山东济南召开第八届年会的机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济南劳动周刊社及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合向大会提出《劳动教育建议案》。1925年5月在广东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会代表代表了全国54万工人群众。此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工人教育决议案》，阐述了工人教育的任务、内容、方法和重点等内容。它提出工人教育的任务，一是“促进阶级觉悟”，二是“训练战斗能力”。阶级觉悟是“工人阶级所以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动力。工人教育的内容，不仅应注意工人日常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在于“用这些日常生活知识材料，说明其原因结果，引用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并且要着重“在行动中去教育工人”。关于工人教育的实施方法，《工人教育决议案》指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阅书报社、化装演讲、公开演讲、游艺会等，都是进行工人教育应采取的形式。其中应以补习学校为重点，通过它来教育成年工人和青年工人，以服务于当前的斗争；也要次第创办工人子弟学校，以培养有力的后备军。
在农民教育问题上，当时的乡村教育，私塾和学校同时存在，要么不适应日益变化的现代社会，要么不合乎农民的需要。面对当时农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地农民运动时都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在拟定最低限度的政纲时提出，在教育方面，“（一）普及乡村义务教育。（二）以地方公款十分之五以上办乡村学校”
。1926年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提出，在教育方面“一、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二、由县政府拨款办理农民补习教育”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农民普及义务教育的，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办教育，才能实现农民教育的普及，这种教育才能真正合于农民自己的需要。
另一方面，要改革教育制度。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提出：“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学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
此次会议还通过了青年团教育工作的行动纲领《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提出要开展“青年工人和农人特殊教育的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六种教育运动。此外，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在教育上男女平等、实行教育普及的主张。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时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兼广东教育厅厅长许崇清拟定的“教育方针草案”，都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问题上的重要革命主张是改良教育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需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实践。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工农教育发展很快，如湖北在全省总工会下面设立教育局，办了70所工人学校，共200余班。粤、湘、鄂、赣等南方各省也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农民教育运动。在干部教育方面，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上海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等，培养出大批党团干部，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方面的骨干，也为以后的革命干部教育积累了经验。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在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的。革命根据地又分为土地革命根据地（又称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这几个时期的革命任务不同，但均属于革命战争时期，其教育都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
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十几处根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人民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在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同时，兴办人民教育事业。当时，为了取得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胜利，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政权下的文教建设，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为摆脱工农子女愚昧无知的状况，义务教育面向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办学，在积极创办各种形式的小学的同时，还对红军子女和贫寒人家子女入学制定了优待办法，动员学龄儿童入学读书。在学制、课程和教材上从实际出发，旨在“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并依据苏区的实际需要和儿童的接受能力来设置课程和编写教材。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教学和组织师生参加校内外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使得教育与政治斗争和生产劳动紧密联系，也注重在教学中发挥儿童的创造性，用民主的方法管理学生。
第二，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当时，“每百人中不识字的有八十到九十人之多，每千人中能够进学校读书的不超过十五人到二十人。极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文盲。尤其是劳动妇女可以说整个的都是文盲”
。为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苏区的社会教育任务以识字扫盲运动为中心，同时也结合识字进行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旨在提高工农劳动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使其积极地投入革命战争和巩固苏区、建设苏区的斗争。成年男女劳动群众，即工人、农民、妇女等，被组织在业余时间参加教育，具体教育形式包括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众学校、读报组、俱乐部等。
第三，干部教育。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旨在培养、训练从事革命工作的各种干部人才，帮助其成长、提高。在四周都是敌占区的革命根据地，无论是为了适应变化万端的战争环境，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还是为了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都需要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因此需要迅速地壮大和补充干部队伍，也需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为此，苏区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两种方式开展干部教育。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包括文化识字、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主要通过在工作斗争中学习、组织文化识字活动、编辑出版报纸杂志等学习材料、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办各类培训班的形式进行。干部学校往往受到各级共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具体领导，学习时间短，内容少而精，实行教育与生产相联系的方针，一律实行军事化，教学方式相对灵活，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中、东江等地区陆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教育方针继承和发展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提出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方针。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是面向根据地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除陕甘宁边区外，先后建立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虽然建立了各级政府，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但还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权。在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只能推行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首先也只能是面向根据地的教育。从当时的情况看，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复杂，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基础教育薄弱，因此，面向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也呈现出多种多样、水平参差不齐的局面。有为大众开设以识字扫盲为目的的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班、扫盲班等，也有以丰富根据地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为目的的民众教育馆、戏曲演出等。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是面向战时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抗日战争作为最大的政治，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原则，在教学内容上增添抗战所急需的知识，在教学方法上机动灵活，讲求实效。“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抗日”，始终贯穿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各级各类学校乃至各式各样的社会教育实践中。学校改定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同时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都把抗日救亡作为民众教育的中心，采用各种方式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通过进行时事讨论、演讲、学唱国防歌曲、演国防戏剧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是面向农村的教育。至1944年，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19块，总面积为85．8万平方公里，约94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6．6%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虽然分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广大区域，但基本上位于农村和山区，1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中国共产党面向根据地开展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必然是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强调教育要为农村的各项建设服务，贴近广大农民的需要，培养出工农知识分子。各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原则和精神，在农民教育中也运用“游击战术”，缩小“正规军”，把学校、教师、学生“化整为零”，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随时学习，且学习内容必须是能“活学活用”，最好是立竿见影的。正是这样分散的、灵活的学习方式，实用的、很快见效的学习内容，相比于不适应农村和农民的“正规”学校，更普遍地受到农民的欢迎，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向前推进，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中国共产党即将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执掌政权的党，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到城市。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民主主义教育在改造新解放区的旧教育的同时得到发展。这一时期，各解放区继承和发扬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传统，继续坚持干部教育为主，同时举办中等教育，发展小学教育和群众业余教育，对新解放区的旧教育进行改造，废除旧教材中的反动内容，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改造教师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新民主主义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了“先维持，后改良”、逐步使干部教育正规化和制度化、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等一系列适应解放战争需要的教育方针和政策，顺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
第一，“先维持，后改良”的教育方针。伴随着新的解放区的建立，各个解放区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也开始了文化教育的变革。但是，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如何扫除旧有的文化和教育，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是将旧的文化和教育资源彻底打碎或抛弃，另起炉灶，建立全新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还是先将旧的文化和教育资源接管下来，采取维持的政策，在维持的同时，逐步加以改良，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显而易见，后一种方式付出的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迅速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教育格局。因此，随着全国解放的逐步实现，为了迅速稳定和恢复文化教育秩序，确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格局，中国共产党对旧有的教育事业采取了“先维持，后改良”的方针。“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
，保持校舍完好，保持教学设备不受损毁；而“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和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第二，干部教育逐步正规化和制度化。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大批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干部，而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为了完成为新解放区培养大批干部这一艰巨又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创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同时，各解放区对新时期干部教育进行了整顿，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措施，在学校工作中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使解放区的干部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
第三，各级各类学校的整顿和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后期，各个解放区都进行了教育改革，各级各类教育都为走向正规化采取了许多措施，通过对新老解放区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基本完成了由战时教育向正规教育的转变，使之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在高等教育方面，一方面对解放区原有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造，使之正规化；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的需要，创办新的大学，建立统一正规的高等教育制度。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制定统一的、正规的教育制度，提高教学质量，在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加强文化课的教学。除了对旧有的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对教育者本身的改造，通过创办大量的“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等抗大式训练班，逐批对知识青年进行短期政治教育，改造旧有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这些对教育制度的正规化建设，对文化课学习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中高级人才，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教育的改造和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个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中国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新民主主义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民族独立和自强，重视民族自己的文化遗产。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用科学的知识教育学生。
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大众所享有，并成为大众革命的有力武器。
此外，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还具备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第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重视革命教育。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育方针始终指导着根据地的教育。
第二，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都为当时的革命总任务服务，为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培养干部，因此当时非常重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干部教育。人们甚至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形式多样，内容都结合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质十分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各级各类学校都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真正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应用相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于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和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党内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使根据地的教育与革命实际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第五，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以干部教育为主，学制以短期训练班为主，时间短，形式多样，机动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