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华界建立新的城市秩序这一目标于1927年7月7日上午10点正式揭露。这一天,黄郛将军被任命为特别市市长。 黄将军曾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就职典礼在原上海道台衙门的礼堂举行。 礼堂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像,像的上方是“天下为公”的横幅,两旁则是革命口号的对联。礼堂外,由卫戍区的部队、保安队以及警察严加守卫。
典礼在淞沪警察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中开始,官员们在乐曲声中就座。与会者包括新任淞沪警察厅厅长沈毓麟、公用局局长黄伯樵、财政局局长徐鼎年以及教育局局长朱经农。 在向国旗三鞠躬之后,黄郛朗读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随后,在孙中山像前,身披绶带的市长被授予市长大印并做就职宣誓。
发言者们强调了国家为了建立新秩序而正在做的努力。第一位发言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古应芬。 古应芬回忆了黄郛在辛亥革命期间作为陈其美的参谋部长所起的作用 ,并十分痛惜地提到,自那时以后,上海停滞不前了,尽管孙中山先生曾为这个城市制订了特殊计划。
先总理在沪时,袁世凯已去世,曾经说过二句话。上海租界在一二十年内条约期满,定能收回。但吾们应如何准备收回。……今上海市在膺白先生管辖之下,定能发达无疑。但目前最困难者有三点:(1)人口多而处理不易;(2)租界法律问题;(3)犯罪管理问题。
国民政府代表蒋介石随后发言。他援引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计划并联系到收回租界。 如果说对上海的有序治理能帮助中国收回租界,那么,在蒋看来,没有人比黄郛更适合承担这一责任。蒋介石希望黄市长“使上海成为各商埠之模范,以此根据地,为建国方略之发轫点”。这一模范的创立——建立公共法律及秩序以证明收回租界的合理性——不仅仅是黄市长个人的工作,它也是国民政府的责任。蒋介石本人表示,将尽他所能提供帮助。
黄郛的就职演说同样强调了在上海创建一个现代市政府的重要性:“为最终收回租界铺平道路。” 浓重的杭州口音以及抑扬顿挫的语调使听者饶有兴趣。黄将军声称,帝国主义列强早已显示出他们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殖民统治的失败,外人统治,尤其是领事裁判权为中国的罪犯提供了逃避中央政府法律制裁的天堂,而这只能助长犯罪。 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腐败、龌龊的地方。 现在,国民党掌握了政权,至少要在华界清除腐败。 在回顾了辛亥革命后陈其美执政上海时的稳定秩序之后,黄郛断言,军阀对城市发展以及治安所产生的障碍现在已经消除。在党和市民的协助下,新的市政府将“使吾中华民族建设之精神与能力,由上海一隅开始而表现之” 。
在道台衙门举行的,有中央政府要员参加的就职仪式到此结束。与近来形成的上海的城市自治习惯不同,新的政府还在总商会举行了第二次典礼。蒋介石身着制服与披风,骑着马陪同黄郛来到这一纯粹的城市盛会。500多名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和钱庄公会、商民协会、各马路商联会。商会礼堂被布置成宴会厅,悬挂着旗帜,上写“革命尚未成功”“欢迎蒋总司令” 。
黄郛市长在这第二次讲演中更强调了一个革命的市政府应当“让外国人失去他们统治的理由”。并且,他又加了额外的一条,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将有权监督所有地方事务以及决定市政府高层官员人选。 黄市长称,新的革命市政府的榜样是广东,那是第一个由国民党控制,并借鉴了西方经验建立了城市政府的中国城市。 市长是任命的,市政委员会也只有部分是选举产生的——这正是黄郛准备在上海实行的模式,尽管城市自治的生命力即便在军阀卢永祥和孙传芳时代已经被证明了。 在援引广东的例子之后,黄郛开始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党的领导,而不是商会或更广泛的马路商业联合会所代表的“士绅民主”。 新市长最后呼吁通过三大运动——卫生清洁运动、能力增进运动、共守秩序运动使上海走向现代化。它们包含了新的城市秩序最关键的几个方面。如果在3年之后,“华界仍如此污秽,外国人当然有所借口”继续保有他们的租界。其次,通过增进生产能力是消灭生产力薄弱、打倒帝国主义所必须的。最后,“共守秩序运动”也非常重要,可以消除那种认为华界杂乱无章而租界则井然有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城市文化,将随着秩序的维持而开始形成。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一些特殊情形,比如暴乱或游行外,这种维持秩序不同于实施法律。“如果法律制裁一旦介入,能通过法规解决问题;而秩序维持则通常不能如此。”尽管“巡警的作用规定了其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而不是实施法律”,警界人士为了避免含混,还是更倾向于将他们的职责定位于执行法律。 因而上海的警察从一开始就将承受比他们国外其他城市的同行们更大的压力。然而,他们自己则一再强调他们的责任是消除混乱状况,维护城市秩序。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任务一直是把城市警察视为其最基层的公务员的基本骨干和上海的基本骨干的最有力的理由。 因而,建立一支维持秩序的现代警察力量,成立公安局的设想早在新市长就任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