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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钩依然存在，只是看不见。启蒙运动一次次地展现出折中模式：从上帝手里夺回了一座城池，却仍然坚持上帝永远把持着城池之外的地方。不管事实证明有多少天钩是出于幻想，总有下一个天钩会是真的。实际上，辛辛苦苦做了一大堆工作以说明自然出现更合理，却突然看到了设计（这太常见了），我只好给它借用个名字——偏离（swerve）。卢克莱修是偏离第一人。在一个由运动轨迹可预测的原子所构成的世界里，卢克莱修（顺着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开辟的道路）无法解释人类明显存在的自由意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任性地提出，原子必定是偶尔不可预料地偏离，因为诸神命令它们这样做。自此，诗人的这种前后不一就叫作“卢克莱修式偏离”，不过，我打算用这个词进行更一般性的指代：每当我逮到哲学家在自己难于理解的东西上强行解释，违背原本的立场，随意抛下天钩时，我就说，这是“偏离”。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许多卢克莱修式的偏离。
牛顿的对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1710年的《神义论》中，尝试用数学证据证明上帝存在。他得出结论，罪恶在世上漫步，让人尽可能拿出自己最好的部分来。上帝总是精心地计算怎样将罪恶限制在最小值，如有必要，它会降下大难，杀死更多的坏人，虽然偶尔也杀死好人。伏尔泰嘲笑莱布尼茨的“最优主义”（optimism），当时这个词的意思几乎和现在完全相反：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无可改进的（“最优”），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导致60 000多人死亡。万圣节的清晨，教堂里挤满了人，神学家按照莱布尼茨的解释说，里斯本罪恶太多，受惩罚是应得的。伏尔泰认为这太过分了，便写了一首诗讽刺地问：“那就是说，陨落于地震的里斯本，比处处骄奢淫逸的巴黎，能找到更多的恶？”
牛顿的法国追随者皮埃尔-路易·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aupertuis）前往瑞典拉普兰，证明地球在两极附近趋于扁平，一如牛顿力学所预测的。接着，他又否定了建立在大自然奇迹（或者太阳系运转的规律性）之上的上帝存在的其他论据，从牛顿的立场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但是走了这么远，他突然停下来（他的卢克莱修式偏离症犯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自己的“最小作用”原理（用于解释运动）展现了大自然的大智慧，故此，它必然是智慧创造者的产物。或者，用莫佩尔蒂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上帝和我一样聪明，那么它必然存在。这是何其不合逻辑的推论呀！
伏尔泰很生气（有可能是因为他那颇有数学天赋的情妇埃米莉，也即夏特莱侯爵夫人，曾跟莫佩尔蒂交往过，还撰文捍卫莱布尼茨），便在自己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里创造了一个杂糅了莱布尼茨和莫佩尔蒂性格的人物——潘格罗斯博士。哪怕一同经历了梅毒、海难、地震、火灾、奴役和绞刑架，潘格罗斯仍然劝服了天真的老实人赣第德，这就是一切可能世界里最好的那一个。伏尔泰对自然神学的蔑视，很明显直接来自卢克莱修，因为贯穿其一生，伏尔泰都在借用卢克莱修的观点，有一阵子甚至自称“卢克莱修转世”。
伏尔泰绝不是第一个从卢克莱修汲取灵感的诗人或散文家，更不是最后一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里就试图把卢克莱修式的愉悦和信仰调和起来。蒙田频繁引用卢克莱修，还与之隔空呼应道：“世界在永恒地运动……世间万物也在持续地运动。”他建议我们“重新粉碎为伊壁鸠鲁‘无尽的原子’”。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英国诗人，包括埃德蒙·斯宾塞、莎士比亚、约翰·多恩和弗朗西斯·培根，都在明确的唯物主义和原子论主题（间接或直接地来自卢克莱修）上有过发挥。本·琼森
（Ben Jonson）为自己的卢克莱修荷兰语版做过大量的注释和批语。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年轻时誊写过《物性论》。莫里哀、德莱顿和约翰·伊夫林翻译过它，约翰·弥尔顿和亚历山大·蒲柏效仿、呼应甚至试图反驳过它。
托马斯·杰斐逊收藏了《物性论》的五种拉丁语版本以及其他三种语言的译本，自称是伊壁鸠鲁学派门人，或许，他的“追求幸福”也是对卢克莱修的刻意呼应。诗人兼医生的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不仅激励孙子提出进化理论，还为许多浪漫主义诗人提供了灵感。他的史诗、情诗、演化诗和哲理诗，都在有意识地模仿卢克莱修。他本有意把自己的最后一首诗——《自然的寺庙》（The Temple of Nature）作为《物性论》的再创作版。
玛丽·雪莱构思出《弗兰肯斯坦》的时候，相当完美地反映出这位伟大的罗马唯物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达到高潮。雪莱听到丈夫珀西和乔治·拜伦勋爵讨论“达尔文博士”实验里留下的发酵的“意大利细面条”（vermicelli）活了过来，猛地产生了灵感。考虑到雪莱、拜伦、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都是热情的卢克莱修信徒，或许她听错了，男人们讨论的不是面条的复活，而在引用《物性论》里的段落（达尔文的实验就是在模仿它），因为卢克莱修曾论述植物腐烂会自然产生小虫子“vermiculos”。
一件小事体现了近乎整部西方思想史：一位古典作家，在文艺复兴时代被人们重新发现，启发了启蒙运动，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接着又为最著名的哥特小说点燃了灵感，小说中的恶人深受现代电影的宠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
卢克莱修影响了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引导自由思想家顺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与创世思维渐行渐远。1860年，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在《关于彗星问题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omet）一书中，紧紧地追随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认为宗教的力量源自恐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开篇第一句话里就引出了卢克莱修：“最广义的法，是指源于物之属性的必然关系。”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哲学思想》（Philosophical Thoughts）中呼应卢克莱修，认为自然并无目的，并从《物性论》中摘抄了一句话作为自己这本书的座右铭：“我们要在光明里，才看得见什么是黑暗。”后来，他又在《论盲人书简》中，提出上帝本身是纯粹的感官产物，他因此言论被判异端罪入狱。1770年，无神论哲学家保罗-亨利·霍尔巴赫男爵（Paul-Henri,baron d’Holbach）在《自然系统论》（Le Systeme de la Nature）中把卢克莱修的思想推至极端。霍尔巴赫认为，自然系统中只存在运动中的物质和因果关系：“没有必要求助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事物的形成。”
在地质学领域中，这种怀疑逐渐站稳了脚跟。1785年，苏格兰南部的农夫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提出了一套理论：我们脚下的岩石是至今仍在进行的侵蚀和隆起过程带来的，山顶上出现的贝壳，不需要诺亚大洪水来解释，“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就算不是全部，也是陆地的很大部分，是由地球的自然活动造成的”。他窥视着地质时期的茫茫深处，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找到创世的遗迹，也没有看到末日的前景。”为此，他被诬蔑成亵渎者和无神论者。爱尔兰顶尖科学家理查德·柯万（Richard Kirwan）甚至进一步暗示，赫顿的思想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等危险变故，“事实证明”，它们“对各种无神论体制的结构太有利了，因为这些本身就是动荡的、不道德的”。
率先动手拆除天钩的物理学家，接二连三地震惊世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借助夏特莱侯爵夫人对烦琐的牛顿几何学的改进，通过逻辑推导出了牛顿主义的结论。拉普拉斯认为，宇宙的现状是“过去的影响、未来的成因”。如果有智者强大到足够计算出每一项因的每一项果，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都将展现在他眼前”。拉普拉斯从数学上指出，在天文领域不需要牛顿所谓的“上帝轻轻一推”的干预，就能维持太阳系的稳定，从而拿走了天钩。“我根本不需要那种假设。”他对拿破仑说。
到了20世纪，拉普拉斯决定论的确定性，受到两个方向的攻击（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最终瓦解了。在亚原子层面上，世界竟然远非牛顿所设想的，不确定性根植在物质的基本结构当中。而在天文尺度上，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发现天体的一些安排导致了永恒的不稳定。而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则意识到，对初始条件的苛刻敏感性，意味着天气系统本质上无法预测。1972年，他在讲演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巴西的蝴蝶拍打翅膀，会导致得克萨斯州刮起龙卷风吗？”
这些对决定论的攻击都来自下方，而非上方；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如果非要说它们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变化，那就是，世界成了一个更为偏向卢克莱修的地方。不可能预测一个电子的位置，也不可能提前一年预测天气，这些都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不利于预言家、专家和规划师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