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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几乎所有的违法行为，从丐帮组织、妓女贩卖到经营鸦片烟馆，都必须经过青帮的许可。
如果有哪个罪犯敢于轻视青帮的霸权或蔑视它的规矩，在上海就会受到与“敲膝盖”差不多的惩罚，被人用水果刀挑断所有腿筋，抛弃街头。
商人若是胆敢不向青帮交纳保护费就自行开张营业，他们就可能被绑架、枪杀，店铺或被纵火或被炸毁。就像现代的黑手党，青帮是最初的黑社会老大。
而且因为青帮为保证有权使用黑社会中的非法所得，维持了上海罪犯世界的某种秩序，所以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警方多少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历史学家们认为青帮的早期成员主要来自明清时代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
青帮则自称他们起源于15世纪50年代，由明朝一名负责漕运的官员金碧峰创立的青帮（那时称为“清门”）。这一组织的内部结构据说是17、18世纪时的“三祖”所立，依照帝国的漕运体系分成“三帮”，并进而形成以“江淮四”为首的“六大帮”
。安清帮——20世纪初对青帮的正式称呼——每个成员从属于引他入帮的“师父”，低一字辈。
据说青帮从创立以来共有二十四字辈，最后四个字辈依次为大、通、悟、学。
由于青帮的成员是为清朝的漕运体系服务的，所以许多反清组织，如三合会、洪门等都不愿意接纳他们。有一句洪门俗语说：“先清后洪，鲤鱼跳门；先洪后清，剥皮抽筋。”
然而，当轮船招商局获清政府特许海运漕粮后，大量安清帮成员开始失业，先朝的观点开始改变。青帮中的失业水手开始转向其他行业——绝大多数都是违法的：贩运私盐、贩卖鸦片、开设妓院、经营赌场等等。
但是，也有一些人仍然保留了某种半官方的“粮差”的职位，就像县衙门充当捕快的差役。他们中有不少人到上海谋生，并迅速地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中找到巡捕这一差事。
所以，青帮成员一到上海，就与警察结下了不解之缘。
像三合会一样，上海青帮也是多个组织的联合，他们在20世纪初期与上海的绅商统治不断发生冲突。
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们与红帮的竞争部分被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合作所取代。1912年7月1日，陈其美——他领导了上海的革命军，并是蒋介石的保护人，一度联合上海的青帮与红帮建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总部设在法租界。
然而这一组织的成员被袁世凯收买，参与行刺宋教仁。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青帮成员一度放弃了他们的政治图谋，而转向经济扩张。
鉴于帮众已经扩至20,000余人，青帮的头目们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与在很多城市流行的“包工”体制相共生的。
结果，帮头变成了包工头：“工厂中的包工头或是监工往往都是青帮中的‘老人’。他们有权雇用、解雇工人，或代为订立劳动合同。厂方管理人员心照不宣地通过他们压服工人。”
后来到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英美烟公司和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发动罢工时，才发觉他们很难打破青帮工头们对工人的控制。
外国租界当局和资本家们始终都是通过秘密帮会的势力来实现他们的统治。青帮头目占据了所有重要的职位，包括侦探、监察官、调查员、工厂主管、班组长和工头。
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争取青帮的普通帮众，尤其是对老工头和监工不满的年轻工头。
在某些场合，这个“码头区”计划还十分有效。比如说，1921年8月英美烟公司浦东工厂罢工时，中国共产党就挑动年轻的工人们反对充当工厂总监工和工贼的“老头子”。
当总监工在工厂正门耀武扬威时，他的一个徒弟，厂里工人的一个头，拿着个大西瓜从背后悄悄地靠近他。西瓜里面装满了大便。突然，这个工人把西瓜“盖帽”到“老头子”的头上。粪便淌满了这个作威作福的大人物的头和身体，围观的工人们——都是他的徒弟，爆发出一阵哄笑。这个一贯为非作歹的总监工无可挽回地在所有工人面前丢尽面子，也完全丧失了权力，就像是佛像被扔进了粪坑中，权势尽丧。
1921年8月英美烟公司的罢工对共产党工运组织者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但从长远来说，青帮从未丧失过对上海工人运动的控制。后来，青帮，尤其是大亨杜月笙对上海工会有着重大影响，1927年4月，蒋介石清洗左派之后，青帮更是将工会完全置于他们的霸权之下。
不过，青帮权势的关键还在于其成员与上海的警察当局的亲密关系——这一亲密关系更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刻意将帮会成员招募入华捕班的长久政策”而加强了。
事实上，1911年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探目沈杏山就是青帮的头目之一。在1923年以前，他一直控制着把持上海鸦片走私的“大八股党”，他还与上海水警营、缉私营及法租界、华界捕房的青红帮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甚至为外国租界当局服务的所有华探提供了一种松散的联系，人称“一百零八将”，他们为法租界、公共租界和中国警察局之间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沟通渠道——他们之间在1925年以前还未建立直接的电话联系。
法国巡捕房尤其依靠华捕个人，华捕与他们的欧洲主子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中国买办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关系。
法国当局将他们在上海的租界视作法国在远东最为重要的中心，又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士兵或警察保卫自己。这种不安全感更加剧了法国人对这样一些上海人的依赖——无论他们是“绅董派”中有影响力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商人还是控制着巡捕房的青帮成员。
事实上，探员们与帮会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警察的训练计划中还设置了专门的课程，指导警察局的男女员警如何成为帮会成员
，或者为了破案，至少也能求助于黑社会中的知情人。
1927年以前，一个探员的工资主要是由因成功的破案而获得的奖金。
事实上，他的“饭碗”就是那些“恶浊分子”提供给他的能够逮捕罪犯、查获失窃财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