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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经济启蒙运动，跟着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步伐姗姗而来，这并非偶然。一如大卫·博达尼斯（David Bodanis）在《热情的思想家》（Passionate Minds，伏尔泰和他情妇的传记）一书中指出，牛顿质疑周围自古以来广为接受的传统，他的这一做法激励了人们。“牧师或者大臣给予你的训诫以及国教和它背后国家的整套建制，都不再具有权威了。方便携带的小小书本，甚至你自己的想法，都有可能变成权威，真是危险啊。”
渐渐地，通过阅读卢克莱修，通过实验和思考，启蒙运动投入了“新概念”的怀抱：无须智能设计，你就能解释天文、生物和社会。尼古拉斯·哥白尼、伽利略·伽利雷、巴鲁赫·斯宾诺莎和艾萨克·牛顿迈出了试探性的步伐，从自上而下的思考方式，逐渐走进了自下而上的世界。怀揣着兴奋，洛克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休谟和斯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达尔文和华莱士，也都对设计论犯下了类似的“异端罪”。自然解释取代了超自然解释。新兴的世界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