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二节
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声称，他们从一开始就扮演着国民革命军助手的角色，帮助他们整顿城市。至少据他们自己的回忆，革命者都把上海看作中外罪恶的渊薮，“华洋杂处，良莠不齐”
。在北伐胜利之后的“训政”时期，警察的任务是推行国民党的“大上海”计划，并进行城市改革，为收回条约上的权利做好准备。
城市新秩序在一系列重组行动中开始建立。1927年7月22日，在“大上海”市政府成立后3个星期后，根据“暂行条例”第11条和第21条的规定，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成立了。
这个新的公安局——由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干部机关——合并了淞沪警察厅。原属淞沪警察厅的所有近3,000名警察被置于这一新的组织之下。原来警察厅的3个主要的科（总务、行政、司法）被重新命名，公共卫生部门并入卫生科。水警和犯罪侦缉警察合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这些机构的人员计划由来自新的警察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充任。这所警务教练所负责培训退伍军人以及从前的公务员，分别使他们成为城市警察和新秩序下的公务员。
虽然很快成立了警务会议以推行政治改革，但是很显然，新的公安局必须逐一整治旧的警察局的各种弊端，同时训练一支新的干部队伍以替换旧的人员。
新的公安局的组建，很重要的工作是吸收原有的警察力量，包括原来的马路工程局和巡捕房以及民团。
例如11月9日，淞沪卫戍区司令命令公安局接管淞沪保卫团。从表面上看，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警制，扩充警力”
。而其真正目的则是利用地方民团来加强新的国民党公安局的职权——这就是国民党书记刘恺锺在各民团所宣讲的，是依照国民党的党义党纲。
管理保卫团的机构设立在市局内，成员被任命为保卫团秘书或助理秘书。将原有各处的保卫团改编为28个团，由公安局任命各团的团长。同时，所有枪械、服装经费以及团员人数名册，由警察机关集中管理。
这个新机构的硬件设施则远远不足。各区，尤其是局机关的办公场所破旧不堪，亟待修整，甚至连最基本的办公设备也不能配齐。政府提供了适当的基建经费，当年建起了警察局机关办公楼，是一幢西式建筑配以旧式衙署的大门，两侧列着高大灯柱。但很多地方机关依然是临时设于庙里或会所中。
同样，即便是正规警察的武器也极为缺乏。在接管淞沪警察厅的时候，公安局发现，在警察厅的武器库里存有的武器竟不足规定的10%
，而仅有的这些武器中大部分已经锈蚀无法使用。新的公安局的最好装备是步枪和驳壳枪
，武器的收缴不无小补，因为上海的罪犯是世界上装备最好的罪犯之一。“报纸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报道抢劫、绑架甚至谋杀的案件，而每个案件中的罪犯都备有先进的自动化武器，与西方国家的罪犯装备不相上下。”
例如，上海水警曾在1927—1928年间的一次突袭行动中，从一个走私犯据点缴获了84支步枪和手枪，由市政府批准分发给各区警察。
武器的来源显然太不稳定可靠，公安局不得不向公众募集资金。在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安局为此从“爱国捐”房租项下得到48,000元
，这笔钱被转交给市财政局，由它为警方购买步枪和驳壳枪。到第一年末，中国警察拥有1,500支枪，每一支的枪管和枪托上都刻有“沪公安局”字样。到第二年末，80%的警察配上了枪。
同时，警察的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新的警察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团丁，但在公安局的前4年间，大部分警察来自北方。
他们并不是像1925年的北京警察团那样整建制地从北方调来，而是单个招募的警官或巡捕，他们或曾在北方任职，或是在北方招募的。在1927—1928年间，新公安局的很多高级警官都是来自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曾受训于日本的警察学校，并在东北当过军警实习生。
公安局乐于从河北、山东等省份招募警员，认为来自那里的农村小伙子高大强壮，比南方人忠厚。
1928年，71%的上海华界警察是河北、河南以及山东人，当地人仅占18%。
1931年大体上也是这个比例：河北人1,545，山东人1,295，江苏人839，安徽人517，河南人247，浙江人127，湖南人60，等等。
北方人居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又与上海当地罪犯较少有牵连。上海警察的基本要求是身高5尺2寸以上，受过初级小学教育，并在当地有担保人。
前一条标准有利于北方人，而后者则有利于南方人。
然而，人们认为北方人诚实率直、通情达理的长处，使被认为工于心计、滑头的江浙人相形见绌。
掌管上海公安局的北洋军官们担心南方人的腐败，认为北方人既比较诚实可靠，又对地方情况比较陌生。也就是说，与那些熟知上海下流生活的本地人相比，外来人似乎不大会发生腐败。
在北洋上司的眼里，在侦缉队中居优势的上海人在牟取私利方面过于精明了。
另外，不通上海方言也是一道阻止腐败的屏障。而腐败现象在以往的上海警界是尽人皆知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由这些官员带来的警察更像一支占领军，而不是当地招募的地方治安力量。他们专门派团赴北平，从以前的首都警界及正在寻找正当职业的年轻人中招募志愿者，有许多是旗人子弟。
就改革而言，一批来自北方的“老实”的巡警队伍要比当地警官可靠得多。要他们用上海话与当地人沟通或许有些麻烦，但北方巡警必然可以推行日式的报警亭制度，这已经是保定和天津的新的法治系统的核心。
报警亭通过电话与公安局联络，它依靠可以识别的穿制服的警察到场，阻止现行犯罪，而不是在罪案发生以后，派破案技巧娴熟的便衣侦探去捉拿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