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推论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日本帝国以来，已经50年了。犹如4年太平洋战争对于三代美国人来说是关键性的经历一样，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这8年战争，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20世纪，没有其他事件曾对该国此后的内战、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资本主义革新的历史进程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与战争期间法国处于德国统治下一样，中国也经历了在日本统治下的抵抗和通敌的过程，许多人则处于二者之间模糊不清的灰色区域内。直到最近，大部分中国人仍在回避日本占领期间，个人和家庭经常为了生存被迫与日本人及其傀儡盟友合作而造成的这种麻烦的暧昧关系。正因为如此，占领期间中国大城市中的生还者很少会怀疑，日本对中国，尤其是对城市地区的统治，由于市民的依顺而变得相对容易。至少，有个当代学者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对上海占领区实施统治，是因为他们熟练地利用了“间接统治机制”，以削弱中国人的抵抗，保证国际合作。

本书认为：中国人对伪政权的抵抗被残酷地——尽管略带暧昧地——中止了；政治恐怖活动与暴力犯罪纠缠在一起；外国租界、日本占领军和傀儡政权之间的三角关系紧张而难以控制；沪西无主地带——歹土——的非法娱乐，既是对无法摆脱的社会紧张感的暂时逃避，又是一个分裂城市在外人统治下溃烂的持续标志。 我们将集中关注自抗战爆发到日本袭击珍珠港这段时期内的上海，它在此期间是个“孤岛”。我希望展示抵抗者与通敌者之间的激烈搏斗，揭示出选择的不易以及行动的不确定性，但是，对占领的最终顺从，乃是无休无止的恐怖战争期间骇人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分裂的结果，这些恐怖战争超越了被严重分割的城市内与日本宗主所谓“和平相处”的边界。

1937年，上海的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由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强加于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分成了3个城市。首先是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该租界是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第二款设立，由1845年最初制定的土地章程批准，1869年由西方列强的大使们签署。租界的西南，沿着黄浦江上溯，乃是清朝当局于1844年作为特区形式划给法国居民的第二城。法租界在1868年起草其自己的土地章程。第三城是中国的市政管理区，它位于黄浦江两岸，320平方英里 的市区和郊区包围着前两个城市，分成南市、江湾、闸北、浦东与沪淞区。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1937年11月，日本人把蒋介石的军队赶出了上海，他们在公共租界中的那部分（即虹口的“小东京”）以及所占领的第三城（老城）构成了环绕其他两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一条警戒线。它们共同形成了“孤岛”，为躲避日本统治的中国人提供庇护所，寻求自己的治外法权，以及避免如欧洲陷入战争一样卷入中日冲突。上海大都市就这样变成了争论的战场，因为日本若欲使用武力夺取租界，就不可能不冒与英、美、法开战的风险。

这场争论包括六个方面：第一，西方列强与日本对它们在中国的未来利益的争论，英、美竭力避免给予日本入侵租界的借口，如天津那样。第二，列强与中国政权（起初是国民党政府，后来则是伪政府）关于帝国主义者们的治外法权的争论。第三，日本与公共租界内英、美居民围绕工部局权力的斗争。第四，日本军队与国民党游击队组织对于上海郊区的争夺。第五，上海黑社会与新来的台湾、朝鲜帮会为控制本市流氓而起的争斗。第六，国民政府特工与伪政府特工对银行、报纸、法庭等的控制权的角逐。

第六种争夺是最为混乱的搏斗，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斗争。一方是蒋介石的支持者，他们于1937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然后沿长江上溯至四川，以此地为大本营，直到战争结束。另一方则是想与日本合作的人，他们意欲结束战争，并破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阵线。

日本方面，尤其是那些急于从中国泥沼中脱身的人，需要寻找一个中国的政治人物，此人首先应该可以与之签订和议，其次可以在南京组成一个合理合法的中国政府，最后能够帮助日本人最佳地利用上海的经济资源，以弥补在南亚扩张战争中的消耗。当时，国民党领袖之一的汪精卫离开了重庆蒋介石的圈子，飞往河内，然后赴香港与上海，他似乎成为最佳人选。汪精卫本人相信，他能够终止敌占区的战争，以减轻本民族人民的痛苦，能够借助日本人而使得本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对上海的管辖权，以及能够成功地抵制和消灭中国农村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

虽然汪精卫成功地完成了两个目标，但这一过程却荒谬地撕裂了他的政权，真正原因是其进程都集中在上海。例如，汪精卫在扮演日本合作者这一政治角色时，不得不同意上海伪安全机构的存在，而这一机构的主管者却是一个曾被逐出共产党的变节分子，所以他在一开始就给伪政府带来了耻辱。尽管他最终使得日本当局将上海的控制权交给了他，但是这种权力转移既不光彩，也代价巨大，因为它代表了日本的合法性（日本似乎为了补偿它对汪伪政权的财政资助不足而帮它赢得合法性）。所以，财政需求迫使汪精卫及其副手们依赖于上海的赌博、毒品交易、卖淫等行业取得收入，以支撑整个南京伪国民政府。结果，这就彻底破坏了汪精卫作为一个民族领袖的信誉，这一信誉已因其“汉奸”身份而大为削弱，他与日本人的合作，只使他得到了一件包裹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外衣——恢复中国人对上海的管辖权。

随着汪精卫伪政权的动摇，人们对他的政治忠诚也不再稳定不变。所以，本书的主要话题之一，是“抵抗”与“合作”的极度模糊性。国民党英勇的暗杀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明确，尤其是当国民政府秘密特工以政治权宜的名义向通敌的安全机构出卖了其他爱国者时，更是如此。通敌分子与国民党进行着自己的交易：答应一旦美国利用中国大陆作为从海上征讨日本的跳板，他们就起而对付日本。这一现实使得他们的选择更加游移不定。日本战败以后对通敌分子的审判，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前上海地下党中具有双重间谍嫌疑的工作人员的肃清，都展示了战争期间忠诚的不确定性是多么厉害。当然，这也反映出恐怖活动分子的社会结构：这些小市民（学生、印刷工、店铺学徒、制镜者、珠宝商、茶室堂倌、店员、零售商等）的社会身份并不固定，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他们在贫富悬殊的全城游弋。在抗战爆发前，上海已被认为是——借用夏衍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上海的情况是）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 。如今，在富裕的战时奸商和无家可归的难民之间的反差显得更为突出。 讽刺小说家钱锺书在其《围城》中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矛盾：

发国难财和破国难产的人同时增加，各不相犯；因为穷人只在大街闹市行乞，不会到财主的幽静住宅区去，只会跟着步行的人要钱，财主坐的流线型汽车是赶不上的。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路线，向地下发展，地底下原有的那些阴毒暧昧的人形爬虫，攀附了他们自增身价。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和奸”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

但是，即使该城的精英们在许多方面都脱离了人民大众，这场恐怖战争的社会冲击力仍如霰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一样。事实上，他们是双重牺牲者，因为他们经常由于自己的身份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他们还是重庆和日伪政权恐怖力量之间反复搏杀的被动见证人。这一搏杀至1941年8月臻于顶峰，当时，许多人被枪杀和炸死。这些事件使得人们变得对日本人的占领麻木不仁，并且撕碎了近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勉强编织起来的文明社会织物。这些猛烈而野蛮的冲突就这样令人们筋疲力尽，以至当日本人于1941年12月8日开进上海的第一、第二城，最终夺取租界时，大家多默许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国民党暗杀伪外交部部长陈箓或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时，是否意识到这些行为将导致我在下文简短描述的那些最终结果？在短期内，这些活动迫使外国租界的市民领袖与日本当局合作，后者曾在天津利用恐怖活动夺取了租界，并且威胁说，要同样地对待上海。面对这一威胁，英国人的抵制较诸美国强烈，他们表示，如果日本的陆、海军继续利用恐怖事件来证明占领租界的正当性，那么英国就将实施禁运。尽管美国不愿支持英国的这一立场，但是日本对嗣后发生的中国爱国者的恐怖活动做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致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反过来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恐怖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加速中国最终战胜侵略者。

这不太可能，尽管国民政府的安全总头目戴笠本人肯定期望这一可能性。青年爱国者们放下麻将牌，离开位于市中心的旅馆，在马路上袭击一个又一个的高级通敌分子，无意之中促使美国陷入了一场以美国深深卷入中国内战而告终的战争，尽管远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方——共产党抑或国民党——将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在这场争斗中，上海的恐怖分子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 /mI4WHERyqgiT1qSSZ441Lzk/8+6YxCBf4DspDra79+ujcedeTa6pFsKqMnYp4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