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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化史上灿烂的巨星。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而《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公认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一八八七年六月，法院检察官柯尼拜访托尔斯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控偷了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因此被判四个月监禁。陪审人员中有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发现罗扎丽原来是他的亲戚家的养女。几年前他客居彼得堡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姑娘怀孕后被赶出门来。后来姑娘生了孩子，孩子送进育婴堂，姑娘沦落为妓女。那青年良心发现，想方设法同女犯会面，并请求柯尼予以帮助，表示愿意同女犯结婚以赎罪。不幸那女犯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
这故事使托尔斯泰很受震动。他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小说。
他于一八八九年动笔。一八九五年完成第一稿。但他很不满意，认为小说容纳现实生活的广度和透视生活的深度都不合要求。后来又不断地探索，重写，先后六易其稿，到一八九九年才写成。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托尔斯泰在这十年中参观了许多监狱，到法庭旁听，接触了不少囚犯、法官、狱吏，到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断地深入观察和认识现实生活，深入地思考。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所得，融汇在艺术形象之中。实际上他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全部融汇在这部作品之中。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评论家也都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代表作。因为这不仅代表托尔斯泰的最高艺术成就，而且容纳了托尔斯泰对待社会、人生的全部思想，包含了他的全部先进思想，也包含了所谓他的思想缺陷。
《复活》写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精神的复活，主要是聂赫留朵夫精神的复活。小说中多次写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聂赫留朵夫大学时期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勃、有美好追求的青年，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后，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兽性的人统治了他，精神的人被压制了，沉睡了。他第二次见到玛丝洛娃，以及后来的七八年，便是兽性的人统治着他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将她抛弃，而使她沦落到后来的悲惨地步。直到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回想当年，抚今追昔，良心发现，精神的人苏醒了，渐渐战胜兽性的人，精神的人终于复活了。
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旦苏醒，他对一切的感觉都不同了。他常常有羞愧的感觉。他在玛丝洛娃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她的苦难是他造成的；他在农民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他的贵族生活靠的是农民的血汗。他感到又卑鄙又可耻。他感到自己一贯的所作所为是这样，感到自己这一阶层许多人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精神的人一旦复活，他就用全新的观点观察起社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事实上，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故事只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纽带，而大量篇幅写的正是聂赫留朵夫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聂赫留朵夫对待一些社会重要问题的见解和态度怎样呢？对待土地问题：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和水、空气一样，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地主不能继续霸占土地，必须把土地交给种地的人。怎样交法？聂赫留朵夫先后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交给农民去种，收取很低的地租；一是交给农民，地主不收取任何代价，只是让农民按土地质量拿出一些钱作为农民集体的公积金。他认识到，地主无权收取任何地租，所以认为后者更合理。
对待整个贵族阶级的态度：贵族阶级的人自认为是上等人，然而聂赫留朵夫看清了贵族阶级是肮脏的，其生活趣味是卑劣的。他认为真正的上等人是劳动者和革命者。他认为自己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也是卑劣、可耻的。他不但有这样的认识，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放弃土地，不要仆人，离开阔绰的家，搬进公寓，抛弃贵族生活。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背叛了自己的贵族阶级。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的聂赫留朵夫是这样，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高龄离家出走，突患肺炎死在阿斯塔波沃小站，以最决绝的态度表明了自己背叛贵族阶级的立场。
对待封建官僚制度：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的事到处奔波求情，从而展示了形形色色官僚的嘴脸。他们残忍暴戾，嗜血成性，背信弃义，口蜜腹剑，麻木不仁，贪赃枉法，而最可怕的是，有些人本来是善良宽厚的，一旦当了官，就不能不变得麻木、残忍起来。而且势必结成一伙，官官相护。这就不是若干人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官僚制度问题。在接近结尾时出现了一个彗星式的无名老头子，主张不要皇上，不要任何当官的。
对待宗教：认为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愚弄人民、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他赞成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平等的教义，认为教会的许多做法都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小说中对官办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接近结尾出现的无名老头子就说，各人相信自己的心灵，就不分什么教什么派了。就是主张凭良心办事。上帝就在每个人心中。
对待法律和监狱：依照聂赫留朵夫的看法，监狱里的罪犯，一部分是根本无罪的，一部分是因为精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水平，如革命者、罢工者，有一部分是犯了罪的，可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大。所谓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指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犯罪”。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这样说的：“法律哩！他们先把所有的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
对待革命者：聂赫留朵夫认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人，精神道德面貌高于一般水平。他本来因为革命者采取恐怖手段，对革命者有些反感，可是接近之后，才知道政府对他们太残酷，他们不得不采取恐怖手段。他最敬爱的克雷里佐夫，本来是个又斯文又和善的大学生，可是目睹残酷的现实之后，变成了民意党破坏小组的组长。
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聂赫留朵夫都表现出当时先进的观点。
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复活的过程，也是深刻认识社会和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塑造的美好女性形象。她原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被聂赫留朵夫诱奸怀孕后，被主人赶出门来，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沦落为妓女。因为想起过去的事太痛苦，就尽量不去想，浑浑噩噩，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遭诬陷，进监狱。直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她还习惯地把他看作风月场上的男人，对他媚笑，向他要钱。但正是这次见面，使她回想起过去，她精神的人也苏醒了。她的可贵的品性一次次表现出来。除了第一次见面要的那十个卢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要过。她总是在关心别人。每次见到聂赫留朵夫，都要求他为别人的事奔走。她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却不同意跟他结婚，因为她认为这对聂赫留朵夫不是幸福，而是一种拖累，她不愿接受他的牺牲。后来她在政治犯的影响下，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最后嫁给政治犯西蒙松，正是为了使聂赫留朵夫得到完全解脱。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女子，宁可离开一个贵族老爷，嫁一个服苦役的政治犯，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玛丝洛娃的精神的人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达到了崇高、完美的境界。
然而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不同，她只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美好形象，却不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不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复活》卷首引用了几段圣经，结尾引用得更多些。结尾与卷首所引圣经内容大致相同。有些评论家便认为这是本书主旨，是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归宿，认为这反映了托尔斯泰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内容，诸如“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等。其实不应该这样看。引用圣经是有针对性的。为的是要世人爱护、怜恤有罪的和无罪的罪犯。请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里的“弟兄”“迷路的羊”“同伴”显然指的是罪犯。用意是很清楚的。
接近结尾时像彗星一般出现的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确切地说，聂赫留朵夫只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无名老头子才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老头子的话是极其深刻和犀利的。在这样一部书的结尾，作者是应该有一番结论性的话要说的。怎样说呢，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一个人物来说呢？通过中心人物聂赫留朵夫，如果说得太露骨、太激烈，也许不符合人物性格，也许会引起审查机关注意。因此设计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一闪而过的、“疯疯傻傻”的无名老头子。借老头子之口，对宗教、法律、监狱、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批判。研究托尔斯泰思想的人，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人物的。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具有高超的艺术性、高度的真实性、深厚的人性。《复活》正是在这几方面都达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
关于艺术性，不少评论者都提到《复活》中使用的对比手法。是的，托尔斯泰最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开卷便写美好的春天，接着便写监狱的景象；当玛丝洛娃被押去受审时，聂赫留朵夫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聂赫留朵夫穿着干净衬衣坐在头等车厢的丝绒软椅上说笑，玛丝洛娃在凄风苦雨中跟着车厢奔跑；柯察金夫人一行往右一拐，朝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往左边走，朝三等车厢走去。举不胜举。此外，历来评论家都特别称道托尔斯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称道他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是用直叙的方法写出的，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却不是直叙，而是通过言语、表情写出的。不论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都将主人公丰富而多变化的心理活动写得十分合理，十分自然，十分细腻。
尽管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然而真正如实地描绘现实的作品是不多的。因为历来统治者都喜欢歌功颂德，忌恨揭露黑暗、丑恶面的作品。托尔斯泰却凭自己的胆识和良心，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官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群众的实质。《复活》写成后，当时的审查机关大加砍削，删节达五百余处，如描写监狱祈祷的两章，全部删去，只留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就这样，发表后还是触怒了教会。教会宣布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中表现出深厚的人性，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不是有口皆碑。多少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弱点，认为他所表现的人性是与阶级性相悖的。这是过去理论界“左”的思潮的一种表现。其实，聂赫留朵夫作为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代表者，对待不同的阶级是爱憎分明的。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是厌恶的。在《复活》第二部中写到，聂赫留朵夫乘车赴下诺夫哥罗德，有意避开柯察金公爵一家人，不坐头等车，而坐三等车，跟普通劳动者在一起。他和普通劳动者交谈之后，心里感到无比舒畅。他“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壮的四肢，那粗糙的土布衣服，那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正当情趣和苦乐之中”，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等社会”，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情趣”，就感到厌恶。可以说，聂赫留朵夫不但在理智上认识到应该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恨统治阶级，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站到了劳苦大众一边，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可见，托尔斯泰宣扬人性，不是否定阶级性，而是反对兽性。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也就是人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人性的人经常与兽性的人较量。当兽性的人占上风时，人性的人就被压抑了；等到人性的人复活了，兽性的人就败退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具体的人身上是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中何尝不是这样？！
《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
文学以情感人。《复活》正是充满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恶，对革命者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无怪乎《复活》感动了一代一代的读者，而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不朽名著。
力冈
一九九一年五月