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法布理齐乌斯、格斯纳尔、埃内斯蒂、赖斯克

1700年，日耳曼地区第一家科学院在柏林成立。精明聪慧的创建人是那位在很多领域都富有天才的人物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年），其学术品位，表现于他的拉丁诗作 ^[1] ，表现于他对语言起源的思索 ，也表现于他敦请俄国凯瑟琳女皇收集诸国词汇的行为上 ^[2] 。他在8岁时，曾借助李维著作的一部插图本以及加尔维修的《史事系年》 Opus Chronologicum （1605年）自学拉丁文。12岁之前，他已经在写作拉丁诗歌，并开始学习希腊文。1663年他在耶拿抨击利普修斯粗疏含混之拉丁文的那些摹仿者 ^[3] ，并发表了一部论著，打算证明“法剌芮斯书信集”为伪作，依据的是它们以阿提卡方言写成而采用了琉善的文体 。1670年，他写作了一篇关于哲学文体的论著，用于引介尼佐琉斯《斥蛮书》的一个编订本 ；三年后在巴黎，他与于埃在通信中讨论筹备一部马提安·卡帕剌的编订本，对自然科学界的某些学者不屑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风气表示异议 。【2】至其临终时，他还能背诵得出维吉尔的大段诗篇。

奥格斯堡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布鲁克J. J. Brucker（1696—1770年），著作了那部《哲学史考证》 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 ，他在1731年被选为柏林科学院成员。但在18世纪前半叶，科学院对于古典学识兴趣的推动远不及日耳曼中学里的教师们，后者出于对文学通史的兴趣而研究经典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人物，是约翰·阿尔伯特·法布理齐乌斯Johann Albert Fabricius（1668—1736年），他就读于故乡莱比锡的大学，自1699至1711年间先后在汉堡出任助理校长和校长职务。这时他已完成了三卷小开本《拉丁群书治要》 Bibliotheca Latina ，这是一部关于古典时期拉丁文学的综合性传记与书目学著作（1697年） 。在他开始着手写作范围更广的《希腊群书集要》时，还维持着学校的职务，这部著作多达14卷四开本，纵横于整个希腊文学范围，直至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1705—1728年） 。此书尽可能地以对每部引述文献之版本的第一手知识为基础，提供了关于希腊文献各阶段历史的门径。仅关乎荷马一人就占去了350页四开纸张，包括了《会注》及尤斯塔修斯注疏中所有著作家的索引。较早的那部关于拉丁文学的著作，后来又有五卷本的《拉丁群书治要：中古及近世编》 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1734年）作为续篇 ，而对古典时期文物的近代文献调查，则收入《古物学书目》 Bibliotheca Antiquaria （1713—1716年）中，钱币学的部分，则被其置于班杜里《泉学书目》 Bibliotheca Nummaria 一部新的编订本（1719年）中。上这四部20卷著作，体现出了广博的学识和无畏的勤奋，或足以让此著作者被称为近世之狄都慕斯。【3】不过已刊著作的清单，还不止于此。他还编订过塞克斯都·恩披理克的著作、玛理努斯的《普洛刻卢斯传》、卡尔齐丢斯的《蒂迈欧篇》注疏 ，另外还有一部重要的狄奥·卡西乌斯著作编订本，具有完整的注疏，是在他身后由其女婿及传记作者赖马尔Reimar完成的 ^[4] 。

法布理齐乌斯与当时的杰出学人们保持通信。他在编纂《拉丁群书治要》时得到了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法尔斯特Christian Falster的协助 ；编纂《希腊群书集要》时得到了柯斯特尔的帮助 。在后一书中，他还得到了斯蒂芬·贝尔格勒Stephan Bergler （约1680—约1746年）的大力援助，后者凭借其希腊文的知识，或许可跻身当时最为出色的学者行列，但由于酗酒成性，只得屈身做个雇佣文人。在18世纪之初，贝尔格勒曾在莱比锡出任印刷校对；1705年，他动身去往阿姆斯特丹，为始于勒德兰而由赫姆斯特赫斯延续的波鲁克斯著作编订本制作了索引，他本人则完成了勒德兰编订的荷马（1707年）。他随后又在汉堡等地为法布理齐乌斯的工作提供帮助。他第二次在莱比锡逗留期间，完成了一部精妙的阿耳基弗伦编订本（1715年）；他编订的阿里斯托芬在身后由小布尔曼予以刊布（1760年）；他还有关于希罗多德的研究，只体现于雅各布·格罗诺维乌斯编订本（1715年）中的某些考据性注释中；而他有关希洛狄安的拉丁译文，直到1789年才得以问世。他译出了一部关于道德约束的近代希腊文著作 ^[5] ，因而受邀指导该作者在布加勒斯特的诸子，由于他那缺乏节制的恶习，使他尤其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然而，他却从中得到机会，在东主的藏书中寻到些希腊文钞本，为法布理齐乌斯贡献了几则注释。在此之后，贝尔格勒便销声匿迹了。1730年其东主去世后，据说曾去往君士坦丁堡，并信奉了伊斯兰教。假若如此，他可能戒酒成功而乐享晚年了 。

古物学与法制知识，乃是法布理齐乌斯同代人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施瓦茨Christian Gottlieb Schwarz（1675—1751年）的擅场，此人以广博丰富的学问，提升了奥特多夫大学的声誉。他大部分的学问深藏于为数可观的研究计划中，也可见于为一部小普林尼《颂辞》编订本（1746年）所作的训诂与考据注释中 。

约翰·戈特利布·海内克Johann Gottlieb Heinecke，即海内丘斯Heineccius（1681—1741年），【4】堪称罗马法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是哈雷的教授，在那里完成了一部著名的《古罗马律法论说例释》 Antiquitatum Romanarum Jurisprudentiam Illustrantium Syntagma ，因美妙的拉丁文风而广受欢迎 ^[6] 。他本人论文体的著作也一再得到重刊 。

有位撒克逊族的中学教师，本雅明·黑德里希Benjamin Hederich（1675—1748年），其编修的多种辞书，尤其是一部被反复刊印的神话学辞典，提高了古典研究领域的知识水准。他的拉丁文—德文辞典长期得到使用，他的希腊拉丁辞典（1722年）获得了在一个世纪后推出一部崭新编订本的荣耀 。

在这个世纪里出现了为数繁多的经典著作初级编订本，其中在1712—1715年，由迈宁根的约翰·格奥尔格·瓦尔希Johann Georg Walch（1693—1775年）完成的几部尤其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他还著有享有美誉的《拉丁语言史考究》 Historia Critica Latinae Linguae 。在这部著作中，他追溯该语言的历史，从最古时代直至文艺复兴，并对各时期的主要著作加以考察 。约翰·尼克劳斯·丰克Johann Nicolaus Funck，或作丰克丘斯Funccius（1693—1777年），他在拉丁语言史上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著作了一组10篇有关拉丁文命运的精彩论述，标题都取自前后相继的不同人生阶段 ^[7] 。最后两篇一直未能刊布。这些论文的地位，被雅各布·布尔夏德Jacob Burckhard（1681—1753年）有关拉丁语言在日耳曼之命运的著作（1713—1721年）所取代，但这并不合适 。

图林根地区土生的学者中，可以提及克里斯托弗·奥古斯特·霍伊曼Christoph August Heumann（1681—1764年），他在哥廷根做了多年教授。他不仅完成了许多关于古典主题的杂体文献，还编订了不少西塞罗的演说词，以及“论演说术衰落原因的对话篇”，他将此篇著者判为昆体良而非塔西佗（1719年） 。他的同乡，约翰·米夏埃尔·霍伊辛格Johann Michael Heusinger（1690—1751年），在爱森纳赫Eisenach以人文高中校长一职终老，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编订了西塞罗的《论义务》，身后至1783年出版 。戈特利布·科特Gottlieb Kortte，或作科尔提乌斯Cortius（1698—1731年），研究拉丁文的运用，并精心核录拉丁文钞本，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以善校萨鲁斯特而闻名（1724年）。他编订的小普林尼书信集，由学生保罗·丹尼尔·隆戈琉斯Paul Daniel Longolius完成并刊布（1744年）。他关于卢坎的著作，则由韦伯K. F. Weber最先公布于世（1828年） 。【5】

18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中，有约翰·马蒂亚斯·格斯纳尔Johann Matthias Gesner（1691—1761年），他出版的著作以及作为教师而产生的影响，对提高日耳曼中、北部地区的古典研究水准大有贡献。他还在耶拿读书时，即完成了一部令人惊异的论著，涉及琉善名下的那部《爱父者》。他还写了一部关于教育的著作，展示出广博的学识和沉稳老练的见解 ^[8] 。此后20年间，他在魏玛、安斯巴格Ansbach和莱比锡担任中学教师，在他的影响下，托马斯中学Thomas-Schule在莱比锡兴盛起来。1734年，他被召至哥廷根大学，那正是乔治二世此草创该校之时；在余生的27年中，他在那里一直担任诗歌与演说教授，以及古典和教育研讨班的主持人、大学图书馆馆长、汉诺威王国诸学校的总督导，他还是1751年成立的当地科学院中一名活跃的成员，该院乃是日耳曼第二所学术团体 ^[9] 。

作为一名希腊研究的学者，他根据赫姆斯特赫斯与赖茨整理的那部伟大的琉善著作集，贡献了令人折服的拉丁译文及诸多精彩的注释和勘校意见（1743年以后）；在去世前，他正着手编订一部“俄耳甫斯派”诗集（1764年） 。在莱比锡担任中学校长时，他出版了一部《希腊文授读》 Chrestomathia Graeca （1731年），推进了最优秀的希腊文经典被引入日耳曼中学。在拉丁文学方面，他做了一些同样的工作，编选了自西塞罗至老普林尼的选集，并著有一篇重要的序言，论及阅读经典作家的正当方法，起初附于李维编订本（1735年）的书前 ^[10] 。同年他还编订了《论农事诸家》，此后不久又有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和《颂辞》，以及贺拉斯和克劳狄安的编订本问世（1759年）。【6】在后者的前言中，他坦率地声称自己过去一直以来的目标，不是为了卖弄学识，而仅是为了解释著作者；他明确地注明任何未能理解之处；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品位，他还要求大家不仅留意那些优美、富有诗意的段落，也要留意那些与天性及最美好的文学典范格格不入之处。由此可见，格斯纳尔预见到海涅在阐释经典时所引入的趣味原则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文本考据是不够充分的，但阐释性质的注脚可算是这一类型的楷模。除了贺拉斯外（以巴克斯特Baxter的编订本为基础），所有刊本都配有一部精妙的索引。他最伟大的著作，《新罗马语言与学识宝库》 Novus Linguae et Eruditionis Romanae Thesaurus （1749年），以四卷对开本印成，涉及经典拉丁文学的整个范围。

他在1726—1735年间已经完成了法贝尔《辞海》（1571年）的两部修订本，这是最好的一个版本，与他自己的《宝库》同年问世。格斯纳尔的著作以法贝尔为基础，并依据了晚近问世的罗贝·斯第潘努斯《宝库》之伦敦重印本，以十年不懈之努力而完成。我们在其中注意到了显著的进步，体现在对诸多讹误的更正上；与古典拉丁文无关的词汇和专名都被移除；成语得到了比此前更为充分的整理；艰涩的段落也得到了解释。而从另一方面看，对散文作家的采用不及诗人多，具体执行上有某种不均衡，而个别语句用法的历史演化遭到了忽略。然而，此书代表着斯第潘努斯时代以来拉丁辞书学上最重要的进步 。

尽管格斯纳尔在许多著作中都有开辟新局面的成就，就其语文学、历史与哲学研究的百科全书式外观而言，他代表的却是17世纪典型的“硕学之士”的传统，他亦将之作为应哥廷根大学校方要求而开展的一系列课程之纲领。【7】这些讲录，包含了纲领中几近1543个条款的全部内容，后来由其学生之一予以刊布 ^[11] 。

格斯纳尔乃是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旧的人文主义旨在从文体上对拉丁经典进行字句上的效法，并人为地在近世社会中延续古代拉丁文学的命数。这个宗旨逐渐显现出不切实际的方面，约在1650年遭到了摒弃。拉丁文依旧在中学里教授，它也作为大学授课的媒介和学术世界的语言而存活着。但是古代文学越来越被看成是奢侈品；在中学遭到忽视，仅被视作一个荒废而空洞的领域，学者可以埋首其中，想方设法地从事百科全书式学识的构造。哈雷学派实际上便持有这种看法。

以格斯纳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学派，则发现了旧文学的新用途。人们很快以新的兴趣投入到对这类文学的研究中。从此之后，学习希腊文（以及拉丁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效仿文体，而是要吸收实质的内容，来形成思想、培养品位，并准备产生一种近代文学，它并不是往昔时代单纯的回响，而是无论在哲思、学识或诗意上都具有自己的声音。温克尔曼、莱辛和歌德的时代即将到来，格斯纳尔乃是这个时代的先知与前驱 。

在格斯纳尔看来，拉丁文的学习不应该依靠语法学的规则来要求记忆，那样做使得语言在学习者那里变得可憎，而是首先要通过阅读《新约》的拉丁译文，也就是要靠实践来学习。教师应该与学生们用拉丁语对话，翻来覆去地重复最简短的语句；学生应该有勇气去讲拉丁语，即使起初会犯错误。格斯纳尔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最初的尝试，当他在黄昏于街头遇到老师时，愉快地上前以不合语法的句子问候： Domine praeceptor, precor te bona nox 【译按，大意是“主啊，老师，我祝愿你一夜安好”】 。在后来的阶段，他推荐了大批的优秀拉丁文用以粗浅阅读，以求能对拉丁经典进行文学上的鉴赏 。 【8】

作为莱比锡的一名中学教师，格斯纳尔废除使用旧的拉丁文 compendium 【概略】 ，适如其分地引介拉丁文经典，并带领学生们在几个月内通读泰伦斯的全部作品，坚持对特定作家持续研读的文学与教育价值。在哥廷根的研讨班上，他于25年间不断培训一个精挑细选的群体，作为未来日耳曼的教师队伍，他的目的在于培养富有智慧的教师，而非博闻多识的学者。他对希腊文学的研究做出高度评价：（他主张）若无希腊文，拉丁文本身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学校中的男童，（他又言）不该获准放弃希腊文学习。他们在学习了语法原理之后，应该继而做些简单的阅读，诸如伊索、琉善以及希腊文的《圣经》，随后则要读些荷马。当他开课讲授荷马时（在1739年及其后），总是受到欢迎 。

对荷马的兴趣乃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个特色。至此为止，《奥德赛》与《伊利亚特》用德语都仅仅被翻译过一次，时间分别在1537和1610年。但18世纪中期，出现了《伊利亚特》前部数卷的两个译本，随后在1754年有一部译注本，使歌德首次接触荷马。文本经由埃内斯蒂在1759—1764年间加以整理。此后便出现了五个新译本，以沃斯Voss在1793年完成的最为成功，随即出现了沃尔夫的编订本，以及那部珍贵的《荷马史诗绪论》（1794—1795年），还出现了海涅的编订本（1802年以后） ^[12] 。

埃内斯蒂继承了格斯纳尔在莱比锡的校长职务，他以拉丁散文体将其生平、著作描述得很清楚 ^[13] 。他提及剑桥学人艾斯丘Askew博士来访莱比锡时，曾谈到此前刚在哥廷根辞别的格斯纳尔，谓 talem virum nunquam vidi 【我从未见过如此人物】 。这位传记家还记录了格斯纳尔的学术及其社交才能，他的优雅与谦恭的风度，他作为教育改革家的贡献，他在自己富有贡献的希腊与拉丁文经典编订本中排斥对“猜断法”的使用 ^[14] ，【9】他作为一位拉丁文辞书家的价值，他在东方与欧洲语言上的兴趣 ^[15] ，以及他在以文词描述人物形象上的才能。埃内斯蒂还说，格斯纳尔的精彩肖像中的讽刺笔触乃是唯一的瑕疵，这幅画构成了拉丁文《宝库》的扉页 ^[16] 。

与格斯纳尔相关的人物，在此可以提及同世纪的其他几位辞书学家。克里斯蒂安·托比亚斯·达姆Christian Tobias Damm（1699—1778年）是柏林最古老的人文中学之校长，不仅完成了一部关于希腊文初阶的著作，一部《蛙鼠战纪》的校注本（1732—1735年），还在30年后以其荷马与品达的辞典巨著而闻名 。在同一年中，他还将圣约翰福音书的文本译成德文，次年由于神学问题被要求辞去校长职务。但是他一直对这两位真心热爱的希腊作家保持着忠诚。他对此二人的散文体译本在1771年完成。在翻译荷马时，他苦于竭力要表现原始时代的质朴，遂不断求助于下层阶级的语言，但是译文推动了这两位诗人在日耳曼人民中名声更广。他的著作整体上体现其信念，即以为希腊的语言与文学胜过拉丁。他主张效法希腊典范对提升日耳曼文化水平而言是必要的，而在推动对希腊文学的兴趣时，他看到了一种新文艺复兴的迹象 ^[17] 。没过几年，艺术界的“效法希腊典范”将是他著名的学生温克尔曼首部著作中的主题。【10】温克尔曼是一位对荷马怀有热情的学者，他在达姆的教导下学习了一整年（1735—1736年），正是《蛙鼠战纪》编订本问世的年代，但是这位教师对荷马的赏鉴并未能免使温克尔曼把他列入冬烘学究之列 ^[18] 。事实上达姆看来更感兴趣的是荷马的词汇表而非诗才。更懂欣赏荷马之诗才的，是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此人与弗雷德里希·尼柯莱Friedrich Nicolai一起，时常拜访达姆，请求语言上的指导，这门学问现在已经在日耳曼激起了一股新的趣尚。尼柯莱抱怨说，这位教师传授的内容单调乏味，但又言他对异常悦耳的诗行怀有一份敬意，曾经咂唇以表现短语 πολυφλοίσβοιο θαλάσσης 【海水呼啸】 的美妙发音 。他的爱好不止于希腊文学。他完成过一部纳马提安的编订本，翻译过普林尼的《颂辞》，以及西塞罗的两篇演说词和全部的书信。他有关希腊与罗马神话学的小型手册长期以来都是一部权威著作 。

作为拉丁文辞书学家，格斯纳尔在下一世代中遇到了一位可贵的继承人，即伊曼纽尔·约翰·格哈德·舍勒Immanuel Johann Gerhard Scheller（1735—1803年），他先后在柏林东南的吕本Lübben和布雷斯劳东南的布热格Brieg担任中学校长。他的拉丁文—德文辞典 ^[19] 建立在对作者们的独立研究的基础之上，并审慎机敏地参考了最出色的注疏和辞书。在后来的两版中得以扩充和改进，继而由辞书家本人加以缩略，他在1792年又增加了一部德文—拉丁文辞典。舍勒曾不提姓名地援用福尔切利尼（1771年），这一点受到诟病 ^[20] 。还曾有人断言，谓“即使他研究一下更科学的计划安排，【11】即使他展现出足够多的阅读，并且即使他从不忽视考据学上的新见，他的计划仍然是有欠缺的，他的考证仍然是缺少判断力的，他的阅读也还是主要局限于恺撒、西塞罗和其他经典作者” ^[21] 。但他的独立态度还是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对白银时期作家重要性的赏识，以及其他的优长之处，得到了梅耶Mayor教授的充分阐扬 ^[22] 。

与舍勒相抗衡的希腊文辞书学家，是约翰·戈特洛布·施奈德Johann Gottlob Schneider（1750—1822年），他出生于撒克逊地区，临终时是布雷斯劳的教授及大学图书馆馆长。他的希腊文辞书 ^[23] ，就材料的丰富性以及考据才能和方法看，标志着在舍莱维琉斯、黑德里希等人之小型工具书基础上的一次伟大进步。此书也是自H. 斯第潘努斯的辞书（1572年）以来该领域出现的第一部综合性独立著作 。施奈德在收集和解释技术类与科学类术语方面着力甚多。他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结合起古典文献，体现于他的《物理小咏》 Eclogae Physicae 和他编订的埃利安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著作中。他还编订了《政治学》和《家政学》第二卷，以及全部的泰奥弗剌斯特、尼坎德尔、奥庇安著作，还有《论农事诸家》和维特鲁威。

格斯纳尔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功业得到了约翰·奥古斯特·埃内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1707—1781年）的得力倡导。此人出生于图灵根，受学于普福尔塔学校Schulpforta ，继而在维滕贝格和莱比锡深造，他在最后这一学术重镇生活了半个世纪。【12】他与格斯纳尔共事三年，之后接替其职位，在那所优秀的当地中学担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校长。其中后17年间，还担任了莱比锡大学的演说术教授，1759年他在这两个位置上都辞去了工作，又出任了神学教授，延续了其生平最后的22年。他作为学者的声名，主要依赖于整部西塞罗著作集的编订本，共六卷，完成于1739年，至第三版增补了历史背景的介绍和考据学的注释（1777年）。而原创著作中最有恒久之价值的，【13】是《西塞罗语辞诠要》 Clavis Ciceroniana ，这是一部精彩的西塞罗用语与措辞辞典，附有该演说家篇章中提及的罗马诸律法的一篇概要。有些阐释性和考据性的注释在合理的范围内得到了保留，相互冲突的异文之取舍，主要根据对西塞罗用词的精妙体会而加以判决。但是西塞罗文体的标准，被他轻率地运用于对苏维托尼乌斯（1748年）和塔西佗（1752年）著作的编订上。埃内斯蒂还在担任中学教师时，曾编订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的《云》。离开此职务后，他完成了一部荷马的编订本（1759—1764年），以萨缪尔·克拉克的版本为基础；还编订过卡利马库斯（1761年），并（在1764年）重新整理了卡索邦的波里比乌斯。收入其《杂著集》中的演说词和专题论文 ^[24] ，以及他为整理拉丁文本而作的序，都是以精彩的文体写成的，那部小型的数学、哲学与修辞学百科全书式教材，《实学津逮》 Initia Doctrinae Solidioris 也是如此。

肤浅如文人作家，才智则类如阐解注疏之士，埃内斯蒂长期以来被评估得过高了。甚至他的阐解性的注释都有些贫乏无力。荷兰的注疏家们曾表现得过于繁冗，他则走向相反的极端。作为一名西塞罗的编订者，他对于推测式考证不切实际的恐慌，未能使他免于接受自己的臆度之见，只是拒绝前辈学人提出的校勘意见。但是值得信任的是，他为日耳曼古典教育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5] 。

还有三位学者都具有同样的姓氏，最为著名的是他钟爱的侄子，约翰·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埃内斯蒂Johann Christian Gottlieb Ernesti（1756—1802年），他在伯父去世后接任莱比锡的演说术教授长达20年之久，完成的著作中有一部希腊与拉丁文的“技艺辞典”。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侄子，【14】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1733—1801年），是他兄长之子，在1769年前后编订了李维的著作。对于埃内斯蒂其他门生，在此用最简略的方式提及就足够了。其中有约翰·托比亚斯·克雷布斯Johann Tobias Krebs（1718—1782年），他是格里马的校长，编订过赫西俄德（1746年）；J. F. 费舍尔（1726—1799年），在其生平最后32年间，接替埃内斯蒂在莱比锡的中学校长职务，除了完成维勒Weller本“希腊文法”的数卷评议外，还编订了阿纳克里翁与帕莱法图斯Palaephatus的著作，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另外发表了不少于14篇关于《克拉底鲁篇》的研究论文；最后还有鲍尔K. L. Bauer（1730—1790年），他完成了戈特勒贝尔Gottleber关于修昔底德的编订本，以及一部德文—拉丁文辞典。这些人都属于“勤学而迂腐的学究” ^[26] 。此外，还有克洛茨C. A. Klotz（1738—1771年），哥廷根与哈雷的教授，以其与布尔曼和莱辛的争论最为出名 。莫鲁斯S. F. N. Morus（1736—1792年）是莱比锡的教授，编订过伊索克拉底的《颂词》、“朗吉努斯”和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长征记》与《希腊志》。莫鲁斯的一个学生贝克C. D. Beck（1757—1832年），参与了他对马斯格雷夫版欧里庇得斯的扩充编订（1778—1788年），贡献了一部出色的《词汇索引》 Index Verborum 。他完成的众多编订本，包括了一部繁冗的德摩斯提尼《议和平》注疏集（1799年）。他还写过《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语文学》 De Philologia Saeculi Ptolemaeorum （1818年），并评述了截止于1829年前的50年来语文学与历史研究之进程 。

当格斯纳尔于1761年在哥廷根去世，他的空位首先提供给了埃内斯蒂，此人在27年前已经承继了格斯纳尔在莱比锡的校长职务。埃内斯蒂拒绝了这个机会，并建议由鲁恩肯来充任，此人 18年前曾受到埃内斯蒂的建议而学习希腊文，并不是在哥廷根跟随格斯纳尔，而是在莱顿追随赫姆斯特赫斯。鲁恩肯也拒绝了这个机会，又转而推荐埃内斯蒂从前的学生海涅，此人在哥廷根的辉煌事业将在下文述及 。埃内斯蒂似乎是故意忽视赖斯克的请求，后者近15年一直在莱比锡生活，并展示出跻身当代最著名希腊研究学者之列的才能。

约翰·雅各布·赖斯克Johann Jacob Reiske（1716—1774年），在哈雷打下了坚实的拉丁文基础，173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讲座课程；事实上希腊文在当时也没有人要参与。他自行钻研了几位希腊著作家，【15】却发现德摩斯提尼和提奥克里忒在他的阅读水平看来过于艰涩。他还在1738年之前学习过阿拉伯语，此后尽管穷困潦倒，却前往莱顿去旁听舒尔滕Schultens的讲座，最终在这门语言的知识上超越了主讲人 。在莱顿，他通过帮助道尔维耶编订卡里同及校对阿尔伯蒂的《赫叙基乌斯》清样来养活自己 ^[27] 。在贫困的压力下，他被迫学医，在174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尽管他从未出诊。在他返回日耳曼不久，再度定居莱比锡，12年间从事于乏味的工作以谋求生计，而埃内斯蒂及其他富有影响的人士，动用他们的权力来帮助他，却对其坦率独立的性格持有疑虑 ^[28] 。埃内斯蒂甚至于警告莱比锡的来客们，“勿要叨扰那位怪僻人士” ^[29] 。然而需要公正客观地指出，在赖斯克最黯淡的岁月里，正是埃内斯蒂每日邀请他去吃晚餐 。尽管遭遇种种困厄，他却从未失去勇气，在学术事业上的热情从未消减。1748年，他获得了意义不大的荣誉，被任命为“阿拉伯语特别教授”，得到了微不足道的津贴，甚至这样还不能按时发放。但是在1756年初，他关于这门语言的知识使他受邀去往德累斯顿，对选帝侯藏室中的阿拉伯钱币加以分类。经历了六个月的诸多艰辛，藏室主人带给他一块玉石，无人识得上面所雕刻的细密文字。赖斯克解决这个谜团，并获准将玉石带到莱比锡，在那里他撰述并刊印了一部说明，呈交给物主，那位格拉夫·冯·瓦克巴特Graf von Wackerbart立即赠送了赖斯克100塔勒银币，在两年后，当赖斯克事业进入关键时刻，正要申请莱比锡的尼柯莱中学Nicolai-Schule校长职务，又插手予以支持，担保下这份工作，将这位受贫穷折磨的学者置于地位尊贵、薪酬优渥的职位，使之安度其余生的16年（1758年） 。他因此获得些许闲暇，这对于要完成多种希腊著作家的重要编订本来说是有必要的。1764年，他娶了一位思想高尚、气质出众的女士，【16】为了夫君的缘故，她也学习了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将自己的珠宝抵押，确保他能支付得起刊印德摩斯提尼著作的费用 ，又帮助他核录钞本 ，并为他完成及刊布了那些生前未竟之著作。

最早展现赖斯克对希腊文的深湛知识的，是君士坦丁·波弗洛根尼图斯关于拜占庭宫廷礼仪的著作之首刊版（1751—1754年）。他整理的三卷《帕拉廷文苑英华集》内容丰富，【17】在考据、训诂和文学史方面都有价值（1754年）。在此期间，他还自费刊印了关于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评断”，收入了一些精彩的校勘意见（1753—1754年）。他进而完成了五卷本的希腊作家之“评断”（1757—1766年），涉及泰奥弗剌斯特《角色丛谈》、狄奥多鲁斯、“金嘴”狄翁、以及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还有普鲁塔克的《道德论集》，及修昔底德、希罗多德、阿理斯泰德、波里比乌斯、理班纽斯、阿耳忒密多儒与卡利马库斯，对这些文本提出了许多校改意见。他非常看重此书 ^[30] 。作为一名学校教师，他在西塞罗研究上下了几年功夫。他编订了《图斯库兰论辩集》，附有对前两卷的注释和各种异文，但他很快丢弃了西塞罗，转而研究德摩斯提尼及其他希腊文演说家。研究的最初成果，是一部生动的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纳斯演说集德文译本，附有阐解性注释（1764年）。他在普鲁士人撤离莱比锡那天（1763年2月15日），开始着手于这一译本 。他编订的这部演说家著作，包含了十年的艰辛劳动。对于德摩斯提尼的文本，他采用了一部慕尼黑的钞本，还有来自奥格斯堡的四部钞本；埃斯奇纳斯的文本，则使用了赫尔姆施塔特的一部钞本，乃是得益于莱辛的协助；而他在1746年于莱顿遇见的艾斯丘，曾将约翰·泰勒收集的资料寄给他 。他关于这些演说家们的著作，扩充至八卷篇幅（1770—1773年），又有“Apparatus Criticus” 【校记】 及德摩斯提尼的“索引”，共四卷。其中最后三卷是其遗孀所整理的。

在翻译德摩斯提尼前，他曾准备了一部修昔底德所有演说词的译文，但一年之间便大方地放弃了，为的是他的朋友哥廷根教授海尔曼J. D. Heilmann（1727—1764年），其在1760年发愿要译出修昔底德的完整著作。应一位出版家的要求，他随后在短短三个月间匆忙地完成了一部修昔底德的编订本，其中对于文本的改进有许多敏锐的见解（1765—1766年）。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修订马克西姆·提留斯的文本。他在有生之年见到了自己所整理的六卷本哈利卡那苏斯的第欧尼修中的前两卷，以及12卷本普鲁塔克的第一卷问世。【18】他还有对理班纽斯的重要编订本，由其遗孀出版，她还完成了他的“金嘴”狄奥著作之刊印。

有关其生平事迹，披露于所撰自传的那些悲戚的文字中。他将自己所有的苦难奋斗与意志消沉的日子都讲述给我们，还对那些后来帮助他获得进一步事业所需之闲暇的人们表示谢意。他这样谈到自己：

上帝已经赐我诸多禀赋，虽非最佳（或许如此），却也不是最糟；他也予我使用这些禀赋的热情与愿望，从而实现他的荣耀与公共利益……毫无疑问的是，我乐于勉力为之，假如岁月惠我更多闲暇，使我从容进行研究，假如我能从同辈中得到更多帮助和鼓励；可我的工作较乎其他同样地位之人，毕竟已经多了上千倍。因为善于利用我的“一项禀赋”，我就能怀着喜乐的勇气去见主，向他呈递我管理他所赋予之物的报告了。

他那忠诚的太太为这部自传添加了一篇简短的记述，描写此人的性格，详述其直率诚实之表现，以及他对学问的热情，对那些曾有负于他之人的宽容大度。只有那些无法（或不愿）了解他的人，才会称他是厌世者。除了广泛地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他对德、法、意、英的杰出诗人也毫不陌生，在他所喜爱的著作中，还有提罗斯顿Tillotson和巴罗Barrow的布道文集 ^[31] 。

在赖斯克之暮岁直至他身后数年，自1768至1782年间，莱比锡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教授职位由莫鲁斯Morus担任 ，这是埃内斯蒂最出色的学生之一。莫鲁斯之后，继任者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赖茨Friedrich Wolfgang Reiz（1733—1790年）。赖茨作为一名教师，因为培养了赫尔曼这样著名的弟子而享有声誉 。【19】他倾注心血于语法学、诗律和文本考据之有限领域的全面探索中。他的著作有关于希腊语与拉丁语语气及时态的论述（1786年），还有谈重读法的书（1791年）。在诗律方面，他是第一位向日耳曼人引介本特利观点的人，对于后者他习惯称之为“考据家之最为完美的典范”。这些观点被他以一篇短论提出 ^[32] ，并将之应用于《绳索》 Rudens 的一部编订本中 。他对亚里士多德尤其感兴趣，曾不具名地参与《修辞学》及《政治学》第七、八卷的考证，这两部分内容刊布于一个《诗学》的整理本（1786年）中。他还编订过希罗多德的前四卷。最后，他曾打算对维埃纳的德法朗士之古物陈列室进行一番完整的记录，这与一系列关于罗马古物的讲录，俱在其身后公之于世。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他是赫尔曼的导师，他得到了沃尔夫的高度赞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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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enickius，《晚近日耳曼诗家拉丁文作品选》 Recentiorum Poetarum Germanorum Carmina Latina Selectiora （1748），3以下。

[2] Max Müller的《讲录》，i 144，注释28 ⁵ 。

[3] Julian Schmidt，《日耳曼精神生活史：自莱布尼兹至莱辛去世，1681—1781》 Geschichte des geistigen Lebens in Deutschland: von Leibnitz bis Lessings Tod, 1681-1781 ，i 101。

[4] H. S. Reimar，《法布理齐乌斯生平与著述评注》 De Vita et Scriptis J. A. F. Commentarius ，汉堡，1737；Bursian，i 360-362；肖像见本卷扉页。

[5] Nic. Mavrokordatos，《论义务》 περὶ τῶν καθηκόντων ，1722。

[6] 《古罗马律法论说例释：查士丁尼法学汇编之第二教学阶段》 Antiquitatum Romanarum Jurisprudentiam Illustrantium Syntagma secundum ordinem institutionum Justiniani digestum （1719）；重刊于1841年。

[7] 《论拉丁语言的起源》 De origine Latinae linguae 、《童年期》 pueritia 、《成长期》 adolescentia 等（1720—1750）。

[8] 《议学校制度》 Institutiones rei scholasticae ，1715。参看Paulsen，ii 16 ² 注释。

[9] Societas Regia Scientiarum Gottingensis 【哥廷根皇家科学学会】 。

[10] 《杂著集》 Opuscula Minora ，vii 289以下。

[11] 《综合教育初级概论》 Primae Lineae Isagoges in Eruditionem Universalem ，J. N. Niclas编订本，1774。

[12] Paulsen，ii 7 ² 以下。

[13] 《从格斯纳尔到鲁恩肯：生平著作记录》 Narratio de Jo. Matthia Gesnero ad Davidem Ruhnkenium V.C. ，在《演说著作集》 Opuscula Oratoria ，307-342，重刊于《哥廷根科学院传记丛刊》 Biographia Academica Gottingensis ，i 309以下。

[14] p. 331， Conjecturas ingeniosas laudabat magis quam probabat; et nihil magis quam dulces illas ingenii illecebras in judicando cavendum monebat . 【对于聪明的推测式勘校，称赞者比印证者多；而在裁断中，则主要注意避免心性受到那些令人愉悦的诱惑。】

[15] p. 325， nec ita admirabatur veteres, ut contemneret recentiores 【人不敬畏往昔，便会厌弃当下】 。

[16] p. 341.其他的传记记载，见J. D. Michaelis在《哥廷根科学院传记丛刊》，i 245-276，及Niclas，同上，iii 1-180，287-496。参看格斯纳尔的《书信集》（1768以后），Sauppe的《讲演录》Vortrag（1856）以及“哥廷根诸教授”在哥廷根科学院的《论文集》（1872），p. 59以下；Julian Schmidt，i 475-481；以及Eckstein的《来自伊利诺斯州的贵客伊萨克·纽顿·阿诺德讲演录》 Rede des ehrbaren Isaac N. Arnold, von Illinois （1869）；Jahn，《古物学通俗论文集》 Aus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 populäre Aufsätze ，25；又见Bursian，i 387-393，以及Paulsen，ii 15-28 ² 。

[17] “Videor jam saeculum renascentis apud nos Graecitatis cernere animo: illustres viri, imo et foeminae, adamare incipiunt has literas et in pretio habere” 【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希腊文化重生的复兴时代：杰出的男性，甚至还有女性，都开始爱好这种文学并对之赞扬有加】 ，1752年的计划（Justi的《温克尔曼及其同时代人》 Winckelmann und seine Zeitgenossen ，i 34注释）。

[18] “praecep'ores ἀμούσους ” 【缺乏艺术品位的教师】 （Justi，i 34）。

[19] 《详尽完备的拉丁文—德文辞书或字典，以解释古事与训练拉丁文语词为宗旨》 Ausführliches und möglichst vollständiges lateinisch-deutsches Lexicon oder Wörterbuch zum Behufe der Erklärung der Alten und Übung in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两卷本，1783；第二版，三卷本，1788；第三版，五卷本，1804—1805。

[20] “Censor Germanus” 【日耳曼审查官】 ，见引于Furnaletto编订本福尔切利尼。

[21] Otto关于拉丁辞书学的论述，见《科学与文学综合月刊》 Allgemeine Mona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und Litteratur ，布伦瑞克，1853，p. 990以下。

[22] 《古典与圣教语文学学刊》，ii 283-290（1855）。—舍勒还曾完成过两卷本的《拉丁文体佳篇津梁》 Praecepta stili bene Latini （1779），篇幅一长一短的两部拉丁语法学（1779以后及1780以后），一部阐释拉丁经典以及恰当摹仿西塞罗的导读（1770），还有对西塞罗和李维前6卷的考察（1785）。参看Bursian，i 507-509。

[23] 《希腊文考据辞典》 Kritisches griechisches Wörterbuch ，两卷本，1797以后；第二版，1805—1806；第三版，1819；增补卷，1821；F. W. Riemer缩略本，1802—1804。

[24] 《演说著作集》 Opuscula Oratoria （1762）及《语文学著作集》 Opuscula Philologica （1764），俱出版于莱顿；前者又有一部《新编》 Novum Volumen （1791），以及《杂论著作集》 Opuscula Varii Argumenti （1794），俱出版于莱比锡。

[25] Urlichs，105 ² .参看Bursian，i 400-404。埃内斯蒂有关古典文学教育的观点，或许可在他修辞学讲演录中找到线索（见《杂论著作集》），尤其是1736和1738年的那些篇目，还见于1773年他为撒克逊地区的学校制定的官方计划中（这得到Paulsen，ii 29-32 ² 的有力分析）。

[26] Urlichs，105 ² .

[27] 《自传叙述中的约翰·雅各布·赖斯克博士》 D. Johann Jacob Reiskens von ihm selbst aufgesetzte Lebensbeschreibung ，22，37以下。

[28] 《自传叙述中的约翰·雅各布·赖斯克博士》 D. Johann Jacob Reiskens von ihm selbst aufgesetzte Lebensbeschreibung ，67。

[29] 《自传叙述中的约翰·雅各布·赖斯克博士》 D. Johann Jacob Reiskens von ihm selbst aufgesetzte Lebensbeschreibung ，147。

[30] 《自传叙述中的约翰·雅各布·赖斯克博士》，70，Sie sind fl os ingenii mei , wenn man anders meinem ingenio nicht omnem florem abspricht 【若他人赞同吾之内心也是某种花朵的话，此书便是吾心灵之花】 。

[31] pp. 146-149.此书收入了Abresch，Askew，Gesner，Heilmann，Klotz，D'Orville，Reimar与Wesseling写给他的书信，其中还有一封来自温克尔曼。参看Morus，《赖斯克生平论述》 De vita Reiskii ，1777；S. G. Eck，在Frotscher的《修辞诸家述记》（1826），i 3-77；Wyttenbach，《书林评议》，iii（1）34，以及《杂著集》，i 413以下；《记忆女神》，i 57及viii 297-351；Mommsen，《瑞士联邦拉丁铭文集》 Inscriptiones Confoederationis Helveticae Latinae （1854），p. xii；Haupt，《杂著集》，iii 137以下；Jahn，《古物学通俗论文集》，26；L. Müller，《尼德兰古典语文学史》 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in den Niederlanden ，76注释；Bursian，i 407-416；以及Förster在《德意志传记大全》；《书信集》，Förster编订本，1897；Kämmel，《新年刊》，1908，200以下。

[32] “Burmannum de Bentleii doctrina metrorum Terentianorum judicare non potuisse” 【布尔曼与本特利关于泰伦提安之诗律的观点尚未得以验证】 （1787）。 NWbe/y+OFYS4vOafwGrN7NZuy0kLEieBduz4P9pFIhlh1scYBLJ16Hy8U85v+Q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