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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人维持了一个流亡的上海市政府。
尽管如此，当国军于11月11日从上海撤退，日本当局就提议由若干名人——杜月笙、虞洽卿等——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然而，这些对象不是离沪前赴香港，就是表示异议，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天主教神甫陆伯鸿，在南市有轨电车、电力公司以及闸北自来水厂拥有大量投资，他同意组织一个“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拒绝出任市长。
[1]
最后，日本人打算说服通商银行董事长、商务总会会长傅筱庵出任此职。
傅筱庵是1927年4月反对借钱给蒋介石的少数几人之一，结果遭到监禁。获释后便避难于日本人控制的伪满洲国，因此，他一方面亲近日本（其铁门住宅就位于“小东京”境内），另一方面则仇恨蒋介石（他曾说：“我的身价5，000万，但是我将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遂于1937年12月5日在浦东组成了伪上海市大道政府。
最初，傅筱庵并不愿意接受“市长”的称衔，伪大道政府的名义首脑乃是苏锡文，他是受过早稻田大学教育的通敌分子，一度与胡汉民密切合作。苏锡文曾在江湾的私立持志大学传授道教—佛教哲学和政治思想
，其“天下一家，万法归一”的传统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大道傀儡政府对旗帜的选择——杏黄色背景上的太极符号。苏锡文与敌合作的保守主义，在其公文形式上亦有所反映：淞沪会战结束后，新行政机构在清扫南市街道和清除闸北尸体等事务的公文上，其纪年既用旧农历，也用昭和纪年。
为避免时疫，促进公众健康，伪大道政府命令以朱玉轸为首的警察局“维持地方秩序”。
若用意识形态的措辞来说，这意味着强调“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日月之道，万法归一，世界大同，以道立国”
。用政治术语来说，伪大道政府允诺根除国民党和共产党，消除军阀造成的苦难，并在东亚建立和平。
虽然伪大道政府对新警察局做了若干任命（包括任命前江苏省警察厅的督察长张松林为副总务主任），该政权仍然是短命的，至少从名义上来说是如此。
1937年12月占领上海以后，日本特务部并未认真地对待苏锡文，他们未几即擢用了自己的合作者，来自华北的恶棍王子惠，以运作地方事务。
同时，与安福系有着极好关系的前北洋官吏，诗人梁鸿志则始终向日本人“送秋波”，从而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合作者候选人。
因此，当1938年1月，华北的傀儡政权并入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后，华南则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
伪政权宣称，它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政府，消灭共产党，避免东亚“赤化”，巩固中日和平合作，使难民重返家园，成立保安组织，以清除盗贼和进行“清乡”，救济失业者，借助外国资本和“友邦”，促进工农业生产，协助现有的工业和金融机构增产、发展，使国家富裕起来，将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与国际科学知识相结合，彻底改革教育，废除此前导致民众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坚决支持和鼓励人才的充分使用、对政府的自由批评，以及严格限制下层官吏的腐败与专政。
3月28日，上海以并不热烈的形式庆祝了伪南京维新政府的成立，游行队伍举着北洋军阀的旧五色国旗。
伪自治委员会在文庙举行了一个会议，向孔子像鞠躬致敬，大夏大学的听众听了《新申报》（日报《大陆新报》的中文版）编辑的演说，并在鞭炮声和铜管乐队声中，数次高呼“新政府万岁”。南市的日军华中卫戍部队特务部成员参加了第一次集会，虹口地区的数百名流氓与苦力则参加了第二次集会，集会结束后，每人得到一块面包和八角钱，还有一条布徽，上书“上海市民庆祝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
不到一个月，1938年4月28日，伪维新政府宣称，将先前伪大道政府的市政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督办公署”。
正式承认伪维新政府之合法性的苏锡文，于5月3日改挂五色旗，继续出任督办公署的首脑，直到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获得“上海特别市市长”的正式官衔为止。
苏锡文被取代后，即被任命为汉口的伪市长，但实际上去了东京，在此策划伪警卫人员，在五个多星期后于江湾闹市区试图暗杀傅筱庵，未遂。
[1] 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第143页。不管怎样，陆伯鸿是在1937年12月30日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工刺杀的，见Ch'eng,The Banker，第255页。“地方自治委员会”通过伪大道政府的警方与相邻的自安会联结起来，负责保护臭名昭著的通敌分子，如浦东的韩紫东。见SMA,Wang 1.1.173——大道政府——剿捕盗匪窃贼案，1938年1月3—5日，第4b、14页。该文件中还有关于浦东军事状况的完整报告，包括沿海水域海盗的严重程度，许多货物由此运往杭州湾，然后经由金华与江山运入内陆。见第51—52页。
译者注：“韩紫东”系Han Zidong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