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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面对这第三种前景，中国居民们可谓障碍重重。比如，上海的犯罪率在20世纪20年代初猛增。1922年，据报道在公共租界内共发生47起武装抢劫。2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4倍多，达到204起；到1926年这种重罪共发生了448起——在5年中这一数字增加了9倍半。
在这一时期，被捕的抢劫犯的数目却只增加到3倍，这与这一时期抢劫案的发生率大相径庭（见图1）。到1927年，官方报告称，在上海附近的太湖流域“犯罪肆虐”，在那里“武装抢劫犯”抢劫、拐骗并杀害当地人。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多地是由于抢劫和报复，租界内的暴力杀人案急剧上升。
在上海的华界——闸北，抢劫犯如此猖獗，使某些警区感到他们的警力已无法对付这一犯罪狂潮。
（见图2）
图1：上海公共租界武装抢劫报案
资料来源：《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5月11日，第226页。
图2：华界罪案记录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1934年。
统计证实的内乱与犯罪（两者经常被混淆，尤其是为中国执法机关所混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西方记者对此有一种强硬的傲慢，认为“上海已经成了东方的犯罪中心”，并常常将此归咎于在中国盛行的军阀制度。
军队是训练罪犯的最好的学校。在中国，好男不当兵，当兵的是无业游民，或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在军队中，他学会了使用武器，并将这些知识为自己所用。他不愿杀敌报国，而是开了小差，用他在军队中所受的训练打家劫舍，用枪从他的同胞手中掠夺财富。
另一方面，在上海重要的外国“大班”却将这些犯罪过于简单地和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爆发的激进罢工风潮相联系，当时中国民众试图收回列强在华特权，未能成功。
这些欧美的新侨民相信，正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起了“无产阶级的贪欲”，破坏了一切对“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尊重，公共租界警务处（俗称工部局巡捕房）
对此亦抱同感。这样，革命、政治运动都被视为城市犯罪的一种形式。
与上海的外国“大班”们相反，华界官员对这个城市无法无天的状态持有更为复杂的见解，他们认为，犯罪与城市商业、工业发展相关的社会秩序的普遍缺乏，或者与上海半殖民地条约口岸的地位有关系。
上海难于维持治安，有8个原因：（1）作为巨大的贸易中心的城市地位
；（2）交通的开放；（3）城市中复杂的人事；（4）工业的扩张；（5）工人的激增；（6）公共租界在城市中心的扩张状态；（7）共产分子的存在；（8）托庇在租界中的反动分子。
准确地说，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来说，上海到1927年时已经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上海的犯罪问题根源在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这个城市的法制不健全，归根到底与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直接相关，在租界中，那些在市内华界作案的罪犯得以逃避中国当局缉捕而逍遥法外。
但这也与城市面积的相对有限和市区人口的膨胀有关，他们生活在4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下，分布于5个不同的城区。至于犯罪与动乱显然并不是从1927年后新的中国革命政府的统治后才著称的，它们与上海转型为一个拥有现代设施和娱乐业（电影、酒店、妓院和娱乐中心）的城市形影相随，这些设施和娱乐业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使大众文化面目全非。
城市控制问题显然是由于都市化发展和外国租界两者的共生影响。上海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1910年到1930年间，上海的人口增加了3倍。截至1930年10月，上海在册人口已达2,980,650人。其中，公共租界华人有971,397人，外侨36,471人；法租界华人434,885人，外侨12,335人；华界华人1,516,092人，外侨9,470人。
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这30年间，上海的设施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也许可以这样说，混凝土与发电厂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上海。与1893年时纳税人缴纳的地方税仅80,000两相比，发电厂已经成了个巨人，甚至超过了格拉斯哥与曼彻斯特的，它把光明与温暖带给1,500,000人口，驱动着有轨电车和上百家的工厂。
而混凝土则给建筑商们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以解决住房的缺乏……但是也有人将盖成不到10年的房屋拆除，代之以一幢幢高大的多层公寓。在外滩附近3~4英里的地方，每亩土地价格达到8,000~10,000两，真可谓寸土寸金。
公共租界是座不夜城，“像一个巨大的发出电光的坩埚”，它崭新的20层高的摩天大厦仿佛停泊在漂浮的混凝土上，下面是深埋在冲积土层中的长长的水泥柱。
南京路上的红色霓虹灯装点着一座座豪华宾馆与大型商厦（外滩的汇丰银行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银行），展现出一派新的都市景象，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1926年，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甚至在20年前……生活还是从容而悠闲的，春赛时节，我们收拾毯子迎接夏天；秋赛时节，我们铺好毯子准备过冬。午宴总在上午11时开始，除了偶尔举行舞会之外，既无夜宵店，也无夜生活，三流剧团的巡回演出，几乎也都是些古装老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