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弗洛伊德（Freud）对心理健康的定义，就是能爱、能工作。本书更关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长久以来，我一直对创造性想象的心理机制很感兴趣。到底是什么内在动力驱使着人们在艺术与科学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去发现呢？尽管成功最终可能带来世俗的奖赏——名望与金钱，但许多艺术家与科学家奋斗多年却一无所获，有些人则在死后才最终得到世人的认可。例如，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实验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但等到世人最终意识到他的贡献之巨大时，他已去世16年之久了。由此可见，激发创造性工作的动力与世俗的成功并无关联。

弗洛伊德认为，想象活动源于不满足。

我们可以断言，快乐的人从不幻想，只有不满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而每一种奇思妙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在矫正不如意的现实。（《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9:146）

弗洛伊德倾向于将幻想贬低为幻觉、逃避现实的愿望、梦境与游戏。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我将在第7章“精神分析与创造性”中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伟大的创造性成果不应该与虚度光阴的白日梦相提并论，而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的创造力与科学家的截然不同，我实难苟同。我将在第10章“为何精神分析不是科学”中对此观点进行论述。

就“想象源于不满”而言，弗洛伊德是对的。我们人类难道不是注定了从不安于现状，永远追求更上一层楼吗？从对衣食无忧、荣华富贵的世俗欲望，到人间大同的理想愿景，约翰逊博士所说的“想象的渴望”可谓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渴望使人类成为万物之灵。如果人类像蝼蚁一般，天生就能近乎完美地适应其固有的环境，那就会过上一成不变的生活，既不必追求进步，也不会具备想象的能力。但人类具有极强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多种环境。虽然本能有限，但是人类能够学习、发明、吸收新鲜事物、创造符号与象征——第11章“象征心理学：统一与整合的象征”谈论的正是这种能力。矛盾的是，人类极具创意的适应能力正是源于先天适应能力的缺乏。

此外，无论男女，人类的寿命都远远超过了以繁育后代为要务的生命期。第6章“成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就将探讨人在中年期和老年期的一些变化，并且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我们最为珍视的艺术品就是由中老年人创作的。

创造性的想象，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从园艺到诗歌，从运动到作曲，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天性的不同表达形式。我们从不满足于现状，我们始终在为更好的东西而奋斗。

如果不满足激发了想象力，那最具创意的人可能就是最不满足的人了。尽管这样看待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些太过简单，但其中却有些道理。不满足与神经症不同。内心的冲突能让一些人成就丰功伟绩，这些冲突也会因成就而有所缓解，只有那些无法表达或解决内心冲突的人才会患上神经症。我将在第12章“天才的理智”中探讨创造性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

翻阅有关丘吉尔（Churchill）、卡夫卡（Kafka）和牛顿（Newton）的文献，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性情各异，大放异彩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有强迫性倾向的人。然而，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创造性天赋保护了他们的理智，让他们不至于崩溃。C. G. 荣格（C. G. Jung）也是如此，他在中年时期才承认自己饱受精神病的威胁。

读过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的人无不叹服于他对人性黑暗面的关注。但出于与他的友谊以及本人的愚钝，我无法对他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我在自己关于C. P. 斯诺（C. P. Snow）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顾虑，我写那篇文章是为了向这位热心慷慨的友人致敬，而不是为了详细探讨他的小说和人格。

创造的反面是毁灭，因此本书第13章将谈论“人类为何诉诸暴力”。谋杀是终极的暴力，曾一度被认为主要是一种家庭犯罪。我将在第5章“奥赛罗与性嫉妒心理”中详细探讨这个话题。

最后一章“精神科医生在开放社会里的责任”可能略显突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很少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医生（尤其是精神科医生）参与审问罪犯的现象让我怒火中烧。我为一家周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对这种践踏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行为表达了抗议。北爱尔兰当局利用感觉剥夺的手段来折磨囚犯，这让我担忧不已——这种虐待堪称对创造力的扭曲，因此这一章与全书的其他章节是有些关联的。阿尔斯特地区的审讯者将脑功能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用于刑讯逼供，其摧残囚犯的精神所造成的痛苦不亚于肉体酷刑。这种恶行让我震惊不已，其原因不仅在于手段残忍，还在于对科学调查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