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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绝不是第一个从卢克莱修汲取灵感的诗人或散文家，更不是最后一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里就试图把卢克莱修式的愉悦和信仰调和起来。蒙田频繁引用卢克莱修，还与之隔空呼应道：“世界在永恒地运动……世间万物也在持续地运动。”他建议我们“重新粉碎为伊壁鸠鲁‘无尽的原子’”。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国诗人，包括埃德蒙·斯宾塞、莎士比亚、约翰·多恩和弗朗西斯·培根，都在明确的唯物主义和原子论主题（间接或直接地来自卢克莱修）上有过发挥。本·琼森
（Ben Jonson）为自己的卢克莱修荷兰语版做过大量的注释和批语。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年轻时誊写过《物性论》。莫里哀、德莱顿和约翰·伊夫林翻译过它，约翰·弥尔顿和亚历山大·蒲柏效仿、呼应甚至试图反驳过它。
托马斯·杰斐逊收藏了《物性论》的五种拉丁语版本以及其他三种语言的译本，自称是伊壁鸠鲁学派门人，或许，他的“追求幸福”也是对卢克莱修的刻意呼应。诗人兼医生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不仅激励孙子提出进化理论，还为许多浪漫主义诗人提供了灵感。他的史诗、情诗、演化诗和哲理诗，都在有意识地模仿卢克莱修。他本有意把自己的最后一首诗——《自然的寺庙》（The Temple of Nature）作为《物性论》的再创作版。
玛丽·雪莱构思出《弗兰肯斯坦》的时候，相当完美地反映出这位伟大的罗马唯物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达到高潮。雪莱听到丈夫珀西和乔治·拜伦勋爵讨论“达尔文博士”实验里留下的发酵的“意大利细面条”（vermicelli）活了过来，猛地产生了灵感。考虑到雪莱、拜伦、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都是热情的卢克莱修信徒，或许她听错了，男人们讨论的不是面条的复活，而在引用《物性论》里的段落（达尔文的实验就是在模仿它），因为卢克莱修曾论述植物腐烂会自然产生小虫子“vermiculos”。
一件小事体现了近乎整部西方思想史：一位古典作家，在文艺复兴时代被人们重新发现，启发了启蒙运动，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接着又为最著名的哥特小说点燃了灵感，小说中的恶人深受现代电影的宠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
卢克莱修影响了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引导自由思想家顺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与创世思维渐行渐远。1860年，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在《关于彗星问题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omet）一书中，紧紧地追随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认为宗教的力量源自恐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开篇第一句话里就引出了卢克莱修：“最广义的法，是指源于物之属性的必然关系。”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哲学思想》（Philosophical Thoughts）中呼应卢克莱修，认为自然并无目的，并从《物性论》中摘抄了一句话作为自己这本书的座右铭：“我们要在光明里，才看得见什么是黑暗。”后来，他又在《论盲人书简》中，提出上帝本身是纯粹的感官产物，他因此言论被判异端罪入狱。1770年，无神论哲学家保罗-亨利·霍尔巴赫男爵（Paul-Henri,baron d’Holbach）在《自然系统论》（Le Systeme de la Nature）中把卢克莱修的思想推至极端。霍尔巴赫认为，自然系统中只存在运动中的物质和因果关系：“没有必要求助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事物的形成。”
在地质学领域中，这种怀疑逐渐站稳了脚跟。1785年，苏格兰南部的农夫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提出了一套理论：我们脚下的岩石是至今仍在进行的侵蚀和隆起过程带来的，山顶上出现的贝壳，不需要诺亚大洪水来解释，“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就算不是全部，也是陆地的很大部分，是由地球的自然活动造成的”。他窥视着地质时期的茫茫深处，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找到创世的遗迹，也没有看到末日的前景。”为此，他被诬蔑成亵渎者和无神论者。爱尔兰顶尖科学家理查德·柯万（Richard Kirwan）甚至进一步暗示，赫顿的思想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等危险变故，“事实证明”，它们“对各种无神论体制的结构太有利了，因为这些本身就是动荡的、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