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

（一）新格局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市场不断开放和扩大的过程中，我国发挥了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地域辽阔、土地优惠、政策灵活等各项比较优势，经济总量持续三十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在于，过分依靠境外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和大量的资源要素，存在缺乏自主知识创新、关键技术和产品品牌等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一，人口数量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其二，海外市场疲软，与国外联系紧密的产业链条及产业生态恶化；其三，新一轮技术革命速度加快，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减弱，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并向下延伸产业链的迹象增强。经济发展新格局突出表现为“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是针对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的，即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未来将呈L形走势；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就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而言的，指我国经济结构面临质量提升、投资效益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等；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是指消化前期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内我国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带来了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在新格局下，我国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了。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此外，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具有波及范围广、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势必会对国内外长期形成的产业链生态及其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较大挑战。一方面，县域产业面临国际市场收缩和国内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出现产业退出、企业倒闭的情况。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内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统一市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县域经济也将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同时，受经济形势影响，大型公司的采购变得更加理性，国内高质量、相对低价格的产品开始受到它们的注意，因此市场得以拓展，原来拥有较多高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体受到市场青睐，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大创新，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主张不同。首先，两者产生的背景不同。西方供给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国家深陷滞胀局面，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而供给侧不适应新需求的条件下提出的。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在产品质量、种类、性能、外观、个性化设计等方面的需求偏好增多，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对产品和技术研发、咨询服务、设计、标准、物流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国内供给侧面临低端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高端品牌缺乏、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提高效益，低质量、粗糙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精细化程度的要求提高，对于缺乏技术、管理和服务经验的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产品和服务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历史特色、经典特色、创新个性化的小规模产品和服务将成为新一轮消费升级的趋势，给县域经济中的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带来较大的机遇。

其次，两者的改革方向不同。西方供给学派针对滞胀问题提出减税、紧缩货币和私有化等解决办法，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比如涉及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通过自贸区等形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等，这是提高企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激活市场活力的全面改革。政府实行的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省直管县等行政体系的改革将有助于县域改善营商环境，扩大经济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另外，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结构性”，即紧抓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污染问题、产品质量和结构问题、资金配置效率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等。我国县域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普遍存在“广投放、缺监管、弱环保”的问题，很多县域承担了附加值低、耗能高、污染高的生产环节，如今在绿色发展的形势下，原来通过粗放式、污染型等生产模式快速积累资本的方式已经行不通，在环保要求提升的情况下，各种中小微型企业面临或已经被关停，县域经济的资本积累受到一定影响，亟待寻找新的发展动能。而县域经济资本和人才资本不足，公共设施和服务建设水平不高，在产业转型升级上遭遇了瓶颈。农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农产品种类结构调整、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业规模和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和环境污染治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县域经济体的农业农村部分承担着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的任务，同时面临水土质量下降、劳动力缺乏、农村安全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挑战。因此，在实施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调动政策、资本和人力资源向农村流动，促进县域农业农村发展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制定并实施了多项促进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功能区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及文化发展等政策，实行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改革措施，这些将有利于促进农业节约集约发展，有助于系统性提高农业产业链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农产品结构和质量，提升农村设施和服务水平，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为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进行，我国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其中，宏观政策要稳是指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实行减税和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优化信贷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完善汇率机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是指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制造强国建设、服务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方面的政策，坚持创新动力驱动，着力激活存量、补短板，坚持绿色发展和发展实体经济等，以准确把握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是指提升企业服务水平，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鼓励支持创新创业，从制度和政策等多方面营造宽松的微观市场投资和经营环境，提高企业的投资信心。改革政策要实是指着力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发挥地方积极性，允许基层因地制宜的差异性探索，加强改革举措的实施，推动改革精神、政策、办法落地。社会政策要托底，主要是指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基本公共服务，从而达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些政策涉及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诸多社会保障领域及政府治理，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良好的公共设施及服务，可以为落户县域的企业解决“后顾之忧”并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为县域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十四五”时期及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些政策在实施和有效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革创新的具体办法还在探索中。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相比有较大的不同。一般来讲，从需求方面调控是近期可以做到的，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收入、货币贷款来刺激需求，或者通过减少财政收入和减少信贷来抑制需求，即主要通过“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调控，则是中期调控。供给侧调控主要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政策的调整、技术政策的调整、资源配置的调整，这些都不是近期就可以见效的。在这个背景下，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耐性，需要做好长期谋划。

（三）“三去、一降、一补”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

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的政策重点。它主要是从生产领域入手，促进过剩产能的有效化解和产业优化重组，通过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人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方面对于需求响应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所谓去产能，主要是去除过剩的传统门类，有效处置僵尸企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前，我国还有相当多的关键设备、高端产品和关键技术只能依赖进口，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低端过剩产能，需要淘汰这些过剩产能，有效盘活资金、土地和人员。但去产能过程中可能碰到若干问题，比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安置问题。过剩产能企业一般存在较多逾期贷款，若企业运行困难加剧，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违约风险。

在去库存方面，目前比较受关注的是房地产领域去库存。过去，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很多县域地区效仿此类做法，甚至一些贫困县也竞相建设高楼大厦。短期内大范围地开发房地产虽然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帮助一些地区完善了基础设施，但没有考虑商品房消化能力不足和信贷收紧问题，导致当前地区发展中出现有效投资不足、信贷规模紧缩等问题。县域通常面临人口规模小、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县域房地产去库存的难度。随着“房住不炒”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及政策加强对投机性需求的挤出，部分银行对房地产“断贷”，商品房购买者对商品房“断供”，加大了资本循环难度。

去杠杆主要是为了防止高杠杆率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引导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宏观杠杆率高达266. 4%，去杠杆有利于引导金融资本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防范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在降成本的过程中，针对企业反映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税费负担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实行了改革行政体制、简政放权、构建服务型政府等制度性改革，取消多项审批事项、部门行政许可，采取措施规范多项中介服务事项，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行全面资源税改革，以及降低输配电价等多项降成本措施。这些措施同样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减少了束缚，并为县域的政府服务改革指明了方向。

补短板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工程，包括社会领域、经济发展领域、技术领域等重点领域的工程项目、制度改革和创新。在补短板过程中，国家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比如，2016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聚焦脱贫攻坚、灾后重建和中小水利治理加固、重大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新产业新动能培育等重点领域方面的短板。补短板政策措施有利于完善县域基础设施，促进县域产业发展和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土地财政收紧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投资困境

土地本身是一种经济要素，土地制度可以通过土地产权、经济角色等的安排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比如在土地私有制情况下，如果土地产权过分集中，则会阻碍技术创新或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依附于土地的资产配置，同时可能形成资产泡沫，影响社会和经济正常秩序，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土地制度的改革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广泛实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为发展农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978年，我国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起点，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农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和建设用地的性质相关。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抵押、出让等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要素之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股票上市”）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卖方决定市场）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得土地财政不断完善。原本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税比例。县域财政收入大部分主要由上级拨付，绝大部分拨付都有特定的支出领域，当上级政府对县乡的转移支付不能满足实际发展需要时，就需要县级政府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若县域以农业为主、缺乏支柱产业、缺乏民营经济、经济总量小，则财政收支往往入不敷出。但土地财政实行后，地方政府迅速积累起发展资本。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依靠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基金预算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除了直接获取土地出让金得到资金，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担保，向银行贷款获取资金，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这项政策的实施在一定阶段给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首先，在招商引资方面，土地的“七通一平”到后来的“九通一平”等作为一种对投资者的政府投入承诺，增加了招商的吸引力；其次，通过出让土地获得的巨大收益可用于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全国各地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最后，土地是一种优良的抵押品，政府在储备大量土地的同时，可以通过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提供流动性。

但随着土地财政的快速发展，它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第一，土地财政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往往发达地区的土地财政收入高，其财政收入也大多用于城市建设，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差距扩大的拉力；第二，土地财政刺激了房地产、建筑业的过剩投资，挤出了对其他行业的投资（尤其是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出），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以至于劳动力就业结构不能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第三，土地财政是本地政府的自收自支项目，缺乏监督和规范机制，形成了一定的腐败问题；第四，土地财政下土地和资金的非集约使用造成了土地和资金的浪费；第五，一些不合理不规范的土地财政推行方式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激化了社会矛盾；第六，土地财政下的高房价导致民众的时间精力金钱大量花费在购房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创业。2012年，国家审计署调查的391个市级行政区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债的比例超过81%，18个省会和直辖市中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土地财政问题不仅存在于省、市级的政府层面，也蔓延到了县域。全国2 000多个县，绝大多数以土地收入为债务抵押。2012年国家审计署调查的1 396个县级政府中，承诺以土地收入来偿债的比例超过50%。

在如此普遍的土地财政收入模式下，土地财政收入却并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2012年地方可支配土地收入为1 853亿元，而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是其1. 25倍。土地财政收入不能满足由此引发的债务偿还需求。为降低土地财政的危害，近年来，随着各地从资金、需求、信贷等多方面加以约束的政策出台，土地财政收紧，土地市场的成交额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土地收入这一财政收入来源将受到明显影响，县域不能再享受过往地方土地财政带给地区经济发展的便利，需要重新寻找发展出路。

（五）新型城镇化内涵变化对县域发展提出新要求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是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载体和平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信息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大体经历了1949—1957年的启动阶段、1958—1965年的波动阶段、1966—1978年的下滑与停滞阶段、1979—1992年年均提高0. 74个百分点的恢复阶段和199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 38%，分别比2018年高出1. 02和1. 01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幅与“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幅相比降低，这三个五年期间的城镇化率年均增幅分别为1. 44个百分点、1. 35个百分点和1. 39个百分点，而“十三五”时期以来（截至2019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 13个百分点。根据城镇化率判断，我国整体上进入城镇化中后期阶段，但“十三五”期间全国仍将处于国际公认的30%~70%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只是城镇化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一定变化。

首先，新型城镇化由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型发展转化。原来“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占用了大量土地和资金，而这往往是经济发展中最稀缺的两项资源。同时这样的发展方式难免粗放，资金、土地的使用效率有待提升。建设者和规划者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摊大饼”式城镇化的模式不可取，越来越重视对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越来越重视城市的生态宜居功能。其次，新型城镇化由大型城市转向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越来越注重小而精的城市建设，对于城镇化的建设由大型中心城市向城乡接合部、县域、小城镇方向发展。县域作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成为新型城镇化需求最多的地方，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土地集中耕种，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农村土地的规模效应。最后，新型城镇化注重产城互动，尤其是在县域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体系等各方面做出调整，加快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提升县域内城镇科教文卫和城市建设等软硬件的建设，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实现人口聚集和产业发展。

作为市域的细化和行政下级，县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其城镇化不同且有重要的意义。新型城镇化的上述特征对县域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县域在以往的发展中往往因受资源禀赋、区位交通、资本投入、政策偏好等影响，发展不充分，很多县域与城市差距较大。县域在城镇建设、吸引人才、招商引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劣势，在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对于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县域层面城镇与农村联系更密切，便于带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融入，对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仍是县域经济的主要难题

全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整体表现是跨省区域板块不协调。我国从“九五”时期开始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各层面区域战略的联动性和全局性，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谋划和实施。区域协调的发展政策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一五”时期以来（截至2019年）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地区高0. 84个百分点、1. 26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以来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占比分别增加了3. 4个百分点和3. 7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下降了3. 9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尽管中西部地区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发展，但与东部地区仍保持较大的总量差异、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并且近年来南北发展差异呈现扩大态势，这些都是中长期发展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同时，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也反映在县域经济发展上。从我国整体区域空间格局角度看，经济发达县主要分布在东部，落后县市主要集中在西部。东部地区中，浙江、江苏、广东和山东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20年，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对全国1 879个县级行政区进行综合评估，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县（市）中，东部地区有67个，中部、西部地区分别有22个、8个，东北地区仅有3 个，其中东部地区的江苏省进入百强县（市）的县（市）有25个，达到了总数的1/4，江苏、浙江、山东三个省份进入百强县（市）的县（市）达到58个，且在百强县（市）前10名中，江苏省占有5个。在这种区域大板块不协调的情况下，县域经济的发展既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制约，又受到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近些年实施的加强区域政策的分类指导性、提高政策精准性和缩小政策单元等措施意义重大。

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另一个表现是我国存在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短板，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更难解决。在我国“十三五”期间“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扶持力度。2019年11月，中央提前下达2020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150. 74亿元，补助对象是对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财政较为困难的连片老区县（市、区）。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下达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共计914. 7亿元，实现了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全覆盖，并建立了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安排边境地区转移支付184. 27亿元，补助陆地边境事务、海洋管理事务等方面。安排707.71亿元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十三五”期间这类政策措施不断出台，有利于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我国扶贫标准将提高，相对贫困线划定，对于促进部分相对贫困的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七）地区竞争为县域经济融入统一市场形成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在分权化发展、政绩刺激、地方独立利益逐步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区域经济冲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期间我国顺次经历了项目重复建设、原料竞争和市场封锁三类区域冲突形式。1979—1984年地方经济利益已经获得承认，但当时价格体系存在较大刚性，而工业品的价格有利可图，地方政府为了快速发展经济，争相上马价高利大的工业项目，形成全国各省区产业结构相似、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在产业结构雷同的局面下，原料供给不足，在1985—1998年发生了较激烈的原料抢夺竞争，原料价格暴涨，带给农户高价格预期，于是原料产量扩张，随之价格剧烈下跌导致亏损严重。经历前两个阶段的竞争后，产品产量和种类增加，市场成为各地区争夺的焦点。在1989—1992年，一些地区采取了多项经济、行政甚至法律办法封锁本地市场，以保护本地企业利益。

第二个阶段发生于“九五”时期，受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呈现疲软态势，国内企业竞相降价竞争，同时区域之间市场封锁严重，假冒伪劣产品和“三角债”等问题恶化。区域之间的这种相互封锁式竞争造成了资源的诸多浪费，影响了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阻碍了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作用的发挥，甚至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以上阶段的地区竞争过程中，始终存在市场和政府的力量推动区域之间的开放与合作。随着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流动性大大加强，地区竞争也趋于缓和，但围绕招商引资等在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竞争一直不停歇。这种竞争下，地方政府进行了大批基础设施的建设，着力改善政府服务，为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十二五”时期以来，产业发展形式和项目孵化等的发展，使得地区竞争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可以认为我国地区政府竞争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服务、技术、人才、产业配套、金融支持、宜居环境等综合因素成为决定政府吸引项目尤其是创新项目的必要条件。地区之间的封锁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合理竞争更多采用技术规定、准入标准、特色经济等形式。这将促使各地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产业配套和加强金融支持，着力吸引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县域经济的竞争一方面需要其提升营商服务能力，提高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发达地区的联系，通过区域合作，提高竞争力。甚至，县域受地理条件影响，不一定都适合招商引资发展产业，可能需要相邻县域之间的合作，或者是不相邻县域的“飞地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八）新一轮技术革命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近年来，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等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并不断向各产业扩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对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人才要素、资本要素、制度环境、开放创新水平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发展的机会，有些地区可以依托比较优势实现“换道超车”，比如，贵州依托其低廉的成本及气温、水资源等自然禀赋优势，建成全国的大数据中心。但同时，在县域经济之间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县域缺乏高素质人才和资本，成为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瓶颈”。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甚至都没有普及，教育水平偏低，在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基础设施薄弱，更加难以实现县域的快速发展。

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网络教育技术、电子商务技术等快速发展，为县域获取高水平教育资源和农产品的输出等提供了便利。高新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加速了相关产业由大城市向县域等地区的转移。高新技术衍生出来的一些边缘产品的制造业，比如电子信息制造业所需空间小、成品体积小，从而运输成本小，容易被县域地区低廉的劳动力影响，形成对县域经济的带动。电子商务的发展，扩大了县域农产品外销路径，有利于县域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向各产业部门的扩散，以及通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为更多县域参与全国或国内产业分工提供了可能，并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

此外，随着大城市知识溢出，高素质农民工呈现一定的回流态势，为县域经济带去技术、管理知识、营销手段甚至原始资金，他们返乡创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有些地方，如山东高唐县，甚至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建筑机械之乡”。有效追溯本地人力资源的去向，吸引其返乡就业创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3+8TdBBsax29eDnxwTW/ihlEYqX3JVupCGvKviw6DWeAnM4J0ruFo0sJSHg8Ex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