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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这里竟然有一个18世纪的中产阶级苏格兰教授说，道德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彼此调整行为的偶然副产品；他说道德是人类在相对和平的社会里自然自发产生的现象，又说善良不需要教导，自然更与古代巴勒斯坦地区某个木匠扯不上半点关系，那是道德源于圣人的迷信。在《道德情操论》的部分章节中，斯密听起来有点像是卢克莱修（斯密当然读过），但他听起来更像是今天的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哈佛大学讨论社会走向宽容、远离暴力的演变。
其实这里也存在一个极其有趣的共识。平克的看法实际上和斯密很接近，认为道德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说得直白些吧，按照斯密的解释，在暴力的普鲁士中世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通过试错培养出来的道德准则，必定与如今在和平的德国郊区长大的孩子截然不同。在中世纪的人眼里，为了捍卫自己或自己城邦的荣誉而杀人，是符合道德的，但今天的人则认为，拒绝吃肉、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符合道德，而出于任何理由（尤其是为了荣誉）杀人则非常不道德。本着斯密的道德演变观，很容易看出道德是相对的，会根据不同社会所处的不同节点而演变，而这正是平克要证明的事情。
平克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记录了最近几百年暴力行为惊人地持续减少。在我们刚过去的10年里，全球战争死亡率创下了历史新低；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凶杀率比中世纪减少了99%；我们看到的种族、性别、家庭、肉体、资本及其他暴力形式全面撤退；从前视为常态的歧视和偏见，如今变成了可耻行为；我们反对任何以暴力取乐的做法，哪怕是对动物也不行。倒不是说暴力消失了，但平克记录的衰退非常明显，而我们对暴力的恐惧还在，意味着这种衰退还将持续下去。今天我们视为正常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子孙会大感惊讶。
为了解释这些趋势，平克借用了最初由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的一套理论。1939年，埃利亚斯在英国以德裔犹太难民的身份发表相关论文，可惜没过多久，英国就因为他是德国人拘禁了他。从当时的情形看，说暴力和胁迫在减少实在不是个好的时机。但30年后的1969年（那是个远比1939年幸福快乐的时代），这套理论被翻译成了英文，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埃利亚斯认为，随着人们变得更为城市化，住得更拥挤，更接受资本主义，更世俗化，“文明的进程”剧烈地改变了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的习惯。他梳理中世纪欧洲的文献，记录下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随意而频繁的暴力行为，偶然间得出了这一矛盾的认识（我们如今有了强大的统计学证据，但当时还没有）。争执随时都会变成谋杀；肉刑和处死是常见的惩罚；宗教靠虐待和酷刑来执行规则；娱乐往往也很残忍。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镜中日月》（Distant Mirror）中举了法国中世纪一种流行游戏为例：人把手绑在身后，争抢着用脑袋去砸死一只被钉在柱子上的猫，在此过程中，绝望的猫拼命用爪子抓挠，有可能弄瞎游戏者的一只眼睛。这并不好笑……
埃利亚斯认为，道德标准是演变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记录了伊拉斯谟和其他哲学家公布的礼仪指南。这些指南充斥着似乎根本不必要，其实更能透露实情的餐桌礼仪、如厕礼仪和床事礼仪建议：“他人大小便时无须打招呼……不得用桌布、袖子或帽子擤鼻涕，也不要用指头挖鼻孔……吐痰时要背过身，以免唾液吐到他人身上……吃饭时不可挖鼻孔。”简而言之，这些琐碎的行为竟然值得一提，暗示以现代标准来看，中世纪欧洲的生活相当“恶心”。平克评论道：“这类指示应该是父母说给3岁孩子听的，而不是伟大哲学家对着有文化的读者宣导的。”埃利亚斯认为，当今人们视为第二天性的文明举止、自我控制和慎重考量习惯，必然是习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多地抑制冲动，预计个人行为的长期后果，并将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考虑在内”。换句话说，不用桌布擤鼻涕，跟不拿刀子捅邻居是一回事儿。这有点像破窗理论的历史学版：不容忍小罪，也带来了对大罪的不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