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削弱这一惬意共识的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于1779年他过世后出版)中,休谟写下了一段名言。他让自己虚构出来的有神论者克里安西斯(Cleanthes)用雄辩有力的文字道出了来自设计论的观点:
环顾世界,想象它的整体和每一个部分,你会发现,它就是一台了不起的机器,由无限多更小的机器组成……所有这些不同的机器,甚至包括它们最微小的零部件,都精确地调整使彼此契合,让人只要一想起来,就忍不住发出赞叹。手段与目的的神奇匹配,超出了人类谋划、设计、思想、智慧和智力的产物。故此,我们触类旁通地进行推断,倘若结果类似,原因必定也类似。[对话录,2.5/143]
丹尼特指出,这是一种归纳推理:有设计的地方一定有设计师,一如有烟雾的地方就一定着了火。
但克里安西斯的对话者,同样出自休谟虚构的菲罗(Philo)对这一逻辑做了精彩的反驳。首先,它会立即引出“谁设计了设计师”的问题。“这种无限的推导哪有什么喜悦可言?”接着,他又指出了循环论证:上帝的完美解释了世上的设计,而世上的设计又证明了上帝的完美。再接下来,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完美的呢?在“无限的创世岁月中”,他难道不能是个“模仿他人的愚蠢技师”,“跌跌撞撞、东拼西凑”地创造了不同的世界?又或者,证明上帝存在的论点,不也可以用来证明存在多个上帝,或者一位有着人类形状的“完美女神”、一头动物、一棵树,甚至“一只蜘蛛,从肚子里织出了整个复杂的世界?”
这一下,休谟找到好玩的东西了。他呼应伊壁鸠鲁学派,开始给自然神学的所有论点挑毛病。菲罗说,一个真正的信徒会强调“人类和神的思想之间存在巨大且不可理解的差距”,所以,把神说成是平平无奇的工程师,是对神的亵渎。反过来说,无神论者说不定倒乐于承认大自然的目的性,只是会用除了上帝智慧之外的类似事物来解释它,查尔斯·达尔文最后就是这么做的。
总之,和伏尔泰一样,休谟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神的旨意。等他说完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自我菲罗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设计论的整个立足点。可就在这时候,休谟看了看七零八落的战场,突然停下了攻击,松手让敌人从战场逃跑了。菲罗到最后突然认同了克里安西斯,这真是哲学史上最叫人失望的一刻。他说,如果我们不把至高无上的存在称为上帝,那么“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呢,难道叫他思想或头脑吗?”这是休谟的卢克莱修式偏离。又或者说,一切别有内情?安东尼·戈特利布认为,如果你读得足够仔细,应该看出休谟在这里埋下了“思想是物质”的微妙暗示,希望哪怕自己过世之后也不会叨扰那些虔诚的信徒。
丹尼特认为,不能用害怕遭到迫害来解释休谟在最后一刻的怯场,毕竟,他把书安排在自己身后出版。说到底,是纯粹的怀疑,让他在唯物主义的最终结论前止步。因为缺乏达尔文式的洞见,他没能看出目的源自物质的机制。
佩利很清楚菲罗会反对,却仍然推断手表的后面存在思想。佩利要说的不是手表由零部件构成,也不说它的设计接近完美,或者它不可理解,这些是上一代机械唯物论者爱用的论点,休谟已经做了解答。佩利要说的是,它显然是为了完成某一桩来自古老祖先的任务而设计的。佩利换了个比喻,断言:“眼睛是为视力而制造的,一如望远镜是为了协助视力而制造的,两者存在的证据完全一样。”他指出,水生动物的眼睛比陆生动物曲度更大,两者各自适应水陆环境的不同折射率:器官适应世界的自然规律而成,而不是反过来。
但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为什么他还要设计眼睛呢?为什么不赐给动物一种无须器官就能视物的神奇力量呢?佩利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上帝可以“不借助工具或手段的干预,但正是在对工具的构建中,在对手段的选择与适应中,看到了(上帝)造物的智慧”。上帝乐于根据物理定律来工作,以便让我们得到理解物理定律的愉悦感。这样一来,佩利就对护神论点做了现代化的改良,日后发现的自然选择演变规律并不能用来反驳上帝。自然选择同样是上帝安排的,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发现它,因它感到鼓舞。
佩利的观点可归纳为:你发现的可解释生物世界的自发机制越多,就越应该相信这背后存在智慧。面对这样的逻辑诡辩,我不禁想起了宗教歌舞片《布莱恩的一生》(Life of Brian)。布莱恩一角由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扮演,他拒不承认自己是救世主弥赛亚:“只有真正的弥赛亚才会否认自己的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