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产党的初步渗入

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巡警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阶级背景。据共产党组织者们说，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有一些是城市小市民成分，还有一些以前是流氓。 由于警察当局经常在北方招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巡警是河北和山东人，抗战时期那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家属都处于共产党力量的保护之下。结果，这类警察人员尤其容易被共产党地下干部吸收为成员。到了1942年12月，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内至少有42名共产党员在进行地下支部活动。他们开始受共产党江苏省委领导（由刘长胜、刘宁一负责），到了1943年，这些地下党员警察们便在邵健领导下工作，邵健本人属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领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上海部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与文化、新闻和艺术领域的前民族救亡协会成员加强联系并在其中组成前沿小组的同时，领导在警察内部的地下活动。这个任务落到了沪中党青年特工团负责人潘汉年的身上。

潘汉年生于1906年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24年，他作为一个18岁的青年来上海求学并在中华书局当小伙计。尽管那时他实际上已经对当时的文学领域非常熟悉，本人也成为一名作家（他当时的笔名为小开）且在编辑《洪水》杂志，这个小伙计的背景一直伴随着他作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开头几年生活。那时他负责印刷、打包、邮寄，并为该社郭沫若和成仿吾这类高级成员做有关出版的具体工作。

潘汉年接受了中华书局举办的马克思启蒙者们（其中有瞿秋白）演讲的影响后，于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并和阳翰笙一起在创造社内组建了一个支部。 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闸北第三街道党支部书记，该支部后来成为中共江苏省委的文化支部。 就这样，潘开始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北伐期间，潘汉年被任命为《革命军报》主编，该报在南昌和武汉地区发行。

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分裂后，潘汉年在党内担任了两个重要角色：左翼作家圈子内一个半公开的宣传者，一个完全地下的情报和反间谍的职业家。1927年潘汉年从北伐总部回到了上海，开始在创造社内参加活动，并主编两个刊物——《幻洲》和《A11》。次年，他被调到中央宣传部，担任文化、出版、文艺领域的统战工作。他担任这项工作时，正值创造社与鲁迅展开激烈笔战之际，鲁迅当时遭到中宣部控制的一些左翼刊物诋毁。

到了1929年9月，中央宣传部李富春这类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当时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鲁迅的攻击产生了不良结果。如果中共能够以某种方式停止对鲁迅的抨击并请他参与党正在发起的新左翼作家联盟的话，那么共产党就能填平这个裂缝，而且能够因与鲁迅联合而受益于他的领导和他的深刻思想。通过阳翰笙，李富春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潘汉年，并允许他建立一个由夏衍、冯雪峰、钱杏邨（阿英）这类有影响的文学界人士组成的特别小组来撤销对鲁迅的抨击。

这个小组于1929年10中旬在四川路的一家小咖啡店碰头。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小组共同决定，党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应当通过“自我批评”来停止向鲁迅攻击，并以建立起一个进步联盟来共同对付他们的右派敌人。为此，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了，而潘汉年自1929年10月25日起连续3期在《现代小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艺通讯”的专题文章。 除了在“文艺通讯”中呼吁停止在左派内部的教条斗争外，潘汉年还专门去拜访了鲁迅，动员后者参加左翼的组建。

潘汉年在党内领导地下工作的另一个角色始于1930年，那正是国民党当局打击共产党干部的高潮期。 由于潘汉年是党内负责文艺领域宣传工作的专家，他在知识分子中有许多高层关系，他们对负责“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很有用。因此，对于潘汉年转入地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顾顺章也非常起劲。他很快让潘汉年负责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它们都是为中共秘密收集情报，营救中共被捕的特工总部干部的组织。

1931年初起，这个地下工作成了潘汉年在党内的主要任务。当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潘汉年召集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和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成员在上海南京路一个家具店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潘汉年传达了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后宣布，从今起他在文化界的工作将由冯雪峰继任。自此起，潘汉年卸去了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主要工作，承担起党内安全工作的重大责任，成为中共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成员之一。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的保卫工作责任增加了。当时国民党秘密警察逐一破获在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潘汉年成功地掩护了一些中共最重要的地下领导人物安全转移到江西苏维埃红区。 潘汉年本人在1931年底撤出上海并悄悄地来到江西苏区后，他似乎继续同时担任两个工作：一方面是中央局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门的领导，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

这第二个工作在潘汉年1934年成为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情报负责人之后，开始逐渐卸掉。在那年发生的福建事件过程中，他代表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与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进行秘密谈判。

长征中，潘汉年仍然以双重领导身份运作——一方面是总政治部宣传部的领导，同时也领导担任反间谍任务的“地方工作部”的工作。遵义会议之后，潘汉年与陈云接受命令，化装绕道上海，再寻路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状况”。1935年夏，共产国际派遣潘汉年返回中国。 1935年9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周恩来到达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潘汉年代表第三共产国际陪同前往。国民党政府邀请了共产党人来与陈立夫谈判，并对他俩的安全做了担保。在谈判不能做出决定性结论的情况下，陈立夫让国民党代表张冲陪同周恩来去西安，潘汉年则在南京短暂逗留后回了西北的红区。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了南京。次日，陈立夫召见潘汉年，让他给共产国际发一份无线电报指出：如果蒋介石受到伤害，日本人一定会以此为由向苏联发动进攻。同样的信息也发送到周恩来那里。约在12月16日左右，他们得到共产国际的答复：“两份电报获悉。你们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们已电告周采取相应行动。”

西安事变之后，潘汉年与当时负责党中央政治保卫局执行部的李克农一起，承担了将中共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与党的地下活动和地下组织严格区分开来的任务。他们下令利用救国会这些爱国抗日组织来建立战地服务队和救亡演剧队这类合法组织，作为党的前沿阵地。中日爆发战争之际，1937年9月潘汉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 ，当时他是上海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干部。 两个月以后上海沦陷，潘汉年关闭了办事处，然后坐船去香港。随行的有剧作家兼导演夏衍。然而，潘汉年仍然在上海保持了一些地下办公处，他先是从香港，后来从共产党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地区指挥这些秘密点。

在香港和上海，潘汉年继续为共产国际和中共进行情报工作，一边广泛发展与黑社会中“闻人”的联系，同时也与这两个城市的金融和文化圈子里的领导人物发展联系。 潘汉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他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从长江北面的新四军总部，几乎指挥着整个上海地区的地下党活动。 他的副手扬帆——原戏剧专业的教授，是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军法处负责在新四军根据地“惩罚特务和间谍，打击地方地痞流氓”。 此二人，一个机智神秘，一个坚定直率，将被派往上海，一旦共产党解放上海，他们将接管城市的警察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