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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上海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尽管日本人更愿意向美国人投降，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战胜者，但日方还是不得不把上海城交给了中国军队。
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着队向他们的英雄们致意。
港口复苏了。当飞机在头上盘旋时，汽船拉起了响笛，烟花爆竹与咆哮的引擎齐鸣，所有的人都奔来看新到的部队。日本人输了。他们知道这个，也表现得不错。他们的士兵默默地站在岗位上配合维持秩序。
他们的四周是胜利的中国，仅在日本大使馆上面还飘扬着“太阳旗”。渐渐地，日本人和士兵们从街景中消失了。他们的商店关门了。日本人不见了。他们的大使馆关闭了。他们会滚蛋：日本人滚回日本！美国青年、英国青年、上海姑娘们，加油吧！他们在加油。每一家夜总会都客满。生活从天亮开始，永不衰落。谁在乎军队管制？战争已经胜利了。保卫和平！对任何一个世纪来说，两场世界大战已经太多。
美国、英国、中国、俄国这四个国家的旗帜在窗户或房顶上飘扬。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牢房的门打开了。城里到处建了牌楼。到处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威武画像。飞机飞行在上海的上空，这银色的大鸟曾预示着灾难，此刻它们象征着和平。美国人来了。忙碌的旅馆里充满了生机和欢乐。
首先进城的中国部队，实际上是戴笠的忠义救国军，他们接受了中美合作所的美国军事教官及警察教官们的训练。
他们中许多是“蝗军”。
1945年9月5日，国民党成立了一个由何应钦领导的“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每个军区司令下的省市又设立了各级分会。几乎各级的接收委员会一宣布成立，国民党地下特工人员就出来声称他们是国民党授权来没收傀儡和汉奸们财产的“接收大员”。
由于这些“蝗虫”没收了大量的私有财产，人们开始把他们的“接收”与“劫收”用谐音来替代，报纸也用起“惨”或“残胜”的字句。当时流传的谚语是：“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国民党政府的先头部门一抵达港口城市，就立刻掀起了劫收风波，使那里的经济结构完全瘫痪。首先，在自由中国和傀儡政权之间的货币兑换率成了1∶200，这在一夜间便使城市的中产阶级终身的积蓄化为乌有。其次，这些新老板们把地面上所有种类的工商业财产一概劫收，要不就把它们定位为敌人的财产或声称其主人曾与敌人勾结，这实际上就包括了所有的人。
尽管经济事务和财政部门（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控制的机构）的部长们应当对此具有执法权，但实际上是CC[派]和复兴社（尤其是军统）在起主要作用。
在上海，大多数劫收都是在戴笠的授权下进行的。戴笠手下的干将们，如邓葆光和周浩亮，肆意地大捞“五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钞票）、女子。他们的情妇被称为“日本妇人”“胜利妇人”或“劫收妇人”。
上海的正规警察也同样卷进去，尤其在1948年3月行政院在没收汉奸财产方面扩充了执法机构的权力之后，更是如此。
在国民政府的法律下，一个巡警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进入私人的店铺或住宅——一个大可敲诈勒索的机会。
根据美国的情报报告，贿赂“达到了一个新高点”，高官们“出卖警察部队里关键的诸职位”，甚至出现把控制各区警察所的要职拿来招标的现象。警察所的视察员们对自己的职责一无所知，武装抢劫上升，沪西一带尤其泛滥。
与此同时，从战争起就服役到现在的警察们士气罕见地低落。
警察部队里中下级人员多为中国人，在英国人执掌警察部队中重要部门的时期，上海市政理事会花了很大力气用现代警察方式训练他们。这些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大多数仍然忠于中央政府，其中有些人在整个抗战中当了重庆的情报人员。
现在，这些警官们一方面被当作汉奸或叛徒，同时却不允许辞职。
于是警察们懈怠起来，随之出现的是酒吧、夜总会、妓院遍地，小型犯罪泛滥，伴之以日益恶化的交通，人行道简直无法通行。
所有这些都没有躲过重庆的关注。到了1945年10月，国民党承认在上海发生过许多非法没收和逮捕。1946年5月，政府任命了一位新市长吴国桢，他准备改革警察制。吴国桢与在中国的美国商务领导人物和官员们有特别好的关系。他出生于1903年湖北建始县，曾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以及美国的格林内尔学院（Grinell College，艾奥瓦州），然后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杰出学术奖并被选为该组织联谊会会员，1926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吴国桢在先后担任了汉口、重庆市长之后，1942—1945年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先后担任国民党外交部政务次长、宣传部部长，1945年任上海市长，直到1949年4月去台湾当了“台湾主席”。
改革警察是遵循1937年战前关于用美国模式对执法部门做现代化改革努力的结果。1946年9月，吴市长请美国总领事官替他物色一位执法专家当顾问。虽然美国国务院让联邦调查局提名人选，但针对上海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
后来，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的犯罪学专家酆裕坤（他即是内政部里警察部的负责人，也曾经是戴笠的特工）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设想宣布了对中国警察进行全国性的改组，并呼吁在全国成立美国式的犯罪调查系统。
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将军怀着同样的民族精神宣布：我们大家都必须怀有朝前看的思想，一种革命精神，并为了民族而献身。
如今战争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到了，现在是建国的时候了。
1946年12月10日，宣铁吾宣布，上海的警察部队将从6，000人扩充到15，000人。这支新的力量将用来防止反革命分子在上海市隐藏，将派遣警察人员参加公共会议以防止发生罢工暴动，它将对新闻报纸进行监审，并禁止印刷反动材料。更有甚者，全城29个警察所将受到位于福州路的警察局密切控制。这个新近被集中领导的警察部队将继续打击傀儡和汉奸——573人中已经有128人受到审判。宣铁吾局长强调不能容忍警察部队中出现腐败现象。
虽然媒体把腐败归罪于重庆新上任的警官们——他们被认为是戴笠便衣特务的劫收员，国民党内政部仍然认为腐败是汪精卫在市政警察队伍中的遗留分子的罪过。在留用一些被证明是称职的傀儡政府的警官的同时（如陆大公被任命为督察长），宣局长与俞叔平副局长施行了一套被叫作“甄别”的政策来铲除警察队伍中前傀儡政府的警察。
警察们逐一被审查，通过审查的人被要求提供“交铺保”：得找两个店主担保，他们得把自己商店的商号戳印盖在被担保警察的证件上。假如一个警察找不到铺保或店主没有在他的证件上盖戳印，那他就会被解雇。起码有2，000名警察因此而遭到解雇。由于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鼓励，被解雇的警察们在静安区的胶州公园里举行集会，然后他们带着申诉书和横幅向着设立在江西路、汉口路交界处的市政厅游行，一路喊着：“我们要工作！”他们要求见市长和警察局长，但当他们的代表进了市政厅递交申诉书时，他们被抓起来了。市政厅外面的人群怒吼起来了，报纸的记者赶到场，附近的警察所送来了面包和茶水以示对游行者们的支持。出于害怕警察罢工，宣铁吾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几天后，雇佣审查重新开始了。但事实上，被“甄别”掉的人员中只有一半人员重新受雇。
既然宣局长无法彻底除掉汪精卫人员，他决定组织一队“新警察”干部，他们的职责、待遇及任务都与“旧警察”不同。这种做法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安全与稳定的考虑。蒋介石本人亲自对他的警官们说过，他对中共在当时无锡与上海警察部队中的渗透有所担心，并因此而下令建立一个法察处来查办此事。此外，蒋介石通过提拔原杭州和重庆警察学校毕业生当督察员和政治警察充实警察“骨干”的方法，来强化上海警察的秘密特工分子。这些骨干建立了一套专门从事政治军事训练的“党化教育”制度，并从中培养一批“警员”（以区别于原来的“旧警察”），他们被叫作“新警察”。
这时，宣铁吾又引进了一个“警管区”新制度，这套制度使他得以把老闸区和黄浦区两个分局的“旧警察”隔离开，以弱化他们之间的团结。
后来“旧警察”们威胁要组织抗议活动。他们反对“警管区”制度，认为施行该制度是在砸他们的饭碗。他们认为：你要是改革，那每个人都得受到改革。当他们决定于1947年6月2日在外滩召集会议——当日正值全国学生组织反对内战的示威。这时各分局的头目们才赶紧答应所有的警察人员都将得到变成警员的机会。
这之前，1946年4—5月一所新警察学校在上海开学了，但它主要是战争部和通讯部用来培养交通警察的。其毕业生大多数是前戴笠的特工人员和前忠义救国军军官。
此外，内政部还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来取代被汪精卫傀儡政府直接置于市政府下的被集中化了的警察部队，并下令让每一个省市成立一个警察训练所。
这之后，1948年5月1日，警察训练所受命改名为警察学校。上海警察部队自然遵命。
到了次年，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前，那里的国民党警察学校共有1，661名教官，他们协助培训和安排了7个处、4个室、1个机动车大队、2个保警中队、1个骑巡队、1个“飞行堡垒”武装队伍以及29个分局和2个警察所，共16，000名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